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句俗語好像把帝國的產權說的非常明白了，之前整個天下就是天子的，到後來，整個天下就是皇帝的，這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嗎？看上去好像已經明白了，但實際上的問題卻不是一星半點。

首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說法從根本上分析是含糊其辭，似是而非的。

在邦國時代，所謂的王土是透過層層分割，分給大夫和諸侯的，名義上天子是天下共主，但實際上除了都城附近的部分領土之外，其他的所有土地和人口資源都是全權交給諸侯處理的，這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自治權。

一個諸侯王擁有自己諸侯國內部的至高權力，甚至諸侯國內部的事務處理，天子都不能插手，天子只有領導諸侯的權力，所以說，王土從根本上來講並不掌握在天子手中，而是掌握在諸侯手中。

到了帝國時代，王土也並非是真正為國家或者是皇帝所有，就拿最簡單的土地買賣來講，如果真的是皇帝手中的領土，那麼，平民、貴族等人怎麼會擁有土地買賣的權力呢？

當然，從理論上來講，土地的售賣是需要經過官府的同意的，官府會在土地買賣的契約上蓋章，這被稱之為紅契。

但問題是，哪怕不經過官府的同意，土地也可以進行私底下的買賣，這樣不經過官府而私自訂立的契約則被稱為白契，而無論是紅契和白契，他們同樣都是土地買賣的憑證，在實際的生活中都會得到社會的承認，很顯然，這就與莫非王土的概念有衝突了。

畢竟如果土地真的是帝王所有或者是國家所有，那麼，這樣的買賣豈不是成了盜賣，這樣的協議又怎會有效？所以，單純從簡單的土地買賣上來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句話本身就是不正確的。

其次，在帝國時代，不僅僅是國土產權有問題，國家的領土主權也同樣存在問題。基於我們上面所說到的矛盾點，很多人認為所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指的並不是國家的國土產權，而是領土主權。

但我們知道，領土主權是一國相對於他國而言的，只有一個國家在面對另一個國家的時候，領土主權才會起作用。

可問題在於，在邦國時代裡，中國人並不認為天下之外還有其他天下，領土主權只存在於封建中國之間，所以，諸侯有主權問題。

當一個諸侯國面對其他諸侯國君時擁有平等的地位，而他諸侯國之外也有著與之同樣對應的別的諸侯國，所以，諸侯國君會面臨本國與他國的概念問題。

可天子卻不會，天子主控的是整個天下，而天下之外不再有另一個天下，那麼，對於天子來講，絕不存在“國際”這樣的概念。

所謂天下，就是以中央之國為核心的世界，居住在中央之國的天子，就是天道的唯一代理人，周邊的番邦則無非是天子的臣民、中央之國的附屬，這些國家無論是已經控制的，還是鞭長莫及的，又或是心存異念的，他們都不能夠與天子相提並論，充其量只能與諸侯國平起平坐。

也就是說，在那個時代裡，天下只有一個，而且天下是天子的，他有的頂多只有勢力範圍、附屬和從屬關係，這裡面沒有什麼領土主權可言。

所以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句話指的肯定也不是領土主權。

那麼，既不是國土產權，又不是領土主權，是不是國家治權呢？很遺憾，也不是。治權是針對人民而言的，它並不針對土地，因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說的只能是產權，或者說所有權，而他後面那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說的才是質權，當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落腳點在於治權。

可哪怕如此，質權也要以產權為前提，就是說：

產權決定質權。

沒有產權就沒有治理的權力，只有在整個天下是王土的時候，天子才有對生長在王土上的人民有管理的權力，如果前提條件不成立，那麼，天子對於人民也沒有管理的權力。

所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說的也不是治權。可是如此一來，帝國的產權豈不是出了問題？事實確實是這樣的，帝國的產權從始至終都模糊不清。

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句話本身就是虛構的，皇帝或者是天子能夠統治天下靠的是天命嗎？是君權神授嗎？都不是，他們之所以能夠站在無人之巔，能夠擁有君臨天下的地位，靠的是暴力。

歷朝歷代的江山都是透過打打出來的，就連原始的部落社會都有衝突和矛盾存在，黃帝曾經打過炎帝，黃帝和炎帝也都共同打過蚩尤，所以，無論是最開始的原始部落聯盟時代，還是後來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所有的江山都是出自於暴力之手。

在這其中可能夾雜著謀權篡位，夾雜著權力更迭的所謂和平演變，

但無論是謀權篡位也好，還是所謂的和平演變也好，都是基於軍事鬥爭能力進行的，想象一下，一個勢力沒有絲毫的能力又有誰願意服從呢？

完全依靠謀權篡位而沒有太多軍事底蘊的政權，根本不能夠長久，比如說王莽的新朝

，王莽能夠謀取漢朝的江山靠的是他的姑母王政君，也就是說，他的王朝不是打出來的，他雖然名義上得到了國家權力，但實際上卻沒有能夠支派的勢力和軍隊，這樣的朝廷在遇到硬實力的時候往往容易崩潰。

所以說，對於整個帝國來講，他的產權從一開始是不具備的，而是他們利用暴力手段佔有之後才成型的，也就是說，帝國的產權和治權其實都是佔有權。

但帝國的這種佔有卻沒有限制，它不但佔有財產，也佔有人身，是一種無限產權和無限治權，也正因如此，帝國在將財富和資源轉交給臣民共享的時候，必須要保留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只要皇帝和官府找一個差不多的理由，就可以任意剝奪百姓的生命權和財產權，臣民不能對此持有異議，甚至還要“君讓臣死，臣不死不忠”的謝主隆恩。

更有甚者，帝國有時候連理由都不需要，就可以隨意地剝奪臣民的財產和生命，而基於這種極端的壓制，土地也好，財產也好，個人的生命也好，歸根結底就都成了皇帝的。

所以，看上去順理成章的帝國產權，不過是帝國透過強制性的手段而暴力獲取的佔有權。也正因如此，帝國才會發生罪惡和動亂。

帝國佔有了原本不屬於它的產權，那麼，最終就要透過各種各樣的形式再交換出來，而且從理論上來講，皇帝實際上是臣民造就的，所以皇帝是萬民之主，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沒有了民眾，皇帝就成了孤家寡人。

同樣的，如果民眾一無所有，那麼皇帝也只能一無所有，況且天下的財富何其之多，皇帝又憑什麼一人享受？所以，在歷史上的基本情況就是：

除了明確規定屬於國家的“官田”之外，其他的土地都會預設是皇帝與臣民共同享有，也正因如此，土地才能夠進行買賣，無論紅契和白契都具有法律效力，都會在日常經濟生活中被人們承認。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

帝國的產權確確實實是有問題的，首先皇帝雖然鼓吹君權神授，雖然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所謂的王土卻是由民眾承認才具體形成的，它並非來自於上天的授予，而是人民群眾礙於領導階層的手段和暴力不得不承認的。

當然，一個垂範天下的明君，確確實實可以在封建時代裡給群眾帶來好處，這或許也是人民群眾願意支援一位皇帝上位的原因。

畢竟如果一個國家沒有皇帝，那麼，就會人人都是皇帝，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大家都不過是流寇變的而已，所以，人民群眾願意推舉一個聖明的皇帝，以此來避免人人都是匪寇的流血漂櫓，也正因如此，皇帝或者是帝國才有了產權，但這並不能代表著帝國的產權明確，也不能代表著它的產權正統，畢竟，沒有人民群眾，帝國就不再是帝國了。

這其實也是帝國制度的一種矛盾所在，它的產權由人民群眾賦予，可它卻把自己又當成是人民群眾的主人，如此一來，產權和治權就會出現矛盾和衝突，因此帝國不得不進行王朝更替，在一個王朝的衝突達到最高峰的時候由另一個王朝來代替，這個王朝重新掌握產權，重新劃分治權。

但在基本制度沒有進行改善的前提下，新的王朝只能夠重蹈前人的覆轍，最終，在它崩潰之後讓另一個新王朝繼續接替，帝國制度就在這樣的無限迴圈中不斷髮展。

可是歷史是有大限的，大限一致，機會全無，公元1911年，在治亂秩序中折騰了兩千多年的中國人下定決心革了制度的命，帝國制度也具有此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