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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為何從改革派變成保守派:從慶曆新政支持者,到王安石變法反對者

文彥博從仁宗到哲宗四朝,出將入相五十年來(當幾年京師官員後又去地方當官,然後再轉回京師,如此類推反覆七八次),他經歷了宋朝的頂峰、下墜兩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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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彥博官場生涯:地方與京師交替出現

一方面,他在地方政務、軍事上的經驗較有發展,特別是提攜了地方上的後輩晚生,為後來的高知名度奠定基礎。例如對蘇軾提攜。

嘉裕六年(1061),24歲的蘇軾(1057年考中進士)任職鳳翔府(陝西)做大理評事、籤書判官。在《鳳翔到任謝執政啟》中,蘇軾對文彥博表達了尊敬“伏惟昭文相公,素所獎庇,曲加搜揚。既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意,所任簽署一局,兼掌五曹文書。”

蘇軾何文彥博的關係一直不錯,在日後的熙寧變法(王安石變法)中,對於變法的態度也比較相近。由此,可以說文彥博、司馬光、蘇軾在大體上形成一個系統。

為什麼文彥博沒有像晏殊那樣長期在京師為官呢?主要就是根基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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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我們所說,宋朝在“文人掌權”下,文人太多了,文人們在智力上都是人精,他們特別喜歡看風向、抱大腿。在1060年代之前,北宋朝堂上的文人主體還是晏殊及其晏殊的政治家族,例如富弼。

一方面,長期在地方和京師交替工作,導致文彥博的思維呈現一種“中間派思維”。因為,他知道京師裡面的大官們的政策有“超現實主義色彩”,因此有一定保留。

另一方面也知道地方應該進行改革。從而造成既覺得應該改革,但又覺得改革的方式方法是有問題的。這就使得他們的道路更加起伏。

宋仁宗雖然是宋朝實力的巔峰,後人中有些人吹噓其為“仁宗極盛”,但實際上如果極盛也就不會有范仲淹主導的“慶曆新政”(1041—1048年)了。慶曆新政被譽為是“熙寧變法”(王安石變法)的“先導”,它們主要的針對物件都是“三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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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不聊生下的晏殊-文彥博-司馬光-蘇軾、範純仁與范仲淹-王安石

宋仁宗之後的宋英宗當政時間比較短,其主要政績就是把自己的爹叫爹了。這和明朝的嘉靖皇帝的“

大禮儀之

爭”基本類似,被稱為“濮議事件”(濮議之爭)。但宋英宗滿打滿算不過當政三年七個月,所以,影響較小。他的兒子宋神宗才是一位“神一樣”的皇帝。

宋神宗當政後,在宋仁宗時期就已經比較嚴重的“三冗問題”更加突出。

“三冗”導致財政收支嚴重不平衡,收不抵支問題比較嚴重,需要大規模增加財政收入。由此,就需要“開源節流”。

節流就需要裁汰冗員,那麼就是“官不聊生”。這也是范仲淹在宋仁宗時期的“慶曆新政”失敗的根本原因。

“慶曆新政”中,范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人與呂夷簡、晏殊等人產生衝突。女婿富弼甚至大罵晏殊。最終,范仲淹等人失敗。呂夷簡的政治鬥爭能力和把握皇權脈搏的能力,加上晏殊的超級人脈群打敗了范仲淹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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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彥博書法

“熙寧變法”其實也是如此。只不過晏殊的角色變成了文彥博。

文彥博更多的是和晏殊的“政治影響力”的聯絡更多,無論從對詩詞的喜愛方向,還是為官為政的總體感覺,他們的親近力更強。因此,他們就成為王安石的政治對手。

因為反對王安石的市易法、青苗法,文彥博及其志同道合者們前往洛陽任閒職或定居。洛陽就成為“反對變法的守舊派”的大本營。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洛陽的“守舊派”就是以文彥博為代表、為核心,其核心人數多達二十多人。

文彥博文人集團的形成

下面這份名單其實就是“文彥博-司馬光集團”的成員名單,除了包拯、龐籍在“熙寧變法”開始前就已經去世(包拯999-1062,享年63歲、龐籍998-1063,享年65歲)外,其他人都是伴隨著整個變法的全過程。

這些人除了司馬光、範純仁不足70歲外,“文彥博集團”在1082年形成時(耆英會形成作為標誌),其年齡都在70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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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彥博(1006-1097)終年91歲,1082年為76歲。為節省字數,以下的數字排列都按照此順序。

席汝言(1006—?1082年後)、76歲以上,76歲;

司馬旦(1006—1087)81歲、76歲;

程珦(1006—1090)84歲、76歲;

王尚恭(1007—1084年)77歲、75歲;

範鎮(1007—1088)81歲、75歲;

趙丙(1008—?1082年後)74歲以上、74歲;

劉幾(1008—1088年)80歲、74歲;

楚建中(1010—1090年)80歲、72歲;

王謹言(1011—?1082年後)71歲以上、71歲;

王拱辰(1012—1085)73歲、70歲;

張燾(1013—1082)69歲、69歲;

張問(1013—1087年)74歲、69歲;

司馬光(1019—1086)67歲、63歲;

範純仁(1027—1101)74歲、55歲,范仲淹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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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都只是在洛陽的和文彥博交往比較密切的人,他們的觀點和交友圈都不同,例如富弼乃是“慶曆新政”時期的人、晏殊的女婿,自成一體;司馬光和文彥博關係雖然近,但也是自有一體。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思想相對接近的文人們都選擇將文彥博作為核心。

因為,和文彥博交往比較近的文人還有很多,但他們都不在洛陽內,在名單中也就不列了,例如蘇軾(1037-1101年)享年64歲。可以說,上面的人群只是文彥博“文學圈”的部分人。

因為歷史資料查詢問題,有些人因為生卒年我沒有找到,所以,也沒有列入,但估計在1082年時,他們年齡應該都是70歲左右了。

另外,還要說明一下,文彥博自1073年前往洛陽任職後,曾先後組建立了三個詩會,其中以1082年的耆英會規模最大有12人,司馬光雖然不到70歲也被納入其中,這次其實就代表著“舊黨之間”已經形成完全大集合。所以,我將1082年定為“文彥博文人集團”形成的標誌。

除以上人物外,1082年時70歲以上的官員還有張宗益、史炤、馮行已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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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就憑這份名單,我們就可以看出守舊派勢力的強的。作為這個勢力中眾多派別“公推”的帶頭人,文彥博在其中起到怎樣作用?同時,一個很重要的現象是:“慶曆新政”的主導者們、後人們在熙寧變法期間,竟也成為反對派(富弼、范仲淹次子範純仁等),這說明了什麼問題?

在王安石變法集團與守舊集團的對抗中,雙方都有正確和錯誤的地方,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根本原因是什麼?是賴王安石改革用人不當,還是司馬光、文彥博等人的守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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