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言九林

編輯丨吳酉仁

宋徽宗政和年間，開封城內有個機構叫

後苑作

，後苑作裡有個小人物叫杜公才。

後苑作的全稱是後苑造作所。按《宋會要輯稿·職官》的記載，這個機構在正常狀態下，應該負責宮中及皇族婚娶物品的製造。它的下面共設有“七十四作”，包括縷金作、腰帶作、琥珀作、雕木作、樂器作、裁縫作等等。皆是為皇宮及皇族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務。

然而，在宋徽宗時代，後苑作的工作範圍擴大了。因宋徽宗窮奢極欲導致“內外之費浸以不給”，後苑作也開始承擔起了給皇帝搞錢的任務。當時，後苑作的頭目是宦官楊戩，杜公才是後苑作裡的一個小小“使臣”，地位大體相當於胥吏。

《清明上河圖》裡衙門前慵懶昏睡的差役

據《九朝編年備要》，小胥吏杜公才跑去給上司楊戩出了一個搜刮民財的壞主意：

“京西舊多曠土，寶元康定間時輕其賦，募民墾闢，地無遺利。政和初，始議増稅，民已不能支。未幾，後苑作使臣杜公才獻言汝州有地可為稻田，乃置稻田務，主以內侍楊戩，皆按契劵而以樂尺打量，其贏則拘入官。而又並河東北三路，皆括之。於是大擾，農民困敝，僅能輸公田錢，而正稅不充矣。”（［宋］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八）

大意是：因黃河氾濫決堤改道之類的原因，京西各州以前有很多荒地。宋仁宗寶元、康定年間，以低於常規水平的賦稅標準招募百姓前來墾荒，將這些荒地全利用了起來。到了宋徽宗政和初年，朝廷對這些土地實施增稅政策，百姓們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然後，在後苑作裡做事的小人物杜公才給上司楊戩獻策說，汝州的耕地其實可以變成官營稻田，於是朝廷重設了“稻田務”這個機構——該機構始設於五代，後唐、後周都搞過，是專門從事水稻生產的官營機構。北宋初年也在汝州搞過，具體做法是官府成立機構，招募農民來耕作，並設定“團長”來管理這些農民。究其實質，“稻田務”相當於官營農場，裡面的農民相當於官營農場的勞工。後來，因官營農場的經濟效益太低，遠不如將土地交給農民自由耕種然後徵收賦稅划算，汝州的“稻田務”大約在宋仁宗時代被取消了。

舊的稻田務已經取消，其管理的田地也早已分配給了百姓。重建稻田務需要有官營土地，這些土地從哪裡來？當然只能從百姓們身上搜刮。搜刮的方法是“皆按契劵而以樂尺打量”——契劵就是土地憑證，樂尺指的是宋徽宗新頒行的“大晟樂尺”。

舊尺子丈量出來的1畝地，用這種新尺子丈量約等於1.0849畝，也就是有8.49%的面積會多餘出來。所謂“其贏則拘入官”，正是指用新尺子多丈量出來的這8.49%的面積，就直接歸官營“稻田務”所有了

——與舊“稻田務”要參與經營不同，新“稻田務”只負責針對這多量出來的8。49%的面積徵收新的“公田錢”。

宋徽宗搞的那個“大晟樂尺”，與一個叫做魏漢律的小人物有關。此人本是蜀地的一名黥卒，因見宋徽宗自號“道君皇帝”，遂轉行去做方士，與當時的權臣蔡京搭上了線。魏漢律鼓搗出一套“理論”，說皇帝代表天意，以前的夏禹就是“以身為度”，用自己的身體作為制定度量衡的標準。如今大宋正值盛世，也

該用宋徽宗的身體來制定新的度量衡

，於是測量了宋徽宗的手指尺寸，以之為依據重新制定了所謂的“大晟樂尺”。

宋徽宗像

杜公才與楊戩，正是窺準了大晟樂尺比舊尺要短這個“漏洞”，且知道無人敢公然反對大晟樂尺，才會想出這種刻剝百姓的“好主意”。《九朝編年備要》說他們先在汝州搞試點，然後又推廣至“河東北三路”。《宋史·食貨上二》說他們在汝州試點成功後，又在“府畿”施行，將新政策從“稻田務”改名為“公田”（這就更加名正言順了，稻田務是官營農場，含有經營之意；公田則只對應收公田錢而已，沒有其他任何成本）；再然後，

實施範圍又擴張為“南暨襄唐，西及澠池，北逾大河”，也就是整個北方的主要農耕區都被覆蓋到了

。所有百姓的耕地都必須接受新尺子的重新丈量，多出來的就是屬於朝廷的公田，就得給朝廷繳納公田錢。交完這筆公田錢後，百姓們往往連常規正稅也交不起了。

杜公才與楊戩開了壞頭，其他機構隨後跟上。

《九朝編年備要》記載說，“時內侍張玉營繕所亦效後苑公田所為，取足無算”，由另一個宦官張玉主管的“營繕所”也照搬了後苑作這套東西，從百姓們身上榨取了無數錢財。後來楊戩死了，在宋徽宗的主持下，後苑作與營繕所的汲取業務全部併入到了另一個機構“西城所”，由宦官頭目李彥負責主持，“其縱暴病民又甚於前矣”，西城所的規模與權力更大，對百姓造成的傷害也更大。《宋史·食貨上二》說，“盡山東、河朔天荒逃田與河堤退灘租稅舉入焉”——

連山東、河朔之地的荒田、逃田

（百姓不堪重負棄地逃亡）

與河堤灘塗等，也都成了蒐括的目標。

杜公才是個滿肚子壞水的小人物，宋徽宗時代正是極適合他“發揮才能”的舞臺。據《宋史·楊戩傳》，為了謀求個人的榮華富貴，杜公才還給楊戩出過另一個增加政府收入的壞主意：

“有胥吏杜公才者獻策於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州，浸淫於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覆不可減，號為西城所。”

意思是：杜公才對楊戩說，可以立法去查驗百姓的田契。北宋不禁止土地自由買賣，百姓們手上的田產往往經歷了多次轉手。查驗田契時專門追溯這個轉手經過。

甲能證明手裡的田地是從乙手裡買的，那就再追究乙；乙能證明田地是從丙手裡買的，那就再追究丙。這樣一層層追上去，追到拿不出證明了，那就自然“證明”該土地以前屬於“公田”，要按新政策繳納公田錢。

這套辦法始於汝州，後來擴張至京東西和淮西北。搞到最後，連廢堤、棄堰、荒山、退灘與河流積淤之地都要給朝廷交公田錢。而且一旦確定了公田錢數額，以後哪怕這些荒地、灘塗被沖掉了，消失了，公田錢是不能免的。

由小人物杜公才開啟的這項暴政，實施到最後已不止侷限於耕地，連水面也成了所謂的公田，要向西城所納公田錢。

《宋史·楊戩傳》裡說，山東平原上的“築山濼”，是古代“鉅野澤”的遺留，它綿亙數百里，橫跨濟、鄆數州，許多百姓靠著這片水澤求生，西城所卻將水澤收歸公田，“立租算船納直，犯者盜執之”，設立租賦標準按船收錢，誰不交錢就按盜賊的標準抓起來處置。

這個“築山濼”有可能是宋人筆下“梁山濼”的一部分，或者就是“梁山濼”的另一種稱呼。宋人記載，“梁山濼”也位於山東平原的濟州與鄆州一帶，其形成與黃河決口有關——自後晉至北宋神宗時代，黃河發生了三次大決口，決口讓汴、曹、單、濮、鄆、澶、濟、徐等州的諸多水系匯為一處，造就了周圍達八百餘里的“梁山濼”。

電視劇《水滸傳》中的梁山泊

據宋人李光《莊簡集》記載，

在宋徽宗時代，這八百里梁山水泊也要交公田錢

：

“（王）子獻為京東轉運使，將梁山濼收入西城所，遍詣州縣，自濟、兗、鄆、濮、興仁、廣濟等處，為之騷然，迫脅官吏，抑勒細民，有不承佃者，便枷項送獄，人人惴恐，莫保性命。蒲、魚、荷、芡之利皆日計月課，纖悉無遺，遂致濼傍之人無所衣食，強者結集為寇盜，弱者轉徙乎溝壑。”

意思是：在京東轉運使王子獻的積極控制下，所有依賴梁山泊為生的百姓都要給西城所交稅；有敢逃避公田錢者會被枷鎖起來送入大牢。湖泊所有出產都在課稅範圍。其結果是梁山泊周邊百姓中的強者淪為盜賊，弱者死於溝壑。

這些史實告訴我們，南宋開始流傳的“水滸故事”（《水滸傳》成型於元明時代，但水滸故事在南宋民間便已有流傳）選定以梁山泊為主要活躍舞臺，絕非偶然。

靠著杜公才提供的那些壞到流膿的主意，楊戩在斂財方面深得宋徽宗歡心。他大約死於1121年，也就是靖康之變的六年前，死後獲贈太師與吳國公頭銜。小胥吏杜公才的卒年不詳，《宋史》僅記載他靠著這些壞主意被提拔成了觀察使，追逐到了他想要的榮華富貴。

在所有的水滸故事裡，都見不到杜公才的身影。這意味著，民間記憶已將這個作惡多端的小人物遺忘了。

（來源：騰訊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