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慶祝建黨100週年，“好書府”推出“

行閱，紅色北京

”特別欄目，講述北京紅色文化中的物質文化遺產及其背後的故事。閱讀文字，行走北京，希望透過我們分享的書籍和去處，幫助大家更好地學習黨史，共同迎接黨的百年誕辰。

本期地標

三一八慘案發生地

（張自忠路3號）

這裡舊稱鐵獅子衚衕，原為段祺瑞執政府舊址。1926年3月18日上午，北京60多個團體和80餘所大中學校人員，在天安門前舉行“反對八國通牒國民大會”。會後，遊行群眾結隊前往鐵獅子衚衕段祺瑞執政府請願。中共北方區委和北京地委領導人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陳為人、劉伯莊等也都參加了遊行。當隊伍來到鐵獅子衚衕執政府門前時，遭到執政府衛隊的殘酷鎮壓，當場打死47人，199人受傷。其中，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劉和珍、燕京大學學生魏士毅等當場犧牲，李大釗、陳喬年等人受傷。

1984年5月，段祺瑞執政府舊址被公佈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1992年，共青團北京市東城區委等單位在三一八慘案發生地建立紀念碑，將其列為東城區青少年教育基地。2002年9月，此處被公佈為東城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06年5月，被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背後的故事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

1926年3月18日，正在女師大讀書的許廣平把剛抄完的《小說舊聞鈔》送到宮門口西三條21號魯迅的寓所，撂下抄稿，轉身要走。魯迅問：“為什麼這樣匆促？”許廣平答：“要去請願。”

這一天，數十個團體及80餘所學校，包括學生、工人、市民等各界群眾共計1萬餘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通牒國民大會”，抗議日本軍艦侵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及美、英、日、法、意、荷、比、西八國無理通牒的罪行，並安排會後到段祺瑞執政府請願。作為女師大學生領袖的許廣平，自然不會缺席。在大隊伍集合之前，她抽空把抄好的稿子先送到魯迅家。

得知許廣平要去請願，魯迅不以為然：“請願請願，天天請願，我還有些東西等著要抄呢！”聽先生這麼一說，許廣平不好違拗，只得鑽進南屋抄起稿來。歷史就是這樣玄妙，魯迅的一句話很可能救了她一命。

“寫著寫著，忽然有人來報信：‘鐵獅子衚衕段執政命令軍警關起兩扇鐵門，拿機關槍向群眾掃射，死傷多少還不知道。’”後來許廣平這樣回憶。一聽這話，她扔下筆，跑回學校。不多時，看到同學劉和珍、楊德群的屍體被抬了回來。

屠殺就這樣開始了。“全場除‘噼啪’的槍聲外，是一片大靜默，絕無一些人聲。什麼‘哭聲震天’，只是記者先生們的‘想當然耳’。”當時任教清華大學的朱自清在文章中這樣寫道。第一次槍聲響了四五分鐘，共放了好幾排槍。槍聲稍停，朱自清隨著人流往外跑。此時，他身旁的夥伴已經中槍倒下了。

後來，李大釗之女李星華回憶，李大釗險些喪命於衛兵的槍下。當時，一個衛兵正要向李大釗開槍，忽聽旁邊有人喊：“不要開槍，拿活的！拿活的！”李大釗扭頭一看是個警察。不過，那警察並沒有抓他，而是向東邊一指，小聲說：“朝那邊走！快走，快走！”李大釗跌跌撞撞往南走，後來躲進一個小飯鋪，才算脫險。

這一天，包括劉和珍、楊德群在內的47人倒在段祺瑞執政府衛兵的槍下，其中最小的年僅12歲。正如魯迅所說“這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魯迅連續寫了7篇檄文，包括名篇《記念劉和珍君》和《淡淡的血痕中》。

慘案發生後，中國知識分子和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用“同仇敵愾”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中國知識階層無論其政治觀點與學術觀點有怎樣的不同，均紛紛痛斥執政府和段祺瑞的行為是“倒行逆施”的“暴行”，“是政府自棄於人民矣”，“是民國曆史上黑暗的一頁”。學人如蔣夢麟、傅斯年、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聞一多、王世傑、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凌叔華、邵飄萍、陶孟和等，均有文字見諸報端；梁啟超剛剛動完手術，猶不忘口誅筆伐；劉半農與趙元任再一次詞曲璧合，哀聲悽楚，傳唱京城；魯迅則有《記念劉和珍君》等文，尤為悲天憫人……民意不可違。

諸多媒體也加入譴責屠殺暴行的行列，如《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週刊》《晨報》《現代評論》等。特別是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發表訊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道慘案真相，在慘案發生後的12天內，就連續發表113篇訊息、評論、通電。《京報》副刊也發表了有關文章103篇。

強大的民意壓力使曾被譏為“花瓶”的國會破天荒地召集非常會議，透過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調查取證並正式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311條之重大嫌疑。”

3月18日下午，憤怒到極點的魯迅在《無花的薔薇之二》中筆鋒一轉寫道——

已不是寫什麼“無花的薔薇”的時候了。

雖然寫的多是刺，也還要些和平的心。

現在，聽說北京城中，已經施行了大殺戮了。

當我寫出上面這些無聊的文字的時候，正是許多青年受彈飲刃的時候。

嗚呼，人和人的魂靈，是不相通的。

歷史不應忘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