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琦：情緒空繚亂，不是穩重花
北宋一朝是文臣的天堂，但聲名顯赫之人必是以詩文顯天下，這一時代的文臣幾乎個個都能詩能詞，這同他們步入政壇的經歷有關，因為他們都是透過科考入仕，而詩詞是必考之科目，特別是在北宋前期所佔比例還相當大。
要當官必須先進“作協”，這在宋代大概是個鐵則，但有些名臣雖然也混進了“作協”，但詩文水平如那後世的乾隆一般，也嚴重影響了他們的聲名，如富弼，如王曾，比起晏殊或范仲淹來，就差得不是一星半點了。
韓琦在這點上似乎有些上不上，下不下的感覺，他一生所作詩文也很是不少，光詩就留下近千首，但除了下面這首《點絳唇》，大概沒幾首值得人們點讚的名作。
病起懨懨，畫堂花謝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胭脂淚。
惆悵前春，誰向花前醉？愁無際。武陵回睇，人遠波空翠。
這首小令歷代的評價是很高的，其情景交融，詞意悽婉，亦花亦人，深情幽韻，由落花而傷春，由傷春而懷人，很是感人，稱為宋詞中的精品當不為過。
韓琦是北宋名相，他一生出將入相，立兩帝，執政三朝，執政中華；封王拜公，功業煊赫，在最近熱播的電視劇《清平樂》中，他的戲份很多，可以說是與仁宗相始終的重要角色，而且似乎也是僅次於仁宗的正一號人物。
不過，我很長時間以來，對韓琦是沒有什麼感覺的，甚至是有些負面的，儘管我知道後世對他的評價很高，是個正色立朝的正人君子，但於我來說，一看見他的名字，便立即聯想起張元的那首詩，“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輦，猶自說兵機。”
這是一首侮辱性極強的詩，是韓琦在西北同西夏對陣時，慘遭好水川大敗後，那為李元昊軍師的張元，看著遍地宋軍屍體時寫下的歪詩，洋洋自得，遂寫這首詩，極盡諷刺之能事，這也許是韓琦心中永遠的痛。
大宋朝自太祖趙匡胤後，實行的重文輕武國策，戰力是日漸孱弱，加上河西馬場的丟失，同彪悍的西夏人對陣已是有些力不從心了，在對西北的防禦中，主帥夏竦和副帥范仲淹是主張紮寨固守的，而年輕氣盛的宋仁宗及副帥之一的韓琦則是主張進攻的。
儘管後世，甚至當時，人們並沒有將戰敗的責任讓韓琦承擔，因為很大程度上是主將任福的驕縱輕敵所致，但卻也因張元的這首詩，無形中使韓琦成為敗軍之將的代名詞，當然，那夏竦也是跟著躺槍了。
韓琦是相州安陽人，字稚圭，自號贛叟，為世代官宦之家，但他是其父在知泉州時與家中婢女所生，所以，他在家中的地們應該不是很高。
四歲時父親離世，雪上加霜使得他更覺孤單，他是由兄長們撫養長大，儘管如此但韓琦卻是個奇才，不僅學習刻苦，且“端重寡言”不喜嬉戲，經史子集多有涉獵，學問過人。
果然，弱冠之年他參加科舉考試便得探花，通判淄州，其後便一路得到升遷，官運亨通，成為朝堂上前途無量的年輕官員，受到皇帝及當時執政的太后劉娥的青睞。
他性情耿直，敢言直諫，是妥妥的憤青一枚，在任左司諫時，曾一紙彈劾，將四位宰執拉於馬下，即歷史上有名的“片紙落去四宰執”，這在當時引起了轟動，在朝野頗負盛名，可以說這時的韓琦堪稱後進新銳的代表人物，仁宗皇帝也暗自將其納為心腹。
時值西北李元昊作亂，韓琦作為夏竦的副手，同范仲淹一起，去邊地抵禦那兇悍的西夏人，他根據當時邊軍的糜爛以及制度上的缺陷，向皇帝上書了很多有建設性的看法，當時的宰輔王曾就言道，“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
但由於大宋王朝我重文輕武的國策所限，很多問題都未能得到根本的解決，以至於在對陣西夏的三次主要戰役中，三戰皆北，最後依然是以錢帛買安寧，對西夏一直採取守勢，這西夏是直到更為強大的蒙古人崛起後，才將其滅國。
韓琦真是有些不值，因張元的那首詩而擔了罪名，要說他在對外禦敵上沒有太多的出彩之處，卻也沒有冤枉他，不過，在對內方面，無論是外放還是在朝堂之上，他可圈可點處還是很多的。
在外放巴蜀會安撫使時，正好發生了饑荒，特別是我們當時的廣元，當時叫利州，尤為嚴重，韓琦多方協調，處置妥當，撫慰災民，使得四川不致民變而安穩，為此而遷陝西安撫使，也正是他在陝西的經歷，仁宗才將其放置在對西夏作戰的前線。
韓琦真正進入中樞是在他48歲之際，他擔任樞密使，成為全國武裝力量最高領導，同時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和集賢殿大學士，掌握了很大的權力，他勤勉自律，任勞任怨，為大宋朝的穩定和發展而做出了貢獻，亦可以說，北宋朝的繁榮和富裕，文治昌盛，海晏河清，韓琦功不可沒。
然而，作為仁宗所倚重的股肱之臣，我覺得韓琦是有，負于于仁宗，原因是他後來支援英宗尊生父為皇考，這便是轟動一時的“濮議之爭”，而韓琦是這一事件中舉足輕重的決定性人物。
眾所周知，仁宗無子嗣，這在封建王朝中可謂是最讓人擔憂之事，為此只好收了個宗室子為繼，名叫趙曙，即後來的宋英宗，及趙曙即位後，其生父已死，於是，這趙曙便想抬高其生父的名分，尊其為“皇考”，就如同後來明朝時的“大禮儀之爭”一樣。
這個事情應該是沒有對錯和結論的，只是名義之爭，對我們現代人來說是很難理解的，然而，在古代，這是正名之爭，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是也，天地間，執此為大，所以，這事當時在朝堂上是掀起了軒然大波。
趙曙的動議使得朝臣立即分為兩大陣營，都有道理，但於我來看，你趙曙是被仁宗收養才有了這皇位，生前父皇、兒臣的叫得個親熱，人家一死就打“翻天印”，不認這個“秤”了，實在是有忘恩負義之嫌，且破壞了既定的社會倫理道德秩序，也勢必會給朝局帶來不安定的因素。
但是，正是這時任宰相的韓琦支援，這歷時18個月的“濮議之爭”，以英宗的勝利而告終，過程雖無明代那直接百餘位大臣拖到金水橋上打板子般的慘烈，卻也將朝臣分為朋黨，其離心力漸次增加是必然之結果。
想這韓琦雖歷經三朝，但他一生最輝煌之時卻是在仁宗朝，他只比趙禎大兩歲，二人既是君臣，又是兄弟，他是趙禎一手提拔起來並一生信任有加，為何趙禎一死，他便行如此之事，真的讓人想不通啊。
以他的性情，是一位敢於直言，不畏強權，不怕丟官的直臣，他積極參與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力主去“三冗”，革除積弊；但卻又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急先鋒，幾乎王安石所有的新政，皆是他抨擊的物件，與他年輕時激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慣惱東風不定家，高樓長陌奈無涯；
一春情緒空繚亂，不是天生穩重花。
這是他的一首《柳絮》詩，透過對柳絮漂浮不定的意象來描述其輕薄浮躁的特性，我覺得，這無意間的感嘆，似乎又契合了他後期的作為，只是我不願將其臆測為是依附新皇而做出的有違本心之舉。
韓琦68歲於神宗朝時離世，他一生在仁宗和英宗兩朝為棟樑臣，死後宋神宗趙頊大慟，罷朝三日以悼，立“兩朝顧命定策元勳”碑以記，賜諡號“忠獻”並配享英宗廟庭，其榮耀少有人能比。亦是皇室對他的蓋棺定論，只是不知九泉之下他同仁宗相見，是否有些羞愧之感。
久浸官場，韓琦最終活成了他初入仕時最反感的那幫明哲保身的官僚樣子，很多原來與他共進退的知己也漸行漸遠，有的甚至反目成仇，比如那曾經的戰友富弼與他絕交，老死不相往來，他死後連葬禮也拒絕參加，這也說明大家對他的看法。
儘管有人說他是一位“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我卻不這麼看，韓琦由銳意進取到老成守舊，是他的經歷使然，他經歷過太多的爭鬥，改革與守成之爭，同僚間勢同水火，但他卻是出於公心，至少皇家是這樣認為的。
他為相十載，歷三朝，既有在朝中輔佐君王的聲名，亦有在地方十數年不錯的政績，他的出發點始終是站在官家的立場上來決定自己的言行，雖然有被後人詬病之處，但卻為北宋一朝的穩定和昌盛傾盡了全力。
在北宋“朝遷清明，天下樂業”的讚譽中，自是有著他辛勤的努力，他缺少的就是沒有幾首膾炙人口的詩詞，沒有幾篇讓人眼睛一亮的千古文章，遂使得後世對這為可以說是北宋朝“最成功的宰相”瞭解不多，實為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