眾所周知，
王安石
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
北宋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他在宋神宗的支援下，主持變法。史稱“
王安石變法
”。
變法遭到了守舊派的反對，在強大的壓力之下，王安石於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罷相；一年後被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即又罷相，退居江寧。
可見當時新舊兩派鬥爭之激烈！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保守派得勢，新法盡廢；一年後，王安石黯然病逝於鐘山，享年六十六歲。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
在王安石主持變法期間，出現了
“三不足”
之說，這也是歷史上著名的警句之一，即——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簡單來講，就是說：天象的變異不值得害怕，舊的傳統不能作為依據，流言蜚語用不著去顧慮。
過去，人們通常認為這是王安石說的；經過學者們的考辨，現在一般認為，
“三不足”說並非王安石提出的，而是反對派們對其思想言論的概括，或者說是安給王安石的“罪名”
。
據《論語·季氏》載，孔子曾說：“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
而“三不足”，就是比照著孔聖人的“三畏”來的——
在反對變法的人看來，王安石簡直就是一個大逆不道的亂臣賊子，“三不足”與聖人之言直接對立，離經叛道，自然是歪理邪說。
“三不足”
有意思的是，對於反對者攻擊自己的這三句話，王安石卻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
據南宋楊仲良《續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記載，宋神宗曾當面問王安石，是否聽說過“三不足”之說，王回答說：沒有聽說過。
接著，王安石就“三不足”的流言依次向宋神宗辯解道：
“陛下躬親庶政，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每事惟恐傷民，此亦是懼天變。”
就是說，皇帝陛下你這麼勤政，這麼努力了，事事考慮百姓福祉，難道還不是畏天變嗎？
（在反對派以天災異象攻擊新法時，王安石還曾上對宋神宗雲：
“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
“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佔，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人事之變無已，上下傳會，或遠或近，豈無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
不難看出，王安石並不是不懼天命，也非完全否認天人關係；而是認為
天道遠，人道邇，不能盲目地相信天人感應，關鍵還是要從人道出發，修人事以應天，修政以救災。絕不能因為天災異象之說影響新法的推行。
支援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
對於反對派“祖宗不足法”的指責，王安石則幾乎照單全收，認為“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
他以宋神宗的祖父宋仁宗（曾任用范仲淹等實施改革，史稱“慶曆新政”）為例，反問道：
“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
而對於“人言不足恤”的指責，王安石認為，宋神宗“詢納人言，事無大小，惟言之從”，這麼注意聽取意見了，難道還不是顧恤人言嗎？
但他同時又明確指出：“
人言固有不足恤者
”。只要行事符合義理，又何必顧恤人言？
經典有云：“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自己既未違反禮義，就不必顧慮別人的閒話了。
王安石變法最後以失敗告終
千百年來，“三不足”成為人們經常議論的話題。
過去抨擊此說的人比較多，有所謂“
最恨邪言‘三不足’，千年流毒臭聲遺
”；
近世以來，王安石作為改革家受到了充分肯定，“三不足”說也得到了更多的贊同。
著名哲學家
張岱年
先生曾寫作文化隨筆
《評“三不足”》
一文，對“三不足”進行了具體的分析——
首先，對於“天變不足畏”，張先生認為，
這表現了唯物主義的態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
荀子《天論》說：“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
意思是：大自然的執行有其自身規律，這個規律不會因為堯的聖明或桀的暴虐而改變。
到西漢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論，其實是比荀子倒退了。
也就是說，在張先生看來，“天變不足畏”是進步之說！
張岱年先生
其次，對於“祖宗不足法”，張先生認為，這是明顯的
法家觀點
。
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在秦國主持變法的
商鞅
曾說：“
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
張先生指出，法制應隨時改變，不宜守舊，這是正確的；但對於所謂“舊章”或“祖宗之法”，也要具體分析，不能說全不可改，也不能全盤否定，而是要應改則必改。
最後，對於“人言不足恤”，張先生認為，這個問題比較複雜。
儘管經典有云：“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但不顧恤人言，還是要以不違反禮義為必要條件；如果違反了禮義，還是應該顧恤人言的。
張先生認為，
在一般情況下，哪怕是沒有違反禮義，也仍應該博採眾議。
當然，他也指出，對於人言，要加以具體分析：對違反事實的虛妄之言，是可以不予顧恤的；但對於反映事實的真誠之言，則應加以重視。
畢竟，集思廣益，聽取、重視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是中國古代的一項優良傳統。
王安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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