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替蔣琬做蜀漢首席執政官的，是十三年前，諸葛亮在臨終前內定的隔代接班人費禕。
從輩分上來看，費禕和蔣琬是同一代人，費禕在蜀漢官場廝混的時間甚至還早於蔣琬。如果從性格上來看，二人的區別則比較明顯。蔣琬穩重，按現在的話說比較內向，而費禕性格外向。
對於費禕，諸葛亮是很欣賞的。在諸葛亮征服南中回京後，蜀漢高層百官全都出城迎接諸葛丞相，論官銜，費禕不過是個黃門侍郎，但諸葛亮卻做出一個驚人決定：邀請費禕上他的專車，其他大佬全都步行入城，眾人皆驚。
南征回來的諸葛亮已經四十四歲了，諸葛亮開始有計劃地培養事業接班人。諸葛亮在選定蔣琬做二代接班人的時候，就同時敲定了費禕來接蔣琬的班。
費禕被諸葛亮確定為第三任首席執政官以後，諸葛亮開始有意識地培養費禕的參政能力。諸葛亮為了北伐曹魏，不計前嫌地和孫權結成戰略聯盟，至於出使東吳的人選，諸葛亮選擇了費禕。
費禕性格外向，機智多變，由他出面和孫權周旋再合適不過了。孫權和費禕一樣，都是活蹦亂跳的猴子性格，費禕在出使東吳期間，和孫權非常的投脾氣。孫權對費禕的印象非常好，每次費禕來到東吳，孫權都把費禕當成自己的哥們兒，好吃好喝好招待。
費禕是個能守住底線的人，無論和孫權的私交如何，在國家尊嚴上，費禕是半步不讓的。在孫權給費禕舉辦的接風宴會上，東吳政壇精英諸葛恪、羊衜，也包括孫權本人，經常借天下大勢對費禕發難。費禕見過大場面，並不怵東吳精英，席間“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
在當時吳強蜀弱的形勢下，費禕出色的外交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替蜀漢掙得了不少面子，讓孫權看到蜀漢雖弱猶不可欺，對鞏固吳蜀聯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諸葛亮執政晚期，費禕的工作重點從外交轉向了內政。在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蔣琬病逝之後，費禕正式走上歷史的前臺，成為蜀漢毫無爭議的帶頭大哥。
蜀漢統治五十年間，可以明顯地分為兩個階段，一是絕對君權（相權）階段，一是弱勢相權階段。從公元214年至公元234年這二十一年間，屬於絕對君權（相權）時期，劉備和諸葛亮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威望。
自諸葛亮星落五丈原後，蜀漢的強人時代徹底結束，無論是蔣琬還是費禕，他們的執政集體都是典型的文官政府。當形勢趨於穩定之後，由強人政治過渡到文官政治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在諸葛亮時代，皇帝劉禪幾乎就是一個高階的政治花瓶，除了名分外，一無所有。但在諸葛亮死後，劉禪開始收回權力，蜀漢的權力格局從一超獨大變成了君權和相權的互相制約。
由於蔣琬和費禕沒有諸葛亮頭上的那層神一般的光環，所以他們也沒有在劉禪面前擺譜的資格。如果說諸葛亮是劉禪的父親，那蔣費二人就是劉禪聘用的職業經理人。
蔣琬和費禕對自己的地位非常清楚，他們絕不會效仿諸葛亮那樣對劉禪居高臨下。在二人鎮守漢中期間，雖然他們是當朝執政，但無論做出什麼決定，他們都事先向劉禪請示，得到皇帝批准後才具體實施。
雖然這是明顯的走過場，但這個過場是必須要走的。蔣琬和費禕沒有諸葛亮那樣的絕對權威，至少在軍界是如此，所以他們要想順利地施政，必須舉起劉禪這塊黃金招牌，用皇帝的名義來鎮住軍界強人，這也是文官政治中不可避免的現象。
至於這個所謂的軍界強人，且不說蔣琬時代，在費禕時代，這個軍界強人實際上指的就是大將軍姜維。姜維是諸葛亮在軍事上的繼承人，所以姜維對北伐有著一種天然的衝動。
在對待魏國的戰略問題上，費禕和姜維有著明顯的衝突，姜維是堅決的主戰派，而費禕則是個主和派。費禕曾經對姜維說過一段非常有名的話：“伯約成天鼓動北伐，我們比諸葛丞相何如？諸葛丞相五次伐魏，猶不能勝，何況我們？不如保境安民，守住咱這一畝三分地，就是天大的成功。至於北伐，交給子孫們辦吧。如果伯約一味主戰，萬一事敗，後果可不是你我等輩能承擔起的！”
從整個蜀漢五十年曆史上來看，費禕的戰略主張是蜀漢伐魏大目標的一種“逆退”，背離了蜀漢立國的根本。但現實一點講，費禕的保守又是非常明智的，魏蜀兩國實力懸殊實在太大，蜀滅魏的可能性有多大？估計差不多是猴子打敗老虎的可能性。
諸葛亮時代五次北伐，消耗了大量國力資源，對國力弱小的蜀漢來說是一種沉重的負擔，當初蔣琬放棄走中路的考慮，也是從蜀漢國力弱小的現實出發的。
但姜維卻堅持認為北伐可取，每每攘臂大言，要借羌胡之力，一舉克平隴右。費禕很討厭這個愣頭青，在他執政的五年裡，有意識地限制姜維的好戰思想。
蜀漢的大掌櫃是費禕，軍政財權一把抓，費禕每次撥給姜維的軍隊數量，沒有超過一萬人的。如果你姜伯約有本事，那就以弱勝強去吧，反正別想從我這裡拔毛。終費禕執政時代，姜維始終被費禕牢牢壓制，姜維窩了一肚子的火，但又無可奈何。
費禕執政的這八年（246—253年），正是三國時代相對比較平和的時期。三國之間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爭，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內政上，比如魏司馬懿殺曹爽奪權，東吳孫和、孫霸爭儲，都發生在這個時期。
在諸葛亮、蔣琬執政時代，蜀漢國力沒少被折騰，確實需要一個喘息的機會。對一個國家來說，一味好戰是非常危險的，要知進知退。和平與戰爭的時機選擇，是一門藝術。
費禕作為諸葛亮欽定的隔代接班人，在歷史上的評價很高，王夫之就說：“蔣琬死，費禕刺，蜀漢之亡必也，無人故也。”但蜀漢時代對費禕的評價卻不是很高，在延熙九年（公元246年）九月蔣琬剛死後，費禕濫施寬仁，無故大赦，遭到大司農孟光好一頓罵。
由於有了諸葛亮這塊政治模板，無論費禕做什麼，時人都會拿他們做比較。諸葛亮走的是法家路線，輕易不言赦，蜀人好評如潮。費禕站在了諸葛亮的對立面，自然不受當時人的好評。“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
而費禕恰好相反，他信奉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信條，他相信世界上只有好人，沒有壞人。不管是什麼人，也不管人家底細如何，只要費禕瞧得上眼的，就和人家勾肩搭背，稱兄道弟，好不親熱。費禕的這種性格最終為他帶來了殺身大禍，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春，費禕在漢壽舉行新春宴會，所有頭面人物都到場吃喝。席間有一個前不久被姜維俘獲的魏國將軍郭循（也稱郭修、郭隨），趁費禕喝醉了酒，執刀上前，當場刺死費禕。
費禕為人過於豪爽，不察細務。郭循當初被俘後，本來是想刺殺蜀主劉禪的，但被劉禪身邊人發現了，沒能得手。以費禕的地位，應該是知道這件事的，怎麼就半點不設防？還是在於他相信一切的人性本能，尤其是新附降人，幾乎都可以不費力地接近費禕。對於費禕這種不論親疏皆可近之的性格，越巂太守張嶷就曾經敲打過費禕：“老兄你不要輕易相信那些降人，誰知道他們是不是魏國臥底？萬一他們要在你面前使壞，你能防得了嗎？”費禕把張嶷的善言當成耳旁風，最終喪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