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是隋煬帝楊廣發明的，他強化了隋文帝分科考試的宗旨，創立進士科，標誌著科舉制的真正誕生。科舉制誕生意味著選官制度的顛覆性變革，標誌著長期以來被貴族壟斷的政治格局被打破。
隋朝的統治一瞬即逝，隨後唐朝並沒有否定隋朝的制度建設，而是繼續沿用它，比如三省六部制、科舉制等等。唐朝科舉制絕不是照搬隋朝的，而是不斷在革新。
比如唐太宗貞觀年間，在科舉考試中設立進士、明經兩科，武則天時期增加了武舉和殿試環節，唐玄宗開元年間又將詩賦納入到科舉考試的範圍。
儘管唐朝科舉制進行了諸多建設，但唐代科舉考試的狀元並不受重用，他更多是名義上的，遠不及宋朝狀元登第榮光，可以出將入相，擔任政府部門的要職，其中因由大抵和唐朝的社會風貌有關。
一、唐代狀元的處境
隋朝創立科舉的時候，並沒有狀元之說，整個隋朝共舉辦過五次科舉考試，總共錄取秀才、進士十二人，因統治時期太短，科舉影響力有限，狀元之制沒有實行。
唐朝依規而行，仍然採用隋朝的科舉制，但又有新發展。“狀元”一詞始於唐代。唐制規定，舉人赴京應禮部試者皆須投狀，因稱其首者為狀元，故有狀元一說，可以說，狀元是科舉考試進一步完善的產物。
1。唐朝第一個狀元
舉凡整個唐朝，一共產生過251個狀元，第一個狀元產生於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當時考取的進士只有四人，第一名是孫伏伽，他是中國歷史上有據可查的第一位狀元。
《登科記考》有言：“進士，隋大業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孫伏伽皆隋之進士也明矣。”，可以知道，早在隋朝時，孫伏伽已經是進士及第了，到了唐朝，他更進一步，考上了狀元。
從孫伏伽之後的履歷可以看出，他高中狀元，名列甲榜第一名後，並沒有被賜予很高的官職。直到玄武門事變後，他被賜職武城縣男，仕途才有進一步的發展。
之後孫伏伽官遷至大理寺卿，相當於現在的法院院長，掌管司法。以他的狀元之才論之，擔任的職位其實有些低了，並沒有達到治國之中樞的程度。
古代終究是人情社會，掌握刑獄司法算是治國之枝節，這也是為什麼提到孫伏伽這個第一人狀元時，後代的史書裡沒有大書特書的原因，因為他的職位是邊緣化的。
孫伏伽作為一個標誌性例子，可以看出唐朝初年統治者對於狀元的定位，是遊離於核心政權之外的，並沒有讓其統御一方，或者在中央擔任三省六部的職位。
2。唐朝狀元群體
孫伏伽之後，還可以再細分下整個狀元群體，可見其端倪。唐朝251個狀元中，能查出家世的有74人，這74人中，出身於官僚階層的有69人，佔比93%。
再從家世的角度來考慮，唐朝可查狀元中，家世顯赫者佔比79。73%，出身庶族寒門的佔比僅7%。具有極大的不對等性。這些家世顯赫的人員中，皇室宗親、官僚出身的比比皆是。
再從區域劃分來看，唐朝狀元的籍貫中，絕大多數出自於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即黃河流域的陝西、河南、山西等地，北方佔比多，而南方所佔比重極其小。北方狀元的戶籍再詳加檢視，會發現其家族做官的居大多數。
從以上的觀察結果可以看出，唐朝的狀元群體，依然是一種隱形的貴族群體。其彰顯的是科舉制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如擴大取士途徑，讓更多的寒門子弟參與進來，革新官僚機構。
說明唐朝狀元的本質，是上層社會內部的權力外分配，是中下層地主階層從傳統豪族中分權，跟廣大的庶族士子沒有任何關係。所以唐朝的狀元更像門蔭。
唐朝的狀元，沒有經過嚴格的選材途徑篩選，其真才實學是飽受質疑的。它不過是皇族對於功臣或者官僚的一種賞賜，是徒有其表的，相應地，這些群體不會被委以政治上的重任。
《新唐書》《舊唐書》記載的狀元，比如王維、柳公權、李固言等，雖是狀元，但只稱自己是“中進士第”，可知狀元只是個頭銜，有和沒有都一樣，這恐怕也與狀元的合理性有關。
唐朝的狀元身份的認定，缺失了制度上的合理性。它更像是約定俗成的一種契約。只是作為平衡政治勢力的緩衝，也可以看出，唐朝的皇權並沒有集中。
二、唐朝狀元為何不受重用
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使得唐朝狀元成為了一種政治上的擺設，無論是社會上層還是下層都不以考上狀元為榮呢。這裡面涉及到的，不止是狀元定位的問題，更是科舉制在唐朝的尷尬處境。
除此之外，也與唐朝的政治生態有密切關係。唐朝的政生態構依然延續著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內在氣質，進而擴充套件到選官和用人上，才會有不同於後世朝代的狀元處境。
1。唐朝科舉制的缺失
唐朝雖然已經有了科舉制，但是科舉制並不完善，依然處於初創階段，它屬於新興制度，從社會接受度來看，遠不能同宋朝同日而語。
錢穆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寫道：“宋代的科舉制度的完善，使他們可以選拔出更優秀的人才，狀元不再是一種符號，而是對官僚體系強有力地補充，這是宋的成就之一”。
言外之意，唐朝的狀元更像是一種符號，不具備實際意義，沒有補充官僚系統的功能。由狀元廣而言之，唐朝的科舉制度建設並不到位，呈現出時代交替的印記。
唐朝科舉制的不完善，首先表現在唐朝取士間隔時間長，而名額又太少。唐朝科舉取士並不是每年都會舉報的，有時長達數年都不會舉辦，完全是看統治者的心情。
唐朝取士的名額也不像宋朝那樣，動輒五六百人的錄取人數，唐朝科舉制錄取人數只有寥寥幾人，或者幾十人。取士人數的稀少，意味著其構成的官僚體系是處於劣勢的，致使無法形成與貴族的抗衡之勢。
唐朝科舉制還形成一種隱性的對抗，也就是狀元與進士群體不是一路人，狀元很多是經過內部操作選上的，其依然屬於權貴階層。而很多進士是由庶族階層進入的，由此來看，狀元的設定是與科舉制初衷不符的。
從狀元設定來看，唐朝科舉制存在不少漏洞，比如從透明度來看，唐朝科舉是沒有宋朝的謄錄糊名彌封的。還有所謂的通關節，主要是指在考前和主考官約定，用不著在考場內、答卷上或閱卷時作弊。
所以唐朝科舉制依然是貴族階層可操縱的制度，它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取士的公平性，首當其衝的便是狀元制度，所以可想狀元在唐朝的處境。
另外唐朝雖然在武則天時期設定了殿試製度，但是和宋朝時的殿試是不同的，宋朝殿試高中之人被稱為天子門生，而唐朝顯然沒上升到這個級別，殿試取士沒有那麼隆重，還隨皇帝愛好而定。
唐朝殿試製度的不健全，造成了狀元選拔的不嚴謹，其選拔的狀元真才實學，是受到質疑的，這一切君王都是瞭如指掌的，所以不會去重用狀元。
2。唐朝政治體制
唐朝社會相較於前代是開放的，比如它的政治體制的特點就是兼收幷蓄，可以吸納不同的人才服務於政治，當時下層士人甚至外族人都可以在唐朝為官。
但是並不代表一種普及性，相反它帶有新舊時代交替的烙印，所以如何去定義唐朝社會呢，事實上唐朝處於半貴族社會，魏晉時期計程車族特權在唐朝並未完全褪去。
武則天時期科舉取士的意願性要強於唐朝其他皇帝，出現這種情況就是由於原來的關隴貴族勢力過於龐大，他們內心是不支援武則天的，所以武則天想要透過科舉制，讓更多的下層庶族士子為她所用，進而穩固政權。
這樣的政治體制下，並不會賦予狀元超然物外的地位和權力，狀元更像是平衡庶族與士族力量的緩衝器，他形式上的意義要大於實際上的，更像是一塊“雞肋”。
再者唐朝社會由於貴族的存在，君主的權力並不是集中的，唐朝的名相很多，比如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張九齡等等，他們取得突出成就其實是與權力劃等號的。
皇權與相權是此消彼長的關係，相權過大自然皇權就受到削弱。而且隨著募兵制的推行，安史之亂的產生，地方的權力得到無限度擴張，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中央與地方力量失衡的情形下，皇權再次受到削弱。
皇權無法形成集權，造成的影響是好的制度無法全力推行，這也是科舉制以及狀元難以形成影響力的根源所在。
結語
唐朝作為封建社會最發達的朝代，其制度的建設意義要遠大於實際應用，所以狀元不受重用的情況是受當時社會環境所限，但是殿試與狀元的推行，進一步完善了科舉制度，為宋朝科舉興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參考文獻
《新唐書》
《舊唐書》
《中國科舉史》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