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33年12月至737年4月，張九齡任唐朝宰相，堅持以“四端”為政要，以“八事”為想念，推行了重農桑、減勞役、省刑罰、輕賦斂、任賢吏、廣言路、辦學校、興教化、抑邊功、和戎狄等一系列政治經濟措施，做到“野無遺賢，朝無缺政”；物產豐富，價格低廉，西京、東都米價一石不到二百錢；富商行萬里路，不用帶兵器防盜賊，取得了顯著的政績，維持了“開元盛世”安定繁榮的局面。

可是與此同時，張九齡卻得罪了武惠妃、李林甫等權貴，受到他們的誹謗誣陷。先以王元琰贓案，牽連用人不當而罷知政事，降為尚書右丞相；後以周子諒彈劾牛仙客非才案，被史上最浪漫的皇帝唐玄宗炒掉了他的丞相職務，貶為荊州長史。

三年後，張九齡就在含冤飲恨中離開了人間，成為千古憾事。

從小裡看，這隻關乎到一位大臣的個人榮辱成敗；從大里看，卻深刻影響了整個大唐天下的政壇走向與國力興衰。

炒掉張九齡後，唐玄宗進一步怠於政事，聽憑中書令李林甫這個著名的奸人大權在握。

李林甫奸在哪？他拋棄了張九齡為相時制定推行的各項政策措施，採用了四條奸計來維持相位：

一是媚事宦官，迎合上意，以固其寵，

二是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奸；

三是妒賢嫉能，排斥異己，以保其位；

四是大興冤獄，趕走賢臣，以張其勢。

李林甫這麼一胡來，必然把“開元盛世”拉向衰落。

張九齡被炒後，最迅速而明顯的反應，就是使得忠誠正直者內心惶懼，奸佞邪惡者有恃無恐，完全顛倒了善惡是非，堵塞了諍諫言路。

從此，大唐朝廷上下、宮廷內外，出現了一片鴉雀無聲，萬馬齊暗的沉寂局面。唐玄宗從此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孤家”、“寡人”。

開元25年，武惠妃在李林甫多次稱讚壽王賢明有為的暗示鼓勵下，又打算立親生兒子壽王李瑁為太子，便用奸計引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披著盔甲帶著武器披甲進宮捉賊，又親自向玄宗誣告這三位皇子謀反。

糊塗的玄宗一聽，這還了得，馬上召李林甫來開會。李林甫這個大滑頭卻說：“這是陛下的家事啊，不是我適合參與的。”玄宗隨後就下詔把三個兒子廢為庶人，不久他們就一命嗚呼了，朝廷內外都明白這是冤案，對唐玄宗的這種倒行逆施表示了不滿。

此時，唐玄宗的驕奢淫逸的惡習，和求取邊功的思想，都有了進一步發展，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極大浪費，加重了人民負擔，激化了社會各種矛盾。

，軍糧190萬石，邊鎮兵數比25年前少了10多萬，而經費卻增加了5倍。

同年，唐玄宗又竟將全國全年進貢的物品全部賞給了李林甫！到楊國忠為相時，所收賄賂中的織物竟多達3000萬匹！這就在客觀上為“安史之亂”提供了有利條件。

生活在唐玄宗時代的大詩人杜甫，對九齡罷相前後的社會現狀有過這樣的描繪：“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到天寶十四年11月，他已看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嚴酷現實。

第二年11月，“安史之亂”就爆發了。他悲憤地揭發：“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戰亂慘象。

我們透過這三首詩的形象描寫，就可鮮明地看到三個不同時期的社會面貌。

有史家評價說，唐朝自開元后期至天寶年間，大臣中的守正不回者，僅有張九齡一人而已。然而李隆基這個號稱“史上最浪漫的皇帝”只想做最浪漫的事，不喜歡聽刺耳的聲音，偏偏把這個唯一的諍臣炒掉，就再也聽不到忠實的諫言，從而導致安史之亂，整個國家都被李隆基自己給炒糊了。

這雖不免塗上了唯心史觀的色彩，但在某個側面上卻反映了歷史真實。唐王朝從此走下坡路，走向深谷，走向死亡。

在張九齡罷相後十年，即公元747年，全國設了十個節度使和經略使，共有兵49萬人，馬8萬餘匹，每年需用布1020萬匹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