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來得有點突然，作為唐穆宗的第五個兒子，唐敬宗和唐文宗的弟弟，王爺李炎眼看著大唐皇帝寶坐在哥哥們的屁股下面挪來挪去，原想著自己沒這個福分，只能以錦衣玉食的王爺身份終老一生，卻沒有想到在哥哥文宗死後，會在宦官和後黨們的利益博弈中鬼使神差的成為了唐王朝第十五任CEO。歷史上的唐武宗因為崇道滅佛而被人們記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武宗李炎還是中晚唐那些懦弱昏庸的皇帝中，一位極少見的頗有作為的皇帝，尤其是他對於吏治的整頓，即旗幟鮮明的反對腐敗，在帝國的廉政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武宗原來叫做李瀍（Chán），李炎是他死前十幾天才為自己改的名字，這個名字比較通俗，再加上武宗主政以後政治改革方面的風風火火，我們就叫他李炎好了。李炎這個人不簡單，身材高大，面相威猛，李唐家族返祖現象在他身上充分顯現。因為長期耳聞目睹宮廷政治鬥爭的慘烈，所以其性情豪爽剛毅，喜怒不形於色。武宗很有政治手腕，因為皇位得益於大宦官仇士良和魚弘志的鼎立相助，所以他即位以後採取欲擒故縱的方法，然後不動聲色的剷除了這些威脅皇權的政治毒瘤。李炎最大的好處是虛心納諫，並且知人善用，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君臣之間相得益彰大刀闊斧的吏治整頓就此拉開了序幕。

唐武宗李炎整頓吏治，反對官員腐敗主要有以下幾大措施。一是裁撤冗員，對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員不遺餘力的進行裁減，唐朝自武周朝以來，特別是武則天鼓勵告密，並給告密者許以高官厚祿以後，因為合法官位不夠，於是又增加了大量的只領俸祿不幹實事的裡行、拾遺、補闕、御史等閒官差，致使朝廷上下充斥著大量冗員，既使政府辦事效率低下，又使帝國公務開支龐大，唐帝國已經到了入不敷出，財政枯竭的地步。會昌四年，即公元844年，唐武宗聽從國家總理大臣李德裕上書建議，全國一下子裁減了各級冗員2000多人，按照唐朝時全國人口和官員比例來看，這個數字還是比較驚人的，此項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中國最難的改革是什麼？是針對人的改革，想想我們現在的步履維艱的人事制度改革，就可想而知武宗對於吏治改革的決心和魄力。

二是以高壓政策，嚴刑峻法反對官員貪腐。這是武宗吏治改革最突出的內容最主要的表現形式，亂世用重典，武宗朝立法極其嚴峻，尤其是對貪官汙吏的懲治，基本上做到了從重從嚴，雷霆萬鈞，且絕不故息養奸，這與武宗還是潁王時耳濡目睹朝廷上下貪汙賄賂成風，官員沆瀣一氣有關。不反腐敗，唐王朝舉步維艱，反腐敗，帝國則有可能走向新生。開成五年，即公元840年，武宗即位伊始，在大赦天下的詔書中就明確宣佈，除十惡、叛逆、殺人和官員貪贓外，一切皆可赦免。將官員貪贓與謀反和十惡不赦大罪並列，顯示了武宗反腐的決心和力度。李德裕當了宰相以後，全國開始大範圍的反腐肅貪，公元841年正月，武宗再次下詔，要求全國執行統一標準，凡文武官員貪贓絹三十匹者，一律處死。二月再下詔，凡官員貪汙滿千錢者，處以極刑。武宗李炎在位六年，自始至終保持了肅貪政策的連續性。

三是嚴禁官員借婚喪嫁娶大肆斂財。這一條與現行中紀委有關規定不謀而合，而武宗李炎很有可能是歷史上最早的首創者。會昌元年即公元841年11月，御史臺上書皇帝武宗，說京城文武百官以及平民百姓皆以喪葬事宜，逾越禮法，靡費錢財，奏請皇帝禁止此種流弊。武宗在當王爺時就深知此種官場風俗，極易導致官員們變相行賄受賄，藉機斂財，而敗壞吏治。這種請客送禮風還有可能使官員相互勾結，深陷朋黨之爭。於是下旨，限制官員借婚喪嫁娶事宜叨擾民眾，嚴禁藉機斂財，損壞政風民風，這是武宗明確要求官員廉潔從政的又一大舉措。

四是嚴禁官員從事高利貸和典當行業，不準與民爭利。會昌五年，即公元485年，武宗下詔“古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人爭業，然後利可均布，人可家足。如聞朝列衣冠，代承華胄，或在清途，私置質庫，與人爭利。今日以後並禁斷。仍委御史臺察訪聞奏。”唐朝時有官辦高利貸機構，禁止官員私放貸款，可以增加國庫收入，這可能是武宗的真實想法。但官員放貸，顯然有權錢交易的弊端，官員還可以利用手中職權胡作非為，並對民間正常的借貸產生巨大的影響和衝擊，擾亂唐朝金融市場。武宗嚴辭禁止，客觀上起到了保護民眾以及促使政府公務員廉潔從政的作用。

五是實行高薪養廉，對官員發放“養廉銀”。傳統認為清朝的官俸較少，所以雍正皇帝才想出了這個招術，以“養廉銀”緩解官員收入過少的窘狀。其實中國歷史上不少朝代都採用過此招，現代術語叫做高薪養廉。唐朝官員收入也不高，而且許多地方即使微薄的薪金也未發放到位，這就直接影響到了官員從政的積極性，併為貪腐造成口實。武宗敏銳的發現了這個問題，並制定措施及時穩定官員隊伍。其一，要求國家有關部門嚴格官員薪俸發放，及時兌付。二是給官員加薪，在原來基礎上發放兩月俸祿，促使官員奉公守法。其三，提高邊遠貧窮地方官員待遇，改變國家公務人員只想做京官不想去偏僻之地現狀，併為此專設觀察使監督執行。其四國家借款給官員償還債務。給官員加薪，雖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官員貪汙腐敗的問題，但是對武宗朝吏治清明的積極促進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唐武宗李炎不惜下大力氣的整頓吏治和反腐肅貪其作用到底有多大？史料不甚祥細，但是武宗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在他執政五年之後，公元845年，李炎在詔書中講道“由是退惡進賢，化行令舉，刑奸贓之吏，破黷貨之家，此宗社降靈，助成時政”，也就是說，他殫精竭慮大刀闊斧的改變吏治，對於結果作為皇帝他還是較為滿意的。在他和李德裕的君臣戮力同心的合作下，唐帝國也多少恢復了一些元氣，歷史評價武宗李炎執政的這段時期，史稱“會昌中興”，也算是對這位頗有作為的皇帝的肯定。清朝士人王士禎甚至大加溢美之詞“武宗之治，幾復開元、元和之盛”，似乎多少就有些過了。

可惜唐武宗李炎在位僅六年，後來因寵通道士誤服丹藥年僅32歲就已駕崩，雖然會昌年間的吏治整頓和反腐肅貪也只是唐帝國最後的迴光返照，並未能扼制住唐朝走向衰落的大趨勢。但不管怎麼說，唐武宗李炎還是一位比較有作為的皇帝，他在任期間，唐朝相對經濟景氣，國力相對強盛，吏治也有了較大改觀，要不然也不會取得數次對回鶻戰役的勝利和對叛軍劉稹的絕對優勢和平定，這也是他之所以死後廟號“武宗”的原因，而這一切的成就皆源於武宗朝的吏治整頓、反腐肅貪，使唐帝國煥發了短暫的生機，這一點無論如何在歷史上也是應該值得首肯和褒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