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陵在中國古代陵寢制度發展史上的地位
韓小忙
西夏陵寢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從地域上來講，在我國僅屬西北地區一個區域性的問題。從時間上來看，在此之前，我國陵寢制度至少已有1200年的歷史了（約上溯至秦代）。因此，西夏陵寢制度的產生和發展，在我國也只是一個階段的問題。然而，西夏陵寢制度卻獨有其特色，在我國古代陵寢制度發展史上亦應占有一席之地。本文試圖將西夏陵納入中國古代陵寢制度發展史中作一初步探討，擬透過西夏與唐、宋、遼、金陵寢制度的比較，來揭示西夏陵的諸多特點，從而闡明西夏陵在中國古代陵寢制度發展史上的應有地位。
一、西夏陵寢制度的特點
多年來對西夏調查和發掘的資料表明，西夏有一套完整的陵寢制度，現簡述如下，
1.陵區的設定。
西夏陵位於賀蘭山東麓，在北起泉齊溝，南至銀巴路，南北長約10公里，東西寬約5公里範圍內，現存帝陵9座，陪葬墓200餘座。
2.地理形勝。
陵區近距山麓，地勢較高，地基良好；背風向陽，年降水量少，山洪頻率低；面向銀川平原，視野開闊，黃河如練繞平原東南。故此地山水形勝俱佳。
3.陵園佈局。
按陵墓的自然分佈，自南而北分四個區域。一區帝陵2座，陪葬墓34座；二區帝陵2座，陪葬墓52座；三區帝陵2座，陪葬墓100座；四區帝陵3座，陪葬墓20座。雖然長時期的破壞和浸蝕已使陵園成為廢墟，但基本輪廓尚可辨認。各陵皆坐北朝南，平地起建，平面佈局基木相似，面積都在100000平方米以上。南北長方形，八角形塔狀陵臺偏處內城西北，陵園在單體建築上均有（從南至北），闕臺、碑亭、月城、內城、獻殿、魚脊狀墓道封土、陵臺、角臺等。每座陵園雖然大體佈局相似，但又有各自的特點。西夏諸陵佈局和規模的相近，反映了陵寢制度的規律性，陵園建築的特異，反映了建築形式的多樣化。後代對前代帝陵並不完全摹仿照搬其形式，而是稍加變動，避免了陵園整體佈局的呆板。
4.陪葬制度。
西夏陵區大量陪葬墓的存在，表明陪葬是西夏陵寢制度的重要內容。其特點如下；（1）等級制度。陪葬墓的規模、形制、大小等與帝陵明顯無法比擬，各陪葬墓之間似乎也有明顯的等級差別。（2）叢葬。陪葬墓三五成群分佈的狀況，表明了“父祖陪葬，子孫叢葬”的陪葬制度，大部分是一墓一葬，為數不多的叢葬墓特徵為一域雙（三）墓或並塋聯域葬式。
5.喪葬習俗。
（1）陵主排列次序。根據西夏陵“制度仿鞏縣宋陵而作”，7號陵為仁宗仁孝陵等理由，陵園自南而北發展似無異議。至於是昭穆相次，還是依地形分行排列，言者各持所據，有待進一步考古發掘證實之。（2）墓葬形制。經發掘的6號陵及M177、M182等陪葬墓，形制大體一致，皆為帶長斜坡（或階梯狀）墓道的土洞墓。帝陵為三室墓（主室與左右耳室），墓室四壁立護牆板，陪葬墓為單室，墓壁為原生黃土，無護牆板。（3）隨葬遺物。帝陵墓門處發現單身武士畫像壁畫；陵、墓皆有棺板朽木、人骨發現（被擾亂），證明為土葬，隨葬品大量為家畜家禽，有銅牛、石馬等仿製品，更多的則是完的羊、狗、雞等禽畜骨架。（4）碑文殘塊。有漢文和西夏文之別，共計發現3500餘塊，其中最大者有40餘字，最小的僅存半字，雖破碎如此，這些原始實物，仍不失為研究西夏文化的珍品。
6.宗廟，窯址。
四區東部有一處建築群遺址，面積50000平方米。經發掘證實可能為西夏宗廟故址。在陵區東北部昊王渠兩側，發現磚瓦、石灰窯10多處，其中出土遺物與西夏陵所見相同，證明窯場當為西夏陵服務，是陵園機構之一部分。
7.起迄時間。
《宋史。夏國傳》載：“（繼遷）景德元年正月二日卒，年四十二，子德明立。祥符五年，德明追上繼遷尊號日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孝光皇帝。元昊追諡曰神武，廟號太祖，墓號裕陵”。又載：“（天聖）九年十月，德明卒，時年五十一，追諡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墓號嘉陵。”由此可知，事應在西夏立國之前。西夏自公元1038年立國至公元1227年滅亡，其間共歷10主，前追二代則共12主，但據史書記載，僅前9主有陵號，後3主陵號不見。最後3主是否有陵，不可得知，因為現存正好9陵（但陵主不可一一對應）。至於是未及造陵抑或被後世破壞，無真憑實據，當屬推測之詞。就是說西夏陵寢制度可能於西夏亡國之際終止，前後大約延續了兩個世紀。
二、西夏與唐、宋陵寢制度的比較
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初創於秦漢時期，唐，宋是陵寢制度的成熟發展階段，西夏陵正是這一成熟階段出現的產物。秦漢時期形成按照都城的規模和形制營建陵墓的制度，以達到所謂“視死如生”的目的。如秦始皇驪山陵園有內外兩重城垣，呈南北狹長的“回”字形，完全因襲了咸陽都城的規模形制，外城四角有警衛的角樓，陵墓封土近於方形覆鬥式。如此佈局為以後歷代帝陵開創了先例。西漢除了改陵園平面佈局為方形外，著重加強了禮儀性建築的增設，如於陵園外設廟（用於大型祭祀活動）。東漢則更強化上陵朝拜的作用，並將許多神主實行同堂異室來供奉，不再為每個神主設廟。唐代因山為陵，並將寢一分為三，分別成為神遊殿、獻殿和寢宮，這樣就使上陵朝祭與日常供奉起居分別開來，進一步突出了上陵朝拜祭祀的作用。北宋因襲唐代制度，只是又以方形覆鬥式封土為陵。偏處西北的西夏，其先自唐末起便與中原王朝發生過多種隸屬關係，元昊正是雜唐、宋禮制以成西夏立國之本的。作為一種文化要素，陵寢制度和喪葬習俗自然也受到中原唐宋文化的影響。故寧夏地方誌書《嘉靖寧夏新志》卷二載：“賀蘭山之東數冢巍然，即偽夏所謂嘉，裕陵是也，其制度仿鞏縣宋陵而作。” 從西夏帝陵佈局及其建築特點上也的確反映出對唐、宋尤其是北宋陵制的繼承和發展。可大致歸納出以下幾點：
1.西夏與唐、宋陵園一樣，皆座北朝南，即以而南為尊。
面南為尊的觀念，在中原文化發展吏上由來已久。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宮殿遺址，陝西歧山先周文化宗廟遺址等均正門朝南。漢、唐陵園亦座北朝南 。
2.陵園所在地理位置與陵區的沒置西夏與北宋相似。
宋陵位處河南鞏縣嵩山與洛河之間，這裡山青水秀，地勢雄偉，土質優良，水位較低，適合於深挖墓穴豐殮厚葬。此地山石林立，亦便於雕鑿石像 。雖然宋陵對地形的利用一反歷代帝陵之常規，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勢南高北低，置陵臺於最低處，但是，所要取的氣勢和風水卻一樣獲得了，只是形式不同罷了。西夏陵背靠賀蘭山，地勢高亢，面向銀川平原，視野開闊，黃河繞其東南，正合乎時人所謂“後有走馬崗，前有飲馬塘”的“上吉之地” 。另外，陵園地基良好，墓室可挖得很深，賀蘭山綿延數百里，石碑、石像用料亦方使。從宋代開始將歷代皇帝都埋葬在一個規模很大的公共墓地，分別建置陵園。西夏陵區的存在，無疑受到北宋的影響，只是規模遠較宋小，但卻相對集中。
3.平面佈局上，北宋帝陡以中軸線左右對稱，陵園由闕臺、乳臺、神牆、神門、陵臺、角闕、獻殿、下宮、佛寺等部分組成。
西夏陵園除陵臺、獻殿偏西而外，其餘建築基本上左右對稱。
4.埋葬習俗上，西夏亦深受北宋影響。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八，“〔宋〕景德元年春正月，保吉（注：繼遷）卒。一“年四十一……秋七月葬保吉於賀蘭山，在出西南麓。寶元中，元昊稱帝，號為裕陵。”吳氏之言如有所本，說明建國前党項政權已依照宋“七月之期”埋葬先祖了。據史書記載西夏主體民族黨項羌人自古就有焚屍火葬的習俗 。由於党項族的內遷，長期與漢族交往，不斷地接受漢文化的影響，在葬俗上也開始實行土葬，到西夏建國後至少土葬與火葬並行國中，如已發掘的陵和陪葬墓皆為土葬。
5.陪葬制度，始於漢代，《漢舊儀》中曾規定以營陵餘地賜親屬功臣。
唐加以繼承和發展 ，宋沿襲，西夏亦鑑之。
雖然西夏陵“仿鞏縣宋陵而作”，反映了唐、宋陵寢制度對西夏的影響，但是，如果將西夏與唐、宋陵園作詳細比較，會發現西夏陵有許多創新和獨到之處，表現在：
1.平面佈局上，北宋8陵以同一制度建造，佈局一致，顯得單調，有些僵化。
西夏9陵的外觀形式和單體建築則富於變化，反映了西夏民族不拘一格，靈活多變的氣質，同時也使得每個陵園各有特色 。
2.西夏陵園的碑亭建築為店、宋陵園所沒有。
唐、宋陵園的石碑位於南神門前，碑立於平地，無建築圍護。西夏陵園中皆有兩到三個碑亭，位於雙闕之後，月城之前，位置顯著。這一方面彌補了將石像生縮放於月城內，陵園前部氣勢減弱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加強了碑亭作為給帝王歌功頌德的意義和作用。
3.石像生的排列置放不同。
西夏陵園一改中原帝陵從闕臺至神門間漫長的御道兩側佈列石像生群的作法，增築了月城，將石像生分段排置月城之內。這樣就大大縮短了陵園前後的距離，使整個陵園的平面佈局顯得比唐、宋陵園更為緊湊，更加嚴謹。雖然西夏國都興慶府今已無跡可尋，但根據古代作陵園若都邑這一思路，我們似乎能從西夏陵園內城、月城和外城這種佈局的緊湊、簡潔、明瞭等特點中看到興慶府昔日的影子。
4.墓道封土隆起。
中原墓葬的墓道雖然也長寬深邃，但皆隱而不現，墓道所在如同周圍平地，而且一般墓道正對墓室。西夏諸陵之上皆起封土，形似魚脊，且呈東南——西北走向，前端狹小後端高大。為何如此，其因不詳。
5.西夏塔式陵臺與北宋方形覆鬥式陵臺明顯不同。
宋陵臺為夯土實心的方形覆鬥式，臺在內城中心，墓室之上。西夏陵臺則是夯土實心磚木混合結構的密簷實心塔狀，它不在內城中心而偏處西北隅 ，且陵臺不在墓室之上，而位居其後約10米處 。陵臺建成獨特的塔形，這與西夏本民族舊俗及其篤信佛教關係密切，可能也有借鑑中原帝陵陵臺形制的因素 。無論是唐以山為陵也好，宋用方形覆鬥式封土、西夏以塔為陵臺也好，它們的共同目的使是代表皇權的至高無上。
6.西夏陵園四域的角臺建築為唐、宋陵園所沒有。
角臺是規定每座陵園兆域的界標，以角臺為連線的兆域似乎亦可算作西夏陵園中的第三重或第四重城廓。
7.西夏陵園中宗教祭祀性建築除各陵建有獻殿之外，四區東部另有一處宗廟建築群，似無下宮、佛寺、陵邑等設施和機構，與唐、宋陵園不同。自東漢宗廟於陵寢制度中失去作用以後，歷代多不在陵旁立廟，只建築上、下宮等建築，陵邑也多設定 。
西夏在保留和擴大獻殿建築的同時，不在諸陵建下宮，亦不在陵區設定佛寺、陵邑等，僅於陵區立廟，並將諸陵之廟合為一處。究其原因，應與國都興慶府有直接關係。西夏陵近距國都，京畿周圍多佛寺、行，如承天寺、戒壇院、高臺寺以及賀蘭山一帶的五臺山寺、木柵行宮、衛國殿等，再加上西夏陵，它們構成了一個以興慶府為中心的人文環境圈，遙相呼應，因而陵區相應減少一部分機構或沒施對上陵朝拜的禮儀並不構成太大的影響。
8.西夏陵園中有大量特殊的建築材料——琉璃構件和瓷製品，唐、宋帝王陵園則少見。
西夏辭書《番漢合時掌中珠》和《雜字》等都將琉璃製品列入寶物條中，可見其在當時之珍貴了 。
9.西夏陵墓石刻，無論是題材或雕刻手法，還是造型和藝術風格，都體現出豐富的內涵，既有唐墓石刻的沉厚和力度，又有宋陵造像的細膩和嚴謹，同時也不乏民族習俗的流露。
題材多樣化，如有石望柱、石像生、碑刻、人像石座、石馬、蓮花柱礎等。雕刻手法多樣，既有圓雕，也有浮雕和線雕。石望柱為三面減地浮雕，兩條蟠龍在雲海中翻騰戲珠，形象生動逼真多文臣石像臉頰豐滿，八字鬍鬚，粗眉大眼，嘴似欲動，面部和善，白石馬通體圓雕，垂頭彎頸跪臥於地，體態雄健，人像石座上雕刻出曲膝跪坐，瞪目咬牙的力士形象，形體粗獷，全身裸露，兩乳下垂，雙臂粗壯，面部體現出因用力負重而極力支撐的表情，力度極強。力士手腕、足脛處皆飾圓環，體現出特殊的民族習俗。其實陵墓石刻同樣具有紀念碑的性質，帶有明顯的政治意義的 。
10.埋葬習俗上，西夏雖然深受唐宋影響，但同時也保留著濃郁的民族特色
，（1）西夏狹小而簡陋的土洞墓與中原傳統的磚室墓迥然有別，顯然另有淵源 。（2）西夏陵墓中隨葬品反映了與中原不同的社會習俗。隨葬完整的羊、狗以及銅牛、石馬等大量家畜家禽的骨架或仿製品，反映了党項族原來以畜牧為主的社會經濟背景。
三、西夏與遼、金陵寢制反的比較
唐末藩鎮割據，北方諸民族紛紛崛起，在漢文化的影響下，加速了封建化過程，並藉助本身的軍事優勢，在各地形成獨立三國。遼（公元916—1125年）、夏（公元1038—1227年）、金（公元1115—1234年）正是在這一時期產生的民族政權。地域上的毗鄰，軍事上的衝突，文化上的滲透，使得各民族與漢文化之間關係密切，各自又互相影響，同時又有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積澱等特定因素，因此，遼、夏、金等少數民族政權在陵寢制度上明顯地有兩個特點：一是深受中原唐宋漢文化的薰陶；二是保留著鮮明的民族固有傳統習俗。
目前，有關遼、金陵園材料較少，僅就所知，將之與西夏陵對比，其間異同大致如下：
1。西夏陵“仿鞏縣宋陵而作”，較多的繼承了北宋制度，塔式陵臺最為獨特多遼則以山為陵，直接效法唐制 ，房山金陵受遼的影響較大。
2。西夏陵作土洞墓室，周圍立護牆板，墓室面積和空間均較小。另外，西夏還盛行火葬習俗 。遼陵地宮為磚築，空間較大，結構複雜，類似唐墓形制，四季山水壁畫的內容獨特。且遼盛行石棺葬 。
3。西夏陵石碑有漢文和西夏文兩種，立碑較多，以亭護之；遼陵前立有龜馱契丹文碑 ，且於墓室發現契丹小字哀冊 ，金陵僅發現一通漢文碑額 。
4。夏、遼、金陵皆保留有較多的遺存，西夏陵建築遺蹟儲存最好，以質地優良、釉色光亮的琉璃或瓷質建築構件獨具風格，如琉璃鴟吻、獸頭飾等脊飾和白瓷板瓦、黑瓷槽心瓦。金陵破壞尤甚，發現的大量漢白玉建築構件最具特色，如漢白玉欄板、行龍、虎獸、浮雕線刻人物以及各種紋飾等 。
5。西夏陵近距國都，可能未沒陵邑多遼諸陵均置奉陵邑和守陵戶，如懷陵的懷州、慶陵的慶州等 。
西夏陵與遼、金陵制的明顯不同，不僅僅是民族習俗上的差別，更主要的是因為，遼直接繼承唐陵制度的結果 ，而金陵又深受遼的影響。
透過將西夏與唐、宋、遼、金陵寢制度相比較，表明了西夏陵特點顯著，西夏在對唐、宋陵寢制度繼承的基礎上多所發揮，與遼、金陵園相比各有所長。“高山仰至，景行仰至”一切先進的事物都易為各民族喜好而摹仿和學習。當然，西夏党項人並未對唐宋制度和漢文化照抄照搬，而是有選擇地拿來，並對之重新改造，然後為本民族所利用。因此，便出現了保留有党項民族固有傳統習俗，且有明顯佛教特點，又深受中原唐宋陵寢制度影響的西夏陵園，使之在我國古代陵園建築中別具一格，獨有特色。而且，西夏陵現存遺蹟之豐，儲存狀況之好，居同時代同類遺存之首。因此，我們認為西夏陵在中國古代寢陵制度發展史上應占有一定的地位。書闕有間，西夏曆史的研究有其特殊的困難，西夏陵這座文物寶庫的存在無疑對西夏曆史研究的深入意義更為重大。
〔作者單位寧夏考古研究〕
註釋：
此為1990年調查所得最新資料。參見子牛、韓子：《對銀川西夏陵進行調查測繪》，載《中國考古學年鑑。1991》，文物出版社。
汪一鳴、許成，《論西夏京畿的皇家陵園》，《寧夏社會科學》1987年第2期。
詳見許成、韓小忙《寧夏四十年考古發現與研究》第35—4頁有關西夏陵部分，寧夏人民出版杜，1989年。
〔明〕胡汝礪編、〔明〕管律重修、陳明猷校勘《嘉靖寧夏新志》第179頁，卷二·三十四。陵墓：“李王基。賀蘭山之東，數冢巍然，即偽夏所謂嘉、裕二陵是也。其制度仿鞏縣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無一物”。
7號陵曾發現西夏文篆書碑額，原譯為“大白高國護城聖德至懿皇壽陵志文”，徵之文獻，恰為仁宗仁孝之陵號，參閱註譯。文中“壽陵志文”之“文”字，似譯“銘”字更為恰當。甘肅武威有“重修護國寺感通搭碑銘”夏漢對譯例，即為一證。
牛達生，《西夏陵園》，《考古文物》1982年第6期。
吳峰雲：《西夏陵園建築的特點》，載《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
寧夏博館館：《西夏8號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8期，現編號為6號，寧夏博物館《西夏陵區108號墓發掘簡服》，《文物》1978年第8期，現編號為M182；寧夏博物館：《西夏區101號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5期，現編號力M177。
寧夏博物館整理、李範文編釋：《西夏陵墓出上殘碑粹編》，文物出版社，1984年。
寧夏文物考古穆究所：《西夏區北端建築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9期。
寧夏博物館，《銀川缸甓井西夏窯址》，《文物》1978年第8期。
《宋史·夏國傳》所載陵號有繼遷裕陵、德明嘉陵、元昊泰陵、諒祚安、秉常獻陵、乾順顯陵、仁孝壽陵、純祐莊陵、安全康陵。
參閱注、，牛文認為後三主可能未及造陵，吳文認為不一定後三主未及造陵，可能中間有破壞。
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紀要》，《考古與文物》1988年第5、6期。
楊寬：《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第4—6章，上籍出版社，1985年。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五載，元昊“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目車服，傳中國法令”。〔元〕脫脫《宋史·夏國傳》亦載：“其設官之制，多與宋同，朝賀之儀，雜用唐、宋，而樂之器與曲則唐也。”
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組編著，《商周考古》25頁、第182頁，文物出社，1979年。
劉慶柱、李毓芳，《西漢十一陵》，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劉慶柱、李毓芳，《陝西唐陵調查報告》，《考古學集刊（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郭湖生等，《河南鞏縣宋陵調查》，《考古》1964年11期。下引宋陵資料均見此文。
〔宋〕王洙等，《地理新書》卷二兇吉條，轉引自宿白《白沙宋墓》注，文物出版社，1957年。
《舊唐書·党項羌傳》載，党項羌人“死則焚屍，名為火葬”。引自韓蔭晟編《党項專西夏資料彙編》，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賀梓城《“關中唐十八陵”調查記》，見《文物資料叢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
李志清撰文認為，西夏陵臺偏處內城西北，是受党項原始宗教思想支配所致，詳見《西夏墓封土形制、施色及置位探討》，《考古學集刊（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西夏陵臺具有佛教意義墓葬封土作用的雙重性，為解釋墓不在陵臺之下提供了論據。既然佛塔是聖佛埋骨藏灰之所，肉體凡胎的人是不能也不敢埋於其中的。西夏陵臺既想有佛教建築的特點，以表示對佛的敬仰，但又不能埋於塔下而侵犯聖主，因此，便作了兩全齊美的處理，即把先皇屍體葬於佛的旁邊（有塔即有佛在）。因為陪葬墓冢不覆磚瓦，不具塔狀，僅起墳丘標誌作用，也就沒有必要象帝陵那樣因佛而退避三舍了。
有人說，西夏陵臺不在墓室之上不起封土作用，我認為非也。所謂墓冢、封土，無非是起到墓葬標誌的作用，而並不是非得在室之上才能起到這個作用。難道西夏陵臺不在墓室之上，我們就不認為這裡埋有皇帝嗎？
韓小忙《西夏陵臺建築形制探討》，《寧夏學刊》1991年第1期。
凍炳應，《西夏文物研究》第186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韓小忙《西夏墓石刻》，《寧夏日報》1990年2月24日。
韓小忙《略論寧夏境內發現的土洞墓》（待刊稿）
遼代10座帝陵位於內蒙古巴林左旗林東鎮西約30公里的山谷中。遼陵皆以山為陵。以聖宗永慶陵為例，山口作陵門，入陵門為參道，山陵前有獻殿。墓室磚築，有前、中、後，前中兩室的仿木建築部分和室頂繪彩畫，中室四壁繪春夏秋冬四幅山水圖。參見以下有關遼陵各注。
寧篤學、鍾長髮：《甘肅武威西郊林場西夏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3期，許成，《銀川市新市區西夏墓》，載《考古學年鑑·1985年》，文物出版社。以上兩地均發現西夏火葬墓。
徐蘋芳，《遼代墓葬》，《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笫274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
林黎明、孫忠家：《中國曆代陵寢紀略》第102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李逸友，《遼慶陵》，《中國大百科金書·考古學卷》第277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
北京文物研究所編《北京考古四十年》第169—171頁，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碑額，“睿宗文武簡肅皇帝之陵”。金位於北京大房山，沿山埋葬著金代17位帝王，方圓約60平方公里。明代金陵連遭兵燹，清代雖經修繕，已非原貌，民國軍閥混戰，兵匪又多次盜掘，致使金陵再度成為廢墟。上述所引資料，來源於80年代北京文物考古部門對金陵進行的初步調查。
過去就現存西夏陵臺及西夏佛塔，多有言受遼影響云云，近幾年的考古學證據（如寧夏宏佛塔，康濟寺塔的清理，見《文物》1991、1992年第8期上二塔清理簡報），基本上否定了這一觀點。今從遼直接承唐制，而夏多鑑宋制這一歷史現象上再次證實之，遼有唐之遺風，並不代表夏承宋制就必晚於遼。
本文出自：寧夏社會科學1993年第6期，51-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