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清朝皇室的權威不斷被削弱。當時的清朝，對內要面對連綿不斷的戰亂，對外要面對災難性的戰爭。這不僅動搖了皇位的根基，而且似乎為中國的“崩潰”拉開了序幕。查爾斯·貝斯福勳爵在1899年出版了一本書，書名恰如其分——《中國的崩潰》。
四年前，一個小小的島國（日本）把中國踩在腳下，讓中國陷入求救無助、受盡欺凌的境地。而在過去，那個島國一直遭到中國的輕視。而且，這並不是中國第一次遭受這種欺凌，也不是最後一次。臺灣被劃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而滿洲（包括旅順和大連），如果不是因為歐洲三大強國（德國、俄國和法國）的調停，也早已淪陷了。不過，三年後，俄國仍把這裡佔為己有了——儘管它之前還假惺惺地逼迫日本把這裡歸還給中國。俄國對滿洲的佔領大大提高了它的軍事地位。這樣一來，俄國就在清朝皇家的發源地滿洲佔據了統治地位。一位從1898年就居住在滿洲的英國商人說：“他們眼睜睜地看著俄國吞併這個國家。”還有一位英國的上層傳教士說：“他和他的同伴都以為滿洲是俄國的一部分，只是名義上不是。”對於那些研究滿洲現狀的人們來說，不應該忘記：中國人從未參與過任何把俄國人驅逐出滿洲的運動。毫無疑問，在那場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如果日本沒有戰勝，那麼，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在名義上，今天的滿洲——不僅僅是遼東半島，而是整個滿洲——都可能成為俄國的一個省。
但是，臺灣和滿洲只是1898年丟失的領土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當時中國的磨難達到了極點。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沿海強佔港口，圈定租借地，劃分勢力範圍。膠州地區，包括優良的青島港口，被德國人霸佔了；威海衛地區將近三百平方英里的地域，被英國租借，而且在接下來的三十二年裡淪為英國的殖民地；另外一片與之面積相似的地域——香港——作為附加條款被英國租借為殖民地，為期九十九年；廣東省南部海岸線的廣州灣地區，也同樣被租借給了法國。當時，義大利想要租借浙江省的一個港口，當被中國拒絕後（正值墨索里尼上臺前期），義大利內閣竟因沒能在這一偉大遊戲中贏得獎品而狼狽倒臺。
如果西方國家認為能夠繼續愉快瓜分中國領土，而中國人民和朝廷也只是皺皺眉頭的話，他們很快就會意識到自己的錯誤。當外國侵略開始採用“文明”手段時，中國人民開始意識到他們生活在一個充滿競爭和敵對的世界裡。同時也認識到，中國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國，並擁有比其他國家更加廣闊的領土（如果附屬領土也算的話）。但是，與那些只擁有1/20中國領土和人口的西方國家相比，中國在世界之林中發揮的影響力卻微乎其微，而且幾乎得不到其他國家的尊重。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中國人都是一個驕傲、敏感的民族，他們不會永遠讓自己在世界之林中落於人後。永遠不要期待他們會預設西方人或日本人比他們更優越，這種說法（對於那些瞭解中國人的人來說）很明顯是錯的。中國人拒絕接受此類言論，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虛榮心。一些知識分子和有想法的人開始思考中國一直以來的狀況。當這些人把中國現狀與他們的期望值相比時，他們發現了差距，於是去尋求原因。他們沒有在自然法則中尋找，而是在改變的環境中尋找，在可以改正的錯誤中尋找。由此可見，改革派的產生是必然的，而劃分為兩個派系也是必然的。右派相信漸進式改革，不贊成災難性的國體改革，而左派則堅持只有從根本上變革才能拯救國家。
莊士敦與溥儀
康有為（他的弟子稱他為“南海”，這個名字是由他的出生地而來）是19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改革運動中最傑出的領袖之一。他被人們當成溫和派，因為他始終忠於皇上。然而，1898年，他是一個危險的極端主義者，因為他呈給皇上的奏摺直接導致了曇花一現的“百日維新”運動。皇室成員及“尊貴的上層人”對康有為及其作品那又怕又恨的心情，可以與中歐地區人民對異教和巫術的恐懼和憎恨相提並論，也可以喻之為現在敵人主張的法西斯主義和希特勒主義。不嚴格地說，康有為是1898年中國的“布林什維克頭子”。儘管他的主張沒有導致根本性的變化，他在十五年後，卻註定遭人嘲諷，被當做死硬派和反動派。
康有為在被特別推薦給皇帝之前，就在自己的家鄉廣東享有很高的聲譽。當時，他被人們視為政治和社會改革的熱情倡導者和敢作敢為的儒學解讀者。他被稱為“今文學派”的領袖，而章太炎則是“古文學派”的領袖。1898年時，康有為成功聚集了一批熱情敏感的學生。他既是年輕人的導師，也是他們的鼓動家。他的聲譽很快就越過廣東省而傳遍中國。最終，他的教學也吸引了一些政府高官的注意，其中包括湖南巡撫陳寶箴，翰林學士兼監察御史許景澄以及帝師翁同龢。
翁同龢是當時最出名的學者，祖籍江蘇常熟。他因其學識、詩作和書法而被稱作是18世紀中國文壇著名作家劉墉（乾隆時期的文壇領袖）的精神繼承者。翁同龢的事業在成為帝師時達到了頂峰。他先後成為同治和光緒兩位皇帝的帝師。
翁同龢視野非常開闊、自由，跟陳寶箴、許景澄等幾位志趣相投的朋友討論後，於1898年初向皇帝推薦了康有為，並跟他的皇帝學生一起討論康有為政治信條中的閃光點。1898年，儘管光緒皇帝當時已經三十多歲，已不需要再修學，但是翁同龢仍是帝師。這一職位賦予他一項終身的特權，那就是他可以私下覲見皇帝。此外，帝師還可以不受傳統禮節的約束，坦誠地向皇帝展現自己的想法。而其他官員，不管職位多高，都沒有帝師與皇帝的關係來得親密。
翁同龢向皇帝大力推薦康有為的政治主張，一方面顯示了他坦蕩為人、不嫉妒別人的性格（中國朝廷裡互相攻擊屢見不鮮），同時，也顯示出他不為當時文壇各種迂腐的保守主義所牽絆。此外，這也表明了皇帝並非像那些文人筆下描寫的那樣，是一個毫無思想、毫無主見的人。翁同龢比朝廷上的任何人都瞭解皇帝的性格和能力，他甚至比太后還要了解。他不可能和一個不夠聰慧的昏君去討論、執行康有為的改革計劃。
不容置疑的是，1898年春天，這位年輕的皇帝跟康有為會面後，對康有為的印象非常深刻。很多年以後，我有機會與康有為一起討論當年的事，他一提起光緒皇帝，滿口尊敬。假如當時他認為皇帝缺乏智慧、愛國精神和誠摯的話，他可能早已加入革命派了。革命派認為大清氣數已盡，清朝的存在已經阻擋了中國的進步，因此，必須推翻清朝。即使康有為年輕時有過這種想法，在他與皇帝會面後，這種想法也煙消雲散了。他發現皇帝不但贊同他的改革主張，而且還迫不及待地付諸實踐。
康有為有時也被稱作帝師，但事實上他從未擔任過這一職位，甚至他與皇帝也只見過寥寥幾面。但是，經過那僅有的幾次覲見，皇帝就賦予了他直接呈交奏摺的特權。這樣，他就不用透過官方渠道來呈交奏摺了。懷著誠摯的感激之情，康有為接受了這項特權。1898年的夏天，他的奏摺使一系列的改革法令得以頒佈，這就是著名的“百日維新”運動。這些法令讓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自由主義者既驚訝又驚喜，同時也震驚了大多數的保守派，並引起了他們的強烈抗議。
人們習慣性地去批判康有為的改革計劃及體現了他改革主張的朝廷詔令。人們認為那些想法很草率，既不適合中國當時的政治狀況，又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格格不入。誠然，這些批判有一定道理。但是，就算當時施加壓力、賦予信任，讓那些措施得以實現，把中國變為西方的議會民主模式，也是一件太過突然的事。康有為在中年時，也承認他之前的一些改革主張的確有欠考慮。但是，必須承認，他的大部分計劃和言論都是不乏閃光點及合理性的。雖然康有為和光緒皇帝為之奮鬥的夢想破滅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的夢想荒唐可笑或無法實現，而是因為其他的一些與性格和智力無關的原因。
摘自《暮色紫禁城：
洋帝師眼中的溥儀與近代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