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煙海的歷史典籍裡，記載周人“君子之戰”的資料非常多。
《呂氏春秋·慎大覽·貴因》就記下了這麼一件事：在周武王率軍第一次東征的半路上，碰到了被商紂王派來偵查周人動向的膠鬲。
周武王讓人將膠鬲請進軍營，卻沒想膠鬲見面就問：“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周武王也毫不掩飾，答道：“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還不甘心，繼續問：“竭至？”周武王直接回答：“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
可沒想到，膠鬲走了後，連續數日都大雨傾盆，東征大軍前行異常困難。可此時，周武王卻突然下令，要求軍隊加快步伐，不得停下來休息！帶兵的將領們都急壞了，聲稱大雨天行軍極為困難，要求歇息一陣等雨停了再走。周武王卻憂心忡忡地答道：“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
周武王
按照某些現代人的觀點，周武王東征路上的這個故事，充分體現了周人有多麼講究戰爭之禮，牧野之戰就是一場“君子之戰”。可週人東征時，包含八個同盟國在內，總兵力都不超過五萬；而牧野之戰中，商人總兵力是周人數倍——周武王真這麼老實，就能確定周人的五萬人能確定戰勝商人的十多萬、甚至數十萬軍隊，敢在決戰前將自身虛實和盤托出？
事實上，即便是周武王主動告知了決戰日期，在牧野決戰時周人也並非就是完全光明正大。同樣是《呂氏春秋》，還有周人在牧野之戰前策反商人高層膠鬲與微子的記載。也就是說，膠鬲雖然被商紂王派去偵查周人動向，可其本人早就被周人收買，成為周人臥底了！牧野之戰中，商人軍隊大部倒戈，可以判斷出就是周人臥底事前策反的結果。所以，牧野之戰前即便周武王事先告知了周人的行動計劃，這場戰爭也並非純粹意義上的所謂“君子之戰”。
周人並非某些現代人所想象的那麼迂直。
至於進入春秋後，東周各諸侯國之戰往往涉及生死存亡，就更談不上所謂的“君子之戰”了。
周平王
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西周覆滅，在“二王並立”時期的競爭過程中，周平王為獲得正統周王地位與鄭國、晉國聯合，開始了漫長的東遷準備工作。在此過程中，鄭國先後滅了鄶國、東虢國、鄢國、胡國等等諸侯國。在滅鄶國的過程中，鄭桓公就與老情人鄶國夫人裡應外合，設下了重重圈套誘使鄶國國君上當，致使他在國內瘋狂殺戮大臣，而鄭桓公趁機以清除暴君的名義吞併了鄶國，成功地奠定了鄭國東遷的基礎；鄭武公在滅胡國的過程中，先將女兒嫁給了胡國國君，為騙取胡國國君信任，還悍然殺死了建議伐湖的大夫關其思，後來卻趁胡國國君不備，滅了胡國……。
鄭國在春秋初擴張時如此不“君子”，晉國在征服汾水流域的過程中，想來也不例外。然而，正是有了鄭國和晉國在春秋初期的爾虞我詐，才奠定了東周王室成功東遷的基礎。
春秋序幕拉開之際，已出現瞭如此多的“非君子”之事，再自欺欺人地宣揚春秋時期是“君子之戰”，就是騙人了。
以《左傳》記載的歷史為例，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鄭伯克段於鄢的歷史事件中，就充滿了爾虞我詐的權謀；周桓王二年（前718年）鄭、衛北制之戰，鄭人就採取了背後偷襲的不光彩戰術；周桓王六年（前714年），鄭人在對抗入侵的北戎之時，就採取了非正面對決的三面埋伏之計；周桓王十七年（前703年），楚人聯合巴人伐鄧，就採取了詐敗之計；周莊王十三年（前684年），魯、齊、宋乘丘之戰中，魯人就將馬匹套上虎皮偷襲宋軍，取得大勝；周惠王十九年（前658年），晉獻公始行假道伐虢之計，五年後先後滅了虢國和虞國……。
鄭國、魯國、楚國、晉國，先後進入了較“智”而不是較“力”的階段，足以證明春秋的戰事從來就不是所謂的“君子之戰”。哪個國君還會傻乎乎地認不清形勢，執著於所謂的“戰爭之禮”？
宋襄公
唯一的例外，就是宋襄公。
在周王國的體系下，宋國原本就較為特殊：宋人是殷商之後，周人以客禮待之，所以宋國是周王國“三恪”之一。宋國在周王國框架內，屬於地位最高的公爵，超然於一般諸侯國之上。不但如此，周王室還特許宋國保有天子之樂，幾乎就將宋國視為與周王室對等的一個獨立國家了。但在宋國周邊，卻分佈著一堆周人的封國：東邊是魯國、郕國、齊國；北邊是衛國、曹國；南邊是蔡國、息國、胡國等等眾多小國；西邊就是成周洛邑……。因此，宋國名義上地位極高，可實際上週人對其也戒備森嚴。
一方面，宋人超然於一般人之上；另一方面，現實中殷商後裔卻在周人嚴密看管之下，成了周王國體系下的二等公民。所以，宋人既有商王國時期藐視天下的高貴氣概，又存在不屑與周邊周人降低到同一層次使詐的心態。在歷史和現實的矛盾衝突之下，在春秋禮崩樂壞的大動盪期裡，就誕生了宋襄公這樣的奇葩。
在齊桓公之後，宋襄公想重振殷商雄風，卻又自視甚高，不屑學習鄭、晉、齊、魯、楚等等國家爾虞我詐的卑微伎倆，結果卻被楚成王玩弄於股掌之中：盂地會盟時被楚成王挾持為人質、去攻打宋國；泓水之戰中又因不肯半渡而擊，反倒被楚人擊敗，為天下人所笑……。
事後，宋襄公那段話成了某些人春秋“君子之戰”的依據：“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除了宋人在戰爭中經常出現這樣的“君子”外，他國士兵在戰爭中就很少出現這樣的奇葩了。
即便是宋人，對這種所謂的“戰爭禮”並不贊同。宋襄公的庶兄公子目夷就強烈地批評他：“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讚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我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可見，所謂“戰爭之禮”的說法，在春秋時根本就非公認，也就談不上所謂的“春秋時期君子之戰”了。至於說戰國無義戰，那什麼時候的戰爭又是“有義”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