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當時秦國僻處雍州，被山東六國當作蠻夷看待，不得參加中原盟會與大國會議。彼時正在魏國的商鞅聞說此令，西入秦國，透過孝公嬖臣景監四見孝公，說以帝道、王道、霸道與強國之術。孝公採納後者，任用商鞅，啟動變法。然而，對於商鞅的評說，後世文人學者莫衷一是，褒貶各持己見，如今竟有“商粉”“商黑”兩派立場，此中對商鞅的批判尤甚。

有人調侃司馬遷是商鞅最大的黑粉。但若結合司馬遷的身世與思想，便可理解他為何如此憎恨商鞅了。韓兆琦先生說：司馬遷出於個人的慘痛經歷，對於商鞅這個法家人物從態度上是反感的，司馬遷遭受宮刑的慘痛經歷，對儒家思想的持守，都使得他對商鞅這個法家酷吏恨得咬牙切齒。司馬遷沒有接觸正確的史料，以致出現錯誤的認識，而後世已掌握了部分歷史事實，基於此，對商鞅的偏見必須得到糾正。

其實，對於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的解讀必須置身於當時的環境。戰國時期百家爭鳴，

儒家主張人民幸福，道家強調人民自由，法家追求國家強大

。故明君拓土強國，賢君遵禮安民，是謂先王后聖。商鞅變法之根本目的是解決秦國當前的現實矛盾，其措施只能用於秦一統天下之時。是後世的統治者沉浸於享受專制權力帶來的快感而不可自拔，沒有對政策及時做出適應時代的調整，最終導致秦帝國迅速滅亡。

最關鍵的一點，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一點，那就是商鞅的法令是君主意志的全面貫徹，他的背後站著的是至高無上的王。他是王的“干城”“好仇”“腹心”，是那個在改革的戰車前披荊斬棘乘風破浪的鬥士。秦惠文王即位後車裂商鞅，一方面或許是因為商鞅位高權重、功高震主，而新君即位，肯定需要提高自己的威望，維持自己的權力。抑或利用商鞅之死可進一步打壓復辟勢力，或者平衡其與變法者之間的矛盾，穩定統治。但像商鞅這樣有大局意識、篤誠熱情、極身毋二的變革家，應該得到應有的尊敬與讚譽，你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