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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晉獻公在周惠王十六年（前661年）親率大軍伐耿國（山西河津）、魏國（山西芮城）、霍國（山西霍州）三小國時，是以畢萬作為自己的車右（保鏢），隨軍一同出征。而晉獻公出兵順利、一舉消滅耿、魏、霍三個小諸侯國後，因為對畢萬的襄助之功十分讚賞，於是就將新得到的魏地賜給了畢萬，這就是魏氏的第一塊封邑——魏邑；就這樣，畢萬的子孫，因封地而改變氏名，成為了晉國“魏氏”。

五十年後，晉秦河曲之戰爆發，因為魏氏的封地魏邑就在河曲附近（在今天的山西芮城、黃河東岸），所以魏氏宗族子弟也都參與了此次戰事，也立下一定戰功。

因為在河曲之戰中，流亡秦國的晉臣士會給秦康公贊襄了不少軍事建議，使得晉國執政趙盾在指揮作戰中收到了不小的壓力，晉軍在河曲對秦軍作戰時，也未能取得全勝。

河曲之戰後，趙盾感覺士會頗有才幹、是個少見得人才，而讓才華橫溢的人被迫流亡在外、不能為國家所用、反而侍奉敵國的話，那就太得不償失了。因此，趙盾決心採取手段，將流落在秦國計程車會迎回、或者‘賺回’晉國，以達到削弱秦國、增強晉國實力的目的。

魏邑緊挨著秦國（魏邑緊鄰大河，而大河的對岸，就是秦國國土），所以趙盾在決定用計“誆回”士會時，就決定以如今的魏氏家族首領、魏邑大夫魏壽餘為這次計劃的重要執行者。

（而為什麼趙盾選擇的是魏壽餘，沒有選魏氏大宗的其餘成員——如魏悼子、魏顆來執行這次計劃，史書中沒有明確的記載；也許，魏悼子此時已經去世，而魏顆的才智不足以完成這一次的謀劃，所以趙盾才選了魏壽餘來執行；以上這些，都是個人猜測，歡迎一起探討）。

對於趙盾想利用自己家族來達成“賺取”士會歸國的目的，魏壽餘沒有任何反對的意見，反而欣喜不已，因為這表示晉國執政開始重視魏氏，才會選擇讓魏氏來完成這光榮艱鉅的任務。同時，完成這次任務之後，魏氏也算給國家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將來能不能借此更上一層樓，在晉國的朝堂及軍隊中晉升到更高的位置，獲取更多的利益，在此一舉。

達成以魏氏作為執行計劃主角的一致意見後，趙盾和魏壽餘事先在暗地裡商量好，讓趙盾假裝對魏壽餘和魏氏在河曲之戰中的表現不滿，出面責備魏壽餘，斥責魏氏沒有做到憑藉地利的優勢條件（魏氏封邑就在河曲附近）有力支援晉軍，導致晉軍後勤出現問題，不能追擊撤退得秦軍。

隨後，趙盾再公開放話，要嚴懲魏氏，並收回魏氏的封地，將魏氏全族降為士（魏氏此時還是貴族大夫的身份，而士則只是普通貴族），遠徙北部、去為晉國守衛北部邊境，抵禦赤狄的入侵。

魏壽餘則在趙盾佯裝發怒、揚言要懲罰魏氏之後，也假裝不甘心、準備反抗，並將魏邑的私兵都集中起來，擺出對抗晉軍的姿態，準備“發動叛亂”。

隨後，趙盾遣韓厥率軍“討伐”魏邑，要誅滅魏氏；魏壽餘和韓厥像模像樣地展開作戰，打得不可開交，然後再“不敵而潰敗”，帶領魏氏的私兵敗退回魏邑。

等戲份做足後，魏壽餘假裝為了保命而“棄城而逃”，連夜孤身一人悄悄渡過大河，向秦國求援，要求秦國出兵幫助魏氏抵抗晉軍，自己願意像當年的公子雍、先蔑、士會一樣，改仕秦國。為了表示誠意，魏壽餘還向秦康公提出，願意把魏邑的土地併入秦國。

也許是之前的戲做得太真了，秦康公對魏壽餘的主動來投並沒有半分疑心，很高興地接納了他。而趙盾在魏壽餘“逃亡”秦國之後，就以叛國的罪名，將魏壽餘家眷及魏氏成員全部下獄，以此作為對“背叛國家”的魏氏之報復和懲罰。

當時，公子雍、先蔑都已經去世，而士會不知道魏壽餘這一次主動來投的真實目的，還以為他和自己一樣，是被迫逃離晉國的，於是在平日裡和魏壽餘也有所接觸，並一起參加秦國朝會。

但在朝會中，魏壽餘藉故和士會站在一起，用眼睛直視士會，並暗暗地踩了士會一腳。士會心思縝密、聰慧機敏，當即知道了魏壽餘這是向自己發出訊號，示意這一次的“逃亡”秦國，根本就是要來說服自己，讓自己跟隨其迴歸晉國，為母國再度效力。

雖然在秦國這麼多年，士會很受秦康公的重用，還在秦國成家立業、娶妻生子，日子過得很是愜意；但士會畢竟是晉國人，士氏家族出仕晉國十數代，即使遠離了故土，士會和晉國的關係，是怎麼也割捨不去的。

並且，士會在秦國雖然地位不低，但總歸是“客卿”的身份，至多做一些建議、策劃的事情，想要獨擋一面、建功立業，達到“執掌權柄、留名後世”的榮耀，那還是得回到母國晉國，才有可能實現。

因此，士會沒有拆穿魏壽餘此次歸秦其實是詐降、真實的目的是接應自己回國的實情，而是心照不宣地用目光和魏壽餘達成了“共同返回晉國”的共識，只待機會成熟，就東渡大河，回到母國。

另一面，秦康公得到了魏壽餘“以魏邑投秦”的承諾後，便擇日率軍隊直抵河曲以西的大河岸邊，準備讓魏壽餘帶領秦軍渡河、以便接收魏邑；而秦康公認為士會是晉人，“熟諳晉事”，可以隨侍以備諮詢，所以這一次也將士會一併帶往河曲之西（魏壽餘：天助我也）。

等秦軍到了河曲河口之後，秦康公先期派出偵查對岸動向的使者緊急回奏，說河東岸有軍隊屯駐，不知是晉軍還是魏氏私兵。魏壽餘則對秦康公說：“這是我魏邑國人看見有秦軍前來、且駐紮在對岸，因不知虛實，於是聚集戒備；他們還不知道我已經在秦國了，所以才會擺出這麼一副防備的樣子。請讓我先回到東岸，安撫他們，再讓他們隨同我一起歸秦。”

秦康公再三思考之後，同意了魏壽餘的請求，讓他返回東岸、說服魏邑國人歸順秦國。魏壽餘趁機又建議秦康公說：“臣一個人回去，恐怕解釋不清楚，魏邑人都害怕絳都的晉人前來征伐，而對背叛晉國、改附他國之事猶豫不決，唯恐有兵禍降臨；請您委派一位來自晉國、熟知晉事者，與臣一同前往魏邑，諭以禍福，不愁魏邑之人不從君命。”

當時，避居在秦國的晉人之中，只有士會的威望最高，在晉國內部的口碑也最好，如果要渡河去勸降，確實是最佳人選；因此，秦康公果然中了魏壽餘之計，命士會和其同往河東，招撫魏邑軍民。

士會在秦國流亡的這幾年，受到了秦康公的高規格禮遇、和毫不保留的信任，實話實說，士會對這位秦君內心中充滿了感激和敬服之。可現在就要（以欺騙的方法）離開秦國歸晉了，士會對實誠的秦康公確實是有些愧疚和歉意，但又不能直接明說，以防止秦康公感覺上當、從而截斷自己的歸途。

於是，士會在將要離開之前，鄭重其事地頓首辭別秦康公，補充說：“晉國人都是虎狼性格，暴鷙不可測，此去河東，臣前途莫明；如果臣前去招撫、一切從之則尚可，萬一魏邑之人不從，拘執臣在彼，國君您再以臣不堪任用、行事無功而加罪於臣在秦國的妻孥，對國君您自然是徒勞無益，對臣來說則是家族受牽連，臣可就可追悔莫及了，還望君上慎重考慮。”

秦康公這個時候一門心思想要收取魏邑、在大河以東為秦國獲得一塊立足之地，其他的並沒有多想；同時，秦康公也沒能真正察覺到魏壽餘和士會這一次渡河的真實企圖。於是，秦康公向士會做出了承諾：“大夫儘管安心前往，若為秦國得到了魏地，寡人自然要重加封賞；倘若不幸被魏邑人所扣留，寡人也當送還大夫的家口，以表相與之情。”

為了打消士會的“成敗得失”顧慮，秦康公還拉著士會的手，指向黃河發誓，說即使有變，也不會為難士會留在秦國的家人。

得到了秦康公的誓言和保證後，士會這才定下心來，隨即按照計劃，和魏壽餘渡過了大河，去執行“安撫、接收”魏邑的行動計劃。可當士會和魏壽餘剛剛渡過大河，就被守在河東的“魏邑國人”們一擁而上、七腳八手抬上早就準備好的車駕，然後大聲歡呼喧鬧、簇擁著士會、魏壽餘兩人，高高興興地返回魏邑去了。這是周頃王五年（前614年）的事。

（事後許久，秦康公才瞭解到，這些人哪裡是魏邑百姓，其實都是來自絳都的晉軍士卒、以及魏氏成員假扮的，目的就是來迎接士會，並防止秦國提前發現上當、想要武力渡河來爭奪士會和魏邑時，加以反擊的。）

士會隨魏壽餘渡河返回晉國之後，秦康公在河曲西岸等待了幾天，卻一直沒能等到士會和魏壽餘回來，再後來，秦康公也終於回過神來——士會以後都不會回來了，不但士會，恐怕魏壽餘之前所講的“以魏邑投秦”之事，也要泡湯！無奈之下，秦康公只得認栽，放棄接收魏邑，率軍隊返回了國都雍城。

回雍城之初，秦康公還有些慍怒和不滿，認為士會這是故意利用自己對其的信任，夥同魏壽餘一起欺騙自己，並損害秦國的利益。但過了一段時間後，秦康公仔細回想，覺得士會這些年也給秦國做出了不少貢獻，平日低調安靜，並沒有主動勾結晉國、損害秦國之事。

而且，士會本來就是晉國人，當初是逼不得已才流亡秦國的，在秦國時侍奉公子雍恭恭敬敬、規規矩矩，盡到了臣子的本分；只是公子雍已經去世了，士會在秦國也沒有了主君，這才返回晉國；身為晉人而侍奉流亡主君多年，這已經很難得了。

於是，秦康公平息了心態，決定遵循當初和士會在河曲西岸的約定，將士會留在秦國的家眷都送回晉國，讓他們一家人可以團圓。

說到就做到，秦康公當即將士會回國後，還留在秦國的家眷，包括其長子士燮、幼子士魴，都安全地送回了晉國，和父親士會團聚。不知士會在見到被秦康公送回來的兩個兒子（以及其他家眷）後，內心是否會對這個寬厚的國君有一些愧疚，有沒有想起當年在秦國時所受到的禮遇，及秦康公對自己的信任與重用？

在士會的家眷被秦康公送還晉國時，士會的次子士雃，卻沒有隨兄弟們一起返回，而是堅持要求留在秦國生活；士燮、士魴再三勸說無效後，也只得隨士雃去了，並在回國後，將此事向士會做了稟告。

士會因為對秦國及秦康公始終有愧疚和感激之情，所以並沒有對士雃留在秦國之事提出反對意見，反而覺得留一個兒子給秦國、以代替自己效力秦君，作為士氏對秦國補償和賠罪，這件事再好不過了。因此，士會默許了士雃留在秦國的做法。

告別了兄弟、並得到父親的同意（留在秦國）後，士雃從此就獨自一人在秦國生活，最終也在秦國出仕、成為秦國的大夫，一生都效力於秦國。非但如此，為了表明自己不同於晉國士氏、且一心侍奉秦君的心意，士雃在出仕秦國之後，將自己的氏名由“士”改為“劉”，名字也由“士雃”改為“劉軾”，以作為和士氏大宗的區別。

因何士雃要改氏為“劉”呢，這裡是有典故的————士會所在的晉國士氏，原本是帝堯的後裔，始祖名叫源明；帝堯賜源明為“祁”姓，並封其至劉邑（河北唐縣）。

夏後孔甲時期，源明的後裔中，有名“劉累”者，為孔甲養龍（可能是養鱷魚）得以有功，孔甲賜劉累為“御龍氏”，代行豕韋國國君。此後，由於疏忽大意，劉累養死了一條雌龍，因為怕孔甲治罪，所以劉累放棄了在夏朝的爵祿，帶著家眷偷偷南逃到魯縣（河南魯山縣），躲藏於此，並在此去世。

劉累去世後，他的子孫為了避禍，便以祖先劉累名字中的“劉”為新的氏號，這就是祁姓劉氏最早的來歷。此後，歷經夏、商、週三代的更替，祁姓劉氏由“御龍氏”先後改稱豕韋氏、唐杜氏，其後裔建立了唐國（古唐）、杜國，這個時候，祁姓劉氏改為了“杜氏”。

到了西周晚期的周宣王時期（約前800年），最後一位杜國國君杜伯被周宣王無故殺害，杜國也遭到了滅國的噩運。杜伯之子隰叔好不容易從混亂中逃脫，輾轉逃奔至晉國，最後成為了晉國大夫，被晉侯授命為士師（晉國官職、屬於秋官司寇的下屬官吏，處理禁令、斷案、獄訟等事務），從此，隰叔在晉國出仕、併成家立業，最後也終老於晉國。

隰叔的後代，一直生活在晉國，因隰叔“士師”官職的緣故，他們也將改氏號由“杜”改為“士”，這就是晉國士氏的起源。隰叔，就是士會的曾祖，也就是士雃（劉軾）的高祖。

所以，士雃（劉軾）在仕秦、改氏之時，雖然捨棄了“士氏”這個延續了數代的氏號，但還是特地選擇了先祖當初最早的氏號“劉”，作為自己這一支的氏名，以示不忘根本。

士雃（劉軾）的後裔，從這時候起，就一直生活在秦國，並以“劉氏”為家族傳承氏名，傳承了三百年。

到戰國中期的時候，某一位秦國劉氏子弟在和魏國作戰時被俘，隨後改為出仕魏國，成為了魏國劉氏的始祖；後來，魏國劉氏又遷居到魏國的豐邑地方居住，經歷了劉清、劉仁、劉煓三代，改稱豐邑劉氏。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年），劉煓之妻誕育了他的第三個兒子，劉煓為其起名為“劉季”。五十年之後，劉季以“泗水亭長”的身份，在秦末的亂世中，率先舉豐沛義兵起事，參與了剪滅暴秦、爭奪天下的爭霸戰爭，並獲得了最終的勝利，建立了“大漢王朝”；劉季，就是漢朝的開國皇帝——漢太祖高皇帝劉邦。

漢高帝，按照家族氏名的傳承，是士會的後裔，也是士雃（劉軾）的直系子孫。

轉回之前的內容——士會被魏壽餘“誆”回國後（其實是共謀欺騙秦康公），立即得到了實際執掌晉國的執政趙盾的重用，進入晉國朝堂擔任要職。在晉國，士會先後出任了上軍佐、上軍將、太傅，並於回國後的第二十一年、即周定王十四年（前593年），走上了功業的頂峰，成為晉國中軍將兼執政大夫（晉國執政），晉國士氏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晉國的頂級侈卿家族之一。

隨士會回國的兩個兒子中，長子士燮後來也做到了中軍佐，幼子士魴則出任下軍佐（相比較而言，士會次子士雃在秦國的仕途就很一般，終其一生也只不過是個普通大夫而已）。

士會回國之後，趙盾以晉靈公的名義，先賜其封邑在隨地、後再賜封邑於範地，因此士會也被稱為“隨會、範會”（身後諡號則為隨武子、範武子）；晉國士氏在士會之後，以封邑之名改稱為“範氏”（士、範並用），士會之子士燮、孫士匄、曾孫士鞅、玄孫士吉射都以封地為氏，改“士”為“範”。後世晉國六卿中的“範氏”，始祖就是士會。

而在迎回士會的過程中，最大的功臣自然是冒著莫大的風險、以“叛晉”的名聲進入秦國，並施展計謀、裡應外合，最終成功地將士會“賺回”晉國的魏壽餘了。

士會成功回國後，晉國實際上的執掌者、中軍將兼執政大夫趙盾自然不會忘記魏壽餘和魏氏的功勞，於是厚賞魏壽餘，給魏氏在魏邑之外、再額外賜予一塊封地——呂邑，將魏壽餘改封為呂邑大夫，攜其子魏錡一起前往呂邑就封（因為史料的不完整，所以魏錡到底是魏犨的兒子、還是魏壽餘的兒子，一直以來沒有統一的說法，記載也不盡相同，這裡採用魏錡是魏壽餘之子一說）。

魏壽餘被別封到呂邑之後，魏邑大夫就轉由魏氏大宗、也即魏犨的直系後代來出任；此時，魏氏第二代宗主魏悼子（魏犨嫡子）已經去世，而其子魏絳年幼無知、不能執掌魏氏，因此趙盾命魏犨次子魏顆代替侄子管理魏氏，代任魏邑大夫、兼下軍大夫。趙盾是以這樣的方式，來關照父輩時的世交（趙衰和魏犨，當年一同隨晉文公流亡在外時的交情就很深）。

不過，即使立下了“迎回士會”的大功，但魏氏在魏壽餘、魏顆主持時期，還是沒能得到晉國卿士的位置，一直是普通下軍大夫的身份。而士會回國後，立下大功的魏壽餘也很快從史書中失去了蹤影，也許，魏壽餘是在不久後就患病去世了。在魏壽餘之後，其子魏錡繼承了呂邑的封地，按照當時的習慣，魏錡的氏號將改為“呂氏”。

隨後的幾十年裡，魏顆、呂錡（魏錡）、呂錡之子呂相（魏相），因各自出色的軍政成就，在晉國內部、乃至諸侯爭霸的激盪歲月裡，留下了一系列的高光時刻，後續的篇章中，將繼續為大家講述他們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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