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讀中國史連載195，
《隋唐史話》連載05（點選藍字可檢視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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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李淵的皇后生了4個兒子，長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玄霸（早亡），四子元吉。
太子建成經常在長安，輔佐李淵處理軍國大事。次子世民卻常領兵出征，不斷平定割據勢力，鎮壓各地起義軍，以擴大唐政府的佔領區，對唐朝立有很大功勞，威望甚高。
但李建成是長子，按照傳統的宗法制度，他應是李淵帝位的繼承者。秦王李世民既有戰功，野心又大，也想當皇帝，因此他們兄弟間爭奪皇位的鬥爭越來越激烈。
01、權力下的兄弟爭鬥
在雙方鬥爭中，齊王元吉是站在太子一邊的。他們雙方從地方到中央展開激烈爭奪。
在地方上，太子李建成和李世民也都設法培植自己的勢力，李世民在平定王世充和鎮壓農民軍時，積極招納山東豪傑。太子建成在河北作戰時，也極力拉攏羅藝，利用他在河北發展勢力。
由此看來，到武德末年，在最高統治集團內部，圍繞著太子建成和秦王世民，已經形成兩個集團。
唐高祖李淵是支援太子的。
這兩個集團在政治上存在很大分歧。李世民賞罰嚴明，注意論功行賞。例如武德四年（621），在中原打敗王世充以後，當時因淮安王李神通有戰功，李世民以陝東道行臺身份賜他數十頃田地。而李淵寵妃張婕妤的父親卻依仗裙帶關係，從李淵那裡弄去一道敕令，強迫李神通退田給他。
其次，對待突厥的侵犯，兩個集團也持不同態度。武德七年（624），頡利可汗從原州（甘肅固原）南侵，進逼關中。李淵、李建成、元吉、裴寂等都主張焚燬長安，遷都襄鄧， 並且派人外出勘查地形。當時李世民挺身而出，堅決反對遷都，主張嚴厲打擊突厥，制止了李淵、李建成的妥協活動。
武德七年以後，全國已經統一，唐王朝的統治地位已相當穩固。於是太子和秦王爭奪皇位的鬥爭日漸更加明朗化。
在一個霪雨連綿的下午，秦王正在專心致志地閱讀兵書，忽有衛士進來報告：“太子派人投書。”
秦王拆開一看，原來是太子請赴宴。王府親隨勸秦王提高警惕，最好不要去。秦王認為：過去兄弟之間雖然發生矛盾，也許還不會達到謀害親兄弟的地步，於是便前往東宮。
太子準備的宴席非常豐盛。席間，太子和齊王李元吉頻頻舉杯勸酒，不斷頌揚李世民的武功。喝著談著，忽然，秦王覺得頭暈目眩，兩腳發軟。李世民情知不妙，掙扎一下想站起來，但身不由己地倒在地上了。
這時窗外大雨滂沱，驚雷閃電映照在秦王慘白的臉上，非常可怕。齊王看見二哥倒下，便緊張起來，趕緊問太子：“這， 這，怎麼辦？”
太子把眼睛一瞪，喝道：“慌什麼？派人送回去。”
李世民回到秦王府，灌了許多解毒藥，吐了不少苦水，才保住性命。父親李淵曉得這件事以後，狠狠地申斥了太子一預。
太子見秦王沒死，還不甘心，就慫恿李淵到郊外打獵，並要求秦王陪駕前往。父皇命令，秦王只好跟隨出行。
太子叫部下給秦王備了一匹烈性馬。秦王沒有想到太子又在耍陰謀，在打獵場上，縱馬操弓，追趕一頭鹿。突然，烈馬野性發作，仰頸狂跳，把秦王甩出一丈多遠，險些摔死。
02、玄武門之變
秦王府的兵精將猛，是眾所周知的事。為了削弱秦王的勢力，太子和齊王絞盡腦汁設法瓦解秦王的隊伍。凡是有調兵遣將的機會，他總是竭力設法把秦王的部將調開。
秦王李世民針鋒相對，也加強自己的軍事力量。武德九年 （626），他曾派張亮帶領1000餘人，帶著大董金帛到東都一帶，“陰引山東豪傑＂。
在設法爭奪太子的人員方面，也取得了顯著效果。
武德九年（626）六月的一天夜裡，在秦王府的內殿，高燒著紅燭，殿外站著一列衛士，秦王在這裡召開秘密會議。秦王和長孫無忌走進內殿，後面跟著兩個身穿道服的人，衛士正想攔阻，秦王對衛士揮一揮手，就放他們進去了。
兩個穿道服的，正是秦王邀來的房玄齡和杜如晦，他們是為了躲避別人耳目特意化了裝的。
緊接著，尉遲恭也進來了。房玄齡先發言：“目前太子和齊王日夜想謀害大王。一旦發生事變，不僅大王有生命危險，社稷更不堪設想。俗語說得好，‘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現在是劍拔弩張，一觸即發，正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希望大王以果斷方式消滅未來的禍亂。”
杜如晦表示支援。
秦王說：“不知有多少人這樣勸我，難道一定不能避免流血嗎？我們還有其他辦法沒有？”
尉遲恭怒氣衝衝地說：“現在和大王最親近的只剩我們幾個人，齊王還在皇帝面前耍陰謀，說我會打仗，要我率領精銳部隊跟他出徵。有朝一日我帶部隊離開秦王以後，大禍就要臨頭。請大王快下決心，先發制人，否則為人所制。”
這時衛士進來報告說，東宮的官員王晊求見。
秦王會過王晊回到內殿，按捺不住心頭怒火，說：“王晊從東宮來告密，說太子和齊王已計議好，最近齊王出征，想借給齊王餞行的機會，席間殺我。真沒想到，太子的手段竟這樣毒辣！”
“王晊是深明大義的人，東宮傳來的訊息當然是千真萬確的了。“長孫無忌說。
秦王慨嘆道：“我總希望王晊講的不會變成事實。”
“大王，先發制人，後發為人所制。現在大禍迫在眉睫，對太子不能抱任何幻想了。＂房玄齡說。
尉遲恭憤慨地說：“等太子發動時，大王還有什麼辦法可以應付呢？假若大王不立即採取行動，我情願上山去當土匪，不願再跟從大王了，免得被太子抓去殺頭。”
“大王如果不接受我們的請求，不設法除掉太子，我們也和尉遲恭一道當土匪去了。”幾個人同聲說。
最後，秦王感嘆地說：“既然如此，我也不好違反大家的意志。“
接著，李世民連夜做出佈置。把守玄武門的中郎將常何明面上是太子的人，實際已歸附李世民。因此，李世民可以一大早提前進入玄武門埋伏。
第二天日上三竿，只見太子和齊王騎著馬，帶領衛士，緩步走進玄武門。把守玄武門的常何等他們走遠了，迅速把門牢牢關閉，埋伏在門內的秦王士兵迅速行動，很快就把太子和齊王一起殺死。
事出突然，太子的翊衛車騎將軍馮翊和馮立聞訊率東宮2000餘騎趕來。但由於把守玄武門的中郎將常何已投向秦王，守門衛士拒不開門，門外的守軍奮力抵抗。
副護軍薛萬徹等見在玄武門外戰鬥無濟於事，便想調轉馬頭進攻秦王府。正在這個時候，尉遲恭用長矛挑著太子的人頭跑出玄武門，向太子的兵士喊道：“奉皇帝陛下敕令，已殺了造反的太子和齊王。我們只殺罪魁禍首，不殺他人，希望你們趕快放下武器！”
馮翊和謝叔方見了太子和齊王的首級，呆若木雞。秦王又高聲喊道：“識時務者為俊傑，現在太子和齊王已被斬首，你們何必再替他們賣命！”
東宮的將士聽到秦王的勸告，都紛紛放下武器。薛萬徹不聽勸告，帶著數十騎，殺出陣外，奔終南山去了。
謝叔方眼看太子的人馬逃散投降，下馬嚎啕大哭，秦王以好言勸慰，並赦他無罪。
對於太子集團的其他文臣武將，只要他們表示願意和秦王合作，也都被任用，並給以應得的禮遇。秦王這樣做，團結了大多數，擴大了他的政權的基礎。
數日後，唐高祖李淵立李世民為皇太子，並且宣佈：“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奏聞。”李世民實際上已經當了皇帝。
七月，李世民改組朝廷，任房玄齡為中書令，高士廉為侍中，封德彝為尚書右僕射。
第二年正月，李世民改元貞觀，正式當了名實相符的皇帝。李淵被尊為太上皇。
03、納諫與任賢
從貞觀元年（627）到二十三年（649），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統治時期。史家稱這一段時期的統治為“貞觀之治”。
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在封建社會閃爍著特異的光彩。它的出現，和唐太宗肯於兼聽納諫有密切關係。
唐太宗的注意納諫，和當時的歷史條件以及太宗的個人經歷有著密切關係。
隋末農民起義，地域之廣，規模之大，都超過前代，顯示了極大的威力。唐太宗親眼看到隋朝的滅亡。他總結隋亡的原因，是因為煬帝荒淫無度，違背君道，而“臣下鉗口”，皇帝“不聞其過”，更不能及時改過。
隋煬帝不是沒有才能的，但他“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最終，不免滅亡。
這些教訓，使李世民銘刻於心。他認為人君即令是“聖哲”的，也應當“虛己以受人”。這樣才能“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因此他特別重視“納諫”。
其中最突出的，有以下幾件事。
武德九年（626），太宗派使臣徵兵，封德彝建議：中男雖未滿18歲，身強力壯的也可當兵。唐太宗批准了他的建議，已經寫好了詔令。但是魏徵堅持認為不能這樣做。
唐太宗很生氣，對他大加指責。魏徵回答說：“竭澤而漁，暫時雖然有魚吃，但是，一次把大小魚都撈盡了，以後就無魚可捕。同樣道理，假若毀林打獵，雖然暫時可得來不少野獸，但是將來就永遠打不到野獸了。如果叫全國的中男都去當兵，那麼租調徭役由什麼人負擔呢？況且兵不在多，全在統帥得當，何必拿幼小的人湊數呢？”
唐太宗一想，魏徵說得很有道理，便接受了他的意見，撤銷關於中男當兵的詔令。
貞觀四年（630），唐太宗打算到洛陽巡遊，於是下令修洛陽乾元殿。給事中張玄素上書反對，他說：“因巡遊東都，先修宮室，這不是當前的急務。當年平定王世充時，凡隋朝宏大奢侈的宮殿都拆毀了，取得了人民的擁護。現在還不到十年，又建豪華的宮殿，為什麼以前的壞事，又去學他呢？關中是全國的要地，應千方百計設法使其保持穩定。目前民生凋敝，陛下這樣做，就是走隋煬帝的老路，那弊害，恐怕比隋煬帝時還甚呢。”
唐太宗反問：“你這是說我不如隋煬帝，比夏桀、商紂還要差呢？”
張玄素說：“如果這項工程不停，將來的命運和桀紂同樣可悲。”
唐太宗接受了張玄素的建議，說：“這是我考慮的不周。既然如此，就停建吧。”
唐太宗納諫的事例很多。他不僅能納諫，並且主動採取措施引導大臣評論朝政，提出改進意見。例如：太宗登基不久，上朝的態度十分嚴肅，弄得大臣們戰戰兢兢，很長時間沒有人敢發表意見。
唐太宗發現這個問題以後，主動改變作風，自己有意識找大臣交談，擺出一副和顏悅色的面孔，以減少大臣的畏懼情緒。對敢於批評朝政的大臣，給予賞賜。
有一次，唐太宗準備把元律師判處死刑，當時孫伏伽不以為然，批評太宗說：“元律師沒犯重罪，陛下判刑過嚴，實際這是濫加酷刑。”
李世民接受了孫伏伽的批評，並且把價值一百萬的蘭陵公主園賞給他。有人議論說：“賞賜得過分優厚了。”
唐太宗說：“我從登基以來，大臣沒有敢批評朝政的，這次厚賞孫伏伽，就是為了鼓勵大家關心朝政多提意見。”
其次，唐太宗為了給大臣創造批評朝政的條件，建立了一種新制度，即允許諫官史官參加政事堂會議。實行這種制度以後，諫官能及時瞭解朝政內幕，宰相不敢謊報政績。軍國大政如果有錯誤，諫官有權當面指責。
同時，史官參加政事堂會議，可以及時瞭解皇帝和宰相的言行，然後根據第一手材料編寫起居注，對於封建統治者是一種有效監督。
另一方面，唐太宗採取多種多樣的形式叫臣下把意見反映出來。一是令文臣武將寫書面材料；二是太宗自已先提出具體問題，主動聽取大臣的意見；三是組織大臣進行辯論，擇善而從。
例如，貞觀九年（631），太宗令文武大臣寫書面材料評論朝政。當時有個叫馬周的人，在中郎將常何家做幕僚。常何本人目不識丁，於是請馬周代筆，寫出20條建議。唐太宗看了常何送來的書面意見，表示非常滿意，並且嘉獎了他。但也知道常何目不識丁，一定是別人所寫，便問了一句。
常何面紅耳赤地說：“這些意見是我的客人馬周代筆的。”太宗立即召見馬周，和他談了一席話以後，提拔他任監察御史，後來還當了宰相。
兼聽納諫以外，唐太宗還注意任用賢才。唐太宗認為：“為政之要，惟在得人“。他經常和大臣們討論用人問題。
他曾對魏徵說：“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
魏徵也說過：“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這也就是唐太宗用人的標準。他從執政以來，就千方百計蒐羅人才。他聽說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有才，便親自召見，問以治國之道，玄素對答如流，太宗點頭稱讚， 提拔他當了侍御史。
另一方面，太宗注意從官員的實際表現中考察發掘人才。例如，貞觀八年，太宗修洛陽宮，當時中牟縣丞皇甫德參上疏犯顏直諫，太宗認為此人忠直可嘉，立即提拔為監察御史。
貞觀十四年（640）冬十月，唐太宗到東都附近狩獵，縣丞劉仁軌上奏說：“今秋收成不好，民收穫十才一二，使之供承獵事，動費一二萬功，實妨農事。”太宗聽了很受感動，立即停止打獵，並提升劉仁軌為新安縣令。
唐太宗用人的另一個特點是“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從各方面網羅賢才。
比如魏徵，先是跟從過李密和竇建德，以後又充當太子李建成的謀士，還曾幫李建成策劃消滅秦王。玄武門政變以後，唐太宗卻依然任用他為諫議大夫，以後又提升為尚書右丞。李建成的其他部下如王珪、薛萬徹及一些農民起義領袖，如李勣、程知節（咬金）、秦瓊等，也都被太宗任用，並取得高官顯職。
唐太宗不僅重視京官，而且重視外職。他認為都督刺史是親民之官，“實理亂所繫，尤須得人”，便把全國各州刺史的姓名都寫在屏風上，隨時記下他們的善惡事蹟，以備賞罰。
貞觀八年（630），還派遣李靖等13人為黜陟大使，到全國各地巡查，對有功的官員予以升遷，對貪汙失職的官員加以懲罰。
04、“國家大事唯賞與罰”
唐太宗政治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加強法治，限制貴族官僚恣意橫行。這些活動，有利於社會發展。
唐太宗認為：賞罰是國家大事，假若被賞的是有功的人，無功者自然後退了。犯罪的人及時受懲罰，那些作惡的就能懸崖勒馬。因此，賞罰問題必須嚴肅對待。
可見唐太宗非常重視法治，他把法治作為施政綱領，用賞罰兩種手段推動各種事業前進。
為了明確賞罰的標準，他首先抓了國家立法工作。任命長孫無忌和房玄齡修改《武德律》，制定《貞觀律》。《貞觀律》中的刑罰，比《隋律》減輕了一些。其中去掉了死刑92條，減流為徒者71條，其餘變重為輕者也很多。
後來長孫無忌又組織19名法學家，專門為《唐律》作注，即《唐律疏議》。這是封建社會最完備的法典，五代以後各朝法律大都以此為本酌加增改。
此外，唐初又定“令“”1546條。所謂“令”，就是國家的制度和政令。同時還修改了武德九年（626）的制敕，把3000條精簡為700條，稱為“格”。“格”就是文武百官的職責範圍，作為考核官員的依據。最後又定出尚書各部和諸寺、監、十六衛的工作章程，稱為“式”。
”律、令、格、式”的內容包羅永珍，從國家政治制度到社會經濟生活，以及民間的婚喪嫁娶等方面，都有詳細規範。凡是違犯＂律、令、格、式”的，“一斷以律＂。所謂“律”，就是刑律，是用以定刑判罪的條例。
唐太宗的立法思想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強調立法要慎重、穩定和簡明；二是法律和倫理道德相結合。
他反對經常變更法律，變更多了必然陷於繁瑣，以致使執法人員無法遵循，具體執行時容易營私舞弊。另一方面，太宗主張簡化法律條文，反對把一種罪分為很多條。
在他的思想指導之下，唐初法律經過幾次刪改以後，條文確實大大簡化了。
唐律體現了倫理道德和法律的密切結合。西漢統治者用《春秋》斷獄；東漢以來，法律逐漸與三綱五常結合，至唐更進一步，有意識地使“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
為了使國家的＂律、令、格、式”能貫徹執行，唐朝還設有御史臺，掌管糾察彈劾事宜。唐太宗主張嚴懲貪汙分子，當時京官“犯贓者”必須上報皇帝，處以重刑。凡主管官員利用職務之便進行貪汙者，一尺杖百，十五匹判處絞刑。
唐太宗還經常派負責大臣到各地訪察，發現問題及時處理。貞觀二十年（646），懲罰一批犯法官員，其中判死刑者7名，流徒數百名。例如滄州刺史常辯，由於罪行嚴重，唐太宗在朝集使（各道駐京代表）面前殺了他，以便各級官員嚴以律己，不敢隨便貪汙。
法治精神貫徹的好壞，關鍵在皇帝的態度。魏徵對唐太宗說：“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就是說，如果皇帝不以身作則，臣下很難守文奉法。
皇帝有生殺之權，自己守法是比較困難的。唐太宗吸取隋朝滅亡的教訓，執法較嚴。甚至對於自己的子女也不例外，如吳王恪，因好打獵，損害了農民的莊稼，被御史柳範彈劾， 結果“免官，削戶三百”。
唐太宗在執法方面也能主動聽取大臣的意見，一旦發現執法有錯，便及時改正。
貞觀元年（627），郗縣令裴仁軌私役門夫，唐太宗要殺他。殿中侍御史李乾祐進諫說：“法律是陛下和天下人共同所有的。裴仁軌犯了輕罪，卻受死刑，這樣就把刑法搗亂了，別人就不好依從了。“唐太宗很高興，不僅撤銷了自己的錯誤判決，還破格提升了李乾祐的官職。
廣州都督黨仁弘犯罪當死，唐太宗覺得他過去有功，而且又年老體弱，想免他死罪。太宗自己不願開曲法的先例，於是他召集一些老臣說：“法是大公無私的，不可因私人感情而破壞，以致使國法喪失威嚴。現在我思想上同情黨仁弘，企圖赦免他，這就是亂法。這種想法上負於天，我要向上天請罪三日。＂
房玄齡說：“生殺之權操在人君之手，用不著這樣譴責自己。”在取得群臣的諒解以後，取消了黨仁弘的死刑，把他削職為民。
唐初法治另一特點是重證據重事實，反對逼供。在唐律的《配》篇中規定，法官審理案件時，必須根據具體情節審察罪狀，反覆查證。假若證據不足，還需要拷問被告時，不許單人進行，必須和所屬長官一同立案審判拷訊。凡違犯上述規定者，要打60大板。
另一方面，假若被告人的犯罪事實確鑿，具有可靠的人證物證，即使被告人自己拒不認罪，也可以根據罪證來判決。
不僅如此，而且唐律還規定，政府除了解犯罪者的行為和後果以外，還要了解犯罪的動機是否是出於有意識，把犯罪的情況作出全面分析以後，再量刑定罪。
例如長安令楊纂，在處理“袁氏妖逆”案件時，在審查後找不到可靠犯罪證據，就沒有定罪。
又如，當刑部尚書張亮揭發侯君集約他共同謀反時，唐太宗說：“這件事如果叫大理寺審理，侯君集必要矢口否認，如果他以‘兩人相證，事未可知’為理由來反駁，我們毫無辦法。”
因此，唐太宗未處理這一問題。不僅叫侯君集照常當官，而且按原計劃把他的畫像陳列在凌煙閣。但是，後來侯君集謀反之事暴露了，太宗根據其罪證判他死刑，梟首示眾，並＂籍沒其家”。
另一方面，貞觀年間還注意保護好人，嚴防壞人栽贓陷害。
《唐律》規定：“諸誣告人者，各反坐。”這就是說，以其誣告別人罪狀的刑罰來處分誣告者。例如高能生就是因為他誣陷大將李靖，把他削職徙邊的。
為了減少錯案，唐初允許被告人自己申辯。法官如果拒不接受，有意阻撓被告人申辯，即是犯罪行為，要打50或100大板。
唐太宗時期，雖然也有冤假錯案，但一般能夠及時糾正。例如，劉世讓原是幷州行軍大總管，突厥貴族非常恨他，用反間計，誣陷他與突厥可汗通謀叛國。皇帝信以為真，不加細察，便殺了劉世讓，其財產也被查抄沒收。
到了貞觀時期，突厥投降的貴族說：“過去劉世讓根本沒有與突厥通謀，你們當時中了反間計。“
唐太宗重新調查了劉世讓的案件，證明劉世讓無罪，就給劉世讓平了反。
當時還有一個大臣劉文靜，他是太原起兵的發起人之一，是李唐王朝建國的元勳。被河東大族裴寂誣陷，慘遭殺戮。唐太宗掌權以後，發現了劉文靜的冤案，終於平反昭雪，“追復官爵”。
由於貞觀時期法治較嚴，重視證據，嚴禁逼供，所以當時判死刑者很少，唐太宗在位時期史書記載只有29人。
因此可以說，唐太宗是我國封建時代地主階級中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在推翻腐朽的隋王朝、統一全國的戰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他統治的貞觀年間，以亡隋為戒，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繼續進行改革。
他的“用人唯賢”和納諫，又保證了這些改革措施的實現，重建並鞏固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促進了社會的經濟文化的發展，使唐王朝成為我國曆史上最強盛的封建王國。
本文內容編選自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與“讀史”聯袂打造的中國讀本《經典中國通史》之《隋唐史話》。
《經典中國通史》全套共有16本，分別是：《夏商史話》《西周史話》《春秋史話》《戰國史話》《秦漢史話（上）》《秦漢史話（下）》《三國史話》《兩晉南北朝史話》《隋唐史話（上）》《隋唐史話（下）》《五代史話》《宋朝史話》《元朝史話》《明朝史話》《清前期史話》《晚清史話》。
這套書是由十多位出生於上世紀上半葉的老一輩歷史學家，耗時數年，精心編撰而成。從夏商到晚清的歷史遷徙，五千年華夏史全景描繪，專業權威，又通俗易懂，老少皆宜，傳世經典，值得學習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