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禮制和情感之間，宋朝皇帝堪稱歷代帝王中最為克己復禮的典範，和漢唐明清諸朝相比較，宋朝也是最尊重禮法、最受禮法約束的王朝，能夠把皇權約束到禮法中，自然是一種進步。
一般來說，禮法的根本在於宗法，尊重宗法就表示接受禮法的束縛，如果皇帝們都能受禮法的約束，那麼，皇權就很容易被關進禮法做成的籠子裡。
問題是，沒有幾個皇帝願意做一個畏法的人，更多時候會出現皇權凌駕在禮法之上的事，而皇帝帶頭踐踏禮法，在大多數時候都是為了樹立自己的淫威、實現君主的度才罷了，畢竟，不是每個皇帝都有能力依靠自己的文治武功去建立功業。
所以，為了體現自己的正統性，很多皇帝都喜歡拿宗法禮制說事，特別是那些得位不太正、或者小宗入繼大統的皇帝們，就更喜歡透過尊崇本生和祭祀祖宗來表明自己的合法性。
按照為人後者為人子、不能復顧私親的宗法原則，過繼大宗的小宗都要降等所生的恩義，去盡心奉事所後（繼）的大宗，但，這並不是每個過繼子都能做到的，因而就出現小宗子過度尊崇本生的現象。
隨著帝制皇權的不斷加強，小宗皇帝就更容易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比如漢宣帝、宋英宗還只能把生父稱親，到明世宗就能把身為臣子的親爹稱宗入廟凌駕在武宗之上。
當然，這並不表明後者能力比前者強硬，只不過是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環境不同，最重要的是，是皇帝本人的道德底線也不同，前者要臉、後者太不要臉罷了。
所以說，與其說小宗過繼大宗的皇帝們放不下對親生的血緣親情，不如說是一朝得志必須光耀家門、如不尊崇親生就猶如錦衣夜行的暴發戶心理在作祟。
用現代的眼光看，封建社會搞的濮議、大禮議只是對皇帝親生父母稱謂和封贈問題的討論，對現實好像沒有什麼意義，但真這樣想，就忽略了封建社會是以宗法禮制為基石的事實，如果禮制可以任意顛覆踐踏，整個社會的綱紀也就很容易被破壞。
在皇權膨脹的明朝，明世宗仗著自己活得久、在位長，能讓自己的親爹稱宗入廟，但在皇權受約束的宋朝，宋英宗只為了把自己親爹叫爹，就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實現。
而正是因為英宗鬧濮議，給大宋朝留下無窮的禍患，和執政官交鋒的臺諫官全體被貶，嚴重影響北宋集團內部的團結和平衡，在此後，臺諫官逐漸淪為執政或皇帝的爪牙，再不見真、仁時代監督皇權和政府的良好風氣。
濮議事件能夠引起臺諫官和執政官的交鋒，主要原因就是雙方的觀點不同，執政官是從人性、親情入手，注重個人情感；臺諫官則從宗法禮制入手，注重禮法，簡單說就是情與禮的衝突糾葛。
如果按照執政的觀點，英宗可以稱親爹為皇考，這滿足了英宗對親爹的孝心，但對於他所繼承的仁宗來說，實在不公平，也踐踏了傳承至今的宗法禮制。
但要搞清楚一點，韓琦、歐陽修並不敢真的無視禮法去尊崇濮王，去把濮王冠上帝皇稱號，稱宗入廟，他們不敢，他們只是對傳統禮儀和血緣親情兼顧了一下，變通了一點。
平心而論，執政的行為還是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的，畢竟，從來就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不管什麼都會隨著時代的進步、與時俱進的有所演變。
如果按照臺諫官的觀點，也的確維護了大宗的利益，突出了禮法，但卻摒棄了禮法中存在的人性基礎，有失人情，對小宗本生來說，則過於薄情了。
正是因為臺諫官在死守教條、堅守禮性之餘，對英宗和濮王的血緣親情以及人性過於忽視，有點呆板不通融，才成為執政官反駁的藉口。
執政和臺諫雙方都承認英宗父子的天性至親，他們之間的血緣關係是誰也無法剝奪的，臺諫偏重禮，執政則偏重情，臺諫佔領道德大義的高地，執政則擁有權力，兩虎相爭必有一傷，所以，辯論到最後，自然就發展到人身和道德的攻擊，最終演變成黨爭並遺禍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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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曾對英宗發出過靈魂拷問：仁宗在就以仁宗為父，仁宗不在就以濮王為親？未免太反覆無常了吧？
這個拷問讓皇帝和執政都沒法接，但在幾百年後，卻被王夫之批評：如果英宗在沒當天子時認親爹，當上天子了就不認親爹？這未免也太見利忘恩點，簡直與禽獸無異了。
單從字面意思看，好像王夫之駁倒了司馬光，但以猴格淺見，王夫之的批評並沒有依據，不過是欺負古人不能回覆他罷了。
臺諫官為何堅持反對尊崇濮王？那是因為英宗的過繼是事實，他在過繼給仁宗那一刻起，不管是從宗法上，還是社會性的權利義務上，都已經和親爹斷絕關係，王夫之談什麼當了天子就不認親爹，這不是辯駁，而是不講理了。
宋朝的《名公書判清明集》中有很多案例記載，親兒子不孝順被父母告官，就會失去繼承父母財產的資格，過繼子就更是如此了，如果為人後，還顧其私親，不但不能繼承嗣父家的產業，還會被勒令歸宗的。
所以說，在一個人不能有兩個父親的情況下，英宗想稱濮王為皇考，阻力的確很大。但基於人情角度去考慮，真把濮王放置在與其他宗親同等位置上，對濮王來講也有失恭敬，畢竟古代的觀念，子女飛黃騰達必定要榮耀父母，而生育聖子、賢女就是身為父母最大的功德，濮王的地位自然需要抬一抬。
這時候就顯出程頤的理論，把禮法和人情兼顧結合，為濮王另立宗統，成為濮國始祖大宗，地位低於皇權而高於其他宗室，這樣既滿足英宗的情感需求，又沒有違背宗法禮制。
和歐陽修、司馬光的觀點相比，程頤的理論就屬於與時俱進的新興思想，從宋朝之後，他這個理論就得到廣泛的認可，明朝鬧大禮議時，群臣就引用程說，建議明世宗尊崇生父為興國大王。
到了清朝，程頤的理論更被誇讚，光緒入繼後，本生父醇王的待遇就是從程頤的理論演變而來，既不輕視所生，也沒有打亂所統，恩義兩全，名實俱正，可為萬世為人後者大公至正之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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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議雖然在表面上是屬於皇帝的勝利，但實際上，對於執政、臺諫和國家來說，都是巨大的傷害，臺諫官的七名骨幹，司馬光調離諫院，呂誨等六人被貶出京；執政在神宗即位後也逐漸被清理出朝廷，大宋朝的國家體制也被破壞。
特別是歐陽修在被蔣之奇、彭思永攻訐時，瞭解他為人的司馬光、範純仁、呂公著等等，沒有一個為他講話，都在袖手旁觀，坐視蔣之奇誣陷詆譭歐陽修。想像一下才高志遠的歐陽修當時的狼狽難堪和痛心絕望吧，讓猴格都不禁為之心有慼慼。
司馬光們難道支援、贊同蔣之奇嗎？不，他們對蔣之奇的為人和行為是鄙視的，但是，儘管他們知道歐陽修是被誣陷的，蔣之奇是卑劣的，但仍然選擇了袖手旁觀，為什麼？
就是因為濮議中歐陽修的立場，讓士林公議和他劃清界限，讓他成為恪守禮制之人的敵人，自詡為禮法衛士的人，誰會去援救敵人歐陽修呢？
透過歐陽修被誣陷事件，就能看出濮議對時人的傷害和影響有多大，司馬光們就是因為個人意氣之爭而因私廢公，開始對人不對事，這對國家機器來說，傷害有多麼巨大，可以參見王安石變法和元祐更化。
對英宗來說，他除了為自己的親爹爭到親爹的稱號外，就別無所獲，如果他覺得能夠玩弄執政和臺諫於鼓掌之中、提高了皇權也算的話。
他的行為對大宋朝的體制來說，絕對是嚴重的傷害，他破壞了良好的國家機器執行制度，還給兒子神宗帶來巨大的尷尬，最要命的是，濮議事件給北宋皇權脫離禮法束縛的籠子撕開了一個大口子。
正是因為英宗鬧濮議的行為，讓大宋體制失去平衡，讓聰明又有氣性的神宗，不得不為父親正名而努力地奮鬥，逼迫自己去建立超越祖宗的豐功偉績，為成為一個偉大的皇帝而努力，為洗刷老父親荒唐的形象而努力，為維護仁宗——英宗——神宗傳承的合法性而努力，一輩子都在疲憊不堪的負重前行，最終心力交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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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一下，如果英宗像明世宗一樣超長待機，濮議事件在他漫長的人生中，或許會變成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後世也會出現像給明世宗洗白那樣的人為他洗白，可（慶）惜（幸）的是，他只做了四年皇帝。
猴格也時常想，當英宗拿著呂誨攻訐執政的奏狀故意諮詢韓琦歐陽修時，韓琦歐陽修是否對英宗產生失望和寒心的情緒？
當神宗拿著王陶攻訐韓琦的奏狀詢問韓琦、韓琦慢條斯理說、陛下派一個小宦官來就可以把我綁走時，是否會對自己當初提濮議之事產生後悔的情緒？
當兩人離開朝廷、離開中書、在夜深人靜時，是否還會想起仁宗皇帝對他們的賞識和提拔？不知道想起時、負了仁宗的他們會產生什麼情緒呢？愧疚麼？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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