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呂慧明（方塘書社特約書評人）
“民以食為天”，食物維繫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文學作為關照現實生活和人類理想的藝術形式，從其誕生以來就一直不乏對食物的關注和描寫。從文學中的食物描寫，我們幾乎可窺見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所有內容。食物如此重要，以至於人類學家張光直先生執著地認為：“到達一個文化的核心的最佳途徑之一就是透過它的肚子。”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舊食記》就是這樣一本可以透過食物，看見現代中國轉型和變遷的激盪歷程，亦可以洞察生於其中小人物的生存狀態和生活境遇的佳作。這本書描寫的是童年時代東北農村地區的食物，春天的青杏、水蘿蔔，夏天的烀苞米、辣椒燜子，秋天的茴香豆，冬天的烤地瓜，四季的美食在作家楊蔭凱的筆下紛紛登場，童年的美好記憶和鄉愁交織不斷，構成本書的情感重心。
“在飢餓的襯托和父母輩巧手之下，那些春天的野菜、青杏，夏天的玉米、西紅柿，秋天的葫蘆、紅棗，冬天的酸菜、粘豆包，都幻化成我們一生中最難忘的美食和最美好的回憶。於是，對童年的記憶實際上演化成關於美食的記憶。”
如果說，兒時關於食物的美好回憶是硬幣的一面，那麼對於故鄉的思念——鄉愁便構成硬幣的另一面。在《酸酸的青杏兒》一文中，作者先寫吃青杏留下的美好記憶，“摸出個青杏，小心地咬開，一股酸酸的，苦苦的味道瞬間從齒間流滿口腔，忍不住打了個冷戰。青杏兒的核還未長好，一口下來，能看到裡面白嫩的杏仁。用手扣出杏仁，捏一下立即冒出一股清涼的水兒，舔一下是淡淡的苦味。”“吃完杏子之後，我們便迫不及待地將甜杏仁蒐集到一起，找來錘子或者乾脆找塊磚頭，輕輕地把杏砸開，取出裡面裹著褐色外皮的杏仁。放入嘴裡急三火四地咀嚼，一陣脆響之後，一股清香的乳漿很快溢滿口腔，讓你不由自主地產生愉悅感和滿足感。”
在濃墨重彩地描寫青杏帶給味蕾的快感之後，作者筆鋒一轉，“如今進城了，青杏是難得一見的，見到的杏子基本上被製成杏幹、杏脯了，味道雖好，但沒有那種酸得全身發抖的感覺，也多多少少有些遺憾，而‘綽杏核’這種遊戲現在的孩子更是不懂、不會的，只能停留在我們這代人的記憶深處。”
在淡淡的傷感中，鄉愁指向的不止是東北的白山黑水這一具體的地理空間，更加指向的是一代人精神記憶的家園。關乎我們的歷史，更關乎我們未來。
一、百年中國文學的鄉愁書寫
縱觀中國文學史，20世紀之前的文學，在農耕文明的參照之下，對於鄉愁的書寫更多是寧靜和平人生的體驗，或者失意之人，漂泊遊子的羈旅之感。“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每逢佳節倍思親”、“鄉心向此迷”，這裡的故鄉是田園牧歌式的理想家園，鄉愁的指向更為明確，更夠給人以精神慰藉。正如錢穆先生所言：“農耕民族與其耕地相聯絡，膠著而不能動，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祖宗子孫世世墳墓安於斯。故彼心中不求空間之擴張，維望時間之維延。絕不想人生有無向前之意境，而認為當體具足，迴圈不已。彼之所想象而蘄求者，則曰天長地久，福祿永終。”
20世紀以後，隨著工業文明的侵入，農耕文明穩定自足的狀態被打破，在工業文明的審視之下，文學中的鄉村多以“問題鄉村”的面目出現，鄉村是野蠻落後的，農民是愚昧無知的。作家帶著批判的眼光，重新審視自己生活的土地和周圍的人群，鄉村呈現出凋敝暗淡的景象。鄉愁則更多的指向對鄉村未來的憂慮和迷茫。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魯迅是典型的代表。
20世紀三十年代大部分的作家和知識分子，之所以將鄉村作為病態的社會，需要引起療救的注意。究其原因：“在於新文化先驅者們的‘現代觀’。在現代民族國家間的霸權爭奪的緊迫情境中極力要‘現代化’的新文化倡導者們往往把前現代性的鄉土社會形態視為一種反價值。鄉土的社會結構，鄉土的精神心態因為不現代，而表現為病態乃至罪大惡極。”
新中國成立以後，文學中的鄉村描寫以塑造具有革命性格和鬥爭精神的新型農民為主，文學作品以配合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為主要任務，鄉村的人倫情感，社會習俗退出文學作品的視線。政治因素對鄉土中國進行重構，人和土地的感情轉化為政治抒情，鄉愁異化為革命話語之下的，充滿熱情高度樂觀的理想的烏托邦形象。
上世紀80年代，隨著意識形態對文學的鬆綁，文學中的鄉土描寫開始反思在特殊時代之下農民的深重苦難，以及從文化尋根角度，揭示一個家族，一個民族在歷史深層結構上民族心理素質，以尋找歷史推動和文化前進的力量。莫言的《紅高粱家族》、陳忠實的《白鹿原》等作品皆屬於此類。“20世紀80年代中期尋根文學開始濫觴，他們大多以農村描寫物件，但目的並不在於描寫農村的生存本相，而是利用農村尋根，利用鄉村表達零散不一的文化看法。”此時文學作品的鄉愁指向的是蘊含在民族部內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基因。
時間走到上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程序加快，鄉村的發展被拋在了時代之後，破敗、荒涼、凋敝與荒蕪成為鄉村的景象。鄉村的文學書寫，更多集中在對破敗的鄉村之下的人的精神的墮落的描寫，以及在對城市文明的追隨中，鄉村自我精神的迷失。此時，鄉愁指向更加飄忽不定和迷失自我。由於文學的市場化，社會階層的分離和固化，作家對土地的隔閡等原因，這一時期，鄉土文學創作出現難以為繼的困境，並且持續到新世紀。
將《舊食記》放到百年中國文學鄉愁書寫的歷史語境之下，作品中透過使食物寄託鄉愁，呼喚鄉村精神的復甦，對於當下鄉愁書寫面對的猶疑、搖擺、迷惘的困局，作者的美好願望終究是一種微弱的聲音。
未來，不論是鄉土文學還是鄉村的現實，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二、無處安放的鄉愁：身份焦慮到身份認同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舊食記》在濃墨重彩地描寫鄉村食物的之後，總是會流露出對城市食物的一種似有似無的遺憾。這種遺憾，不僅是對過往的懷念，更多表現為對自我身份認同的些許懷疑。
依據社會心理學的解釋，“身份”一方面是指“身份、本身”，回答“我是誰”的困惑，強調實體的個人所處的地位以及不同於他人的個性；另一方面，則包含了“同質性、一致性”的確認，是認知主體基於對社會關係的認知而形成的情感即歸屬感，並自覺不自覺地將自己歸為某一類別、群體或組織的過程。
當帶著一種文明印跡的人，進入另一種文明時，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兩種文明的齟齬。這種不適表現為對原有身份認同懷疑，以及對新的身份認同的構建過程。“認同危機的產生，與文化傳統緊密相關，一個人通常對傳統的自覺或者自發的態度來確立自己的認同，而當一個人在各種文化傳統的對立、衝撞中無所適從的時候，就必然陷入認同危機。”
上世紀90年代開始，伴隨著中國的城市化程序，許多農村人口透過升學或者透過打工的方式進入城市，農民與土地、宗族、家庭之間的關係日漸淡漠，舊的身份逐漸在城市化過程中消解，而新的身份尚未構建。本書的作者無疑是幸運的，透過升學的方式，在城市中紮根落腳，在身份轉換過程中，迅速適應新的身份，並且構建了新的認同。只是偶爾會出現些許的動搖和懷疑。
然而，對於大部分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而言，新舊身份的轉換和撕裂顯得更加痛苦和漫長。他們的傳統的精神根基和文化身份在城市化過程中遭到消解，新的身份一時難以建立，他們在傳統和現代之間遊離，鄉村和城市之間漂泊，成為當下城市化過程中艱難生存的“中間人”。這是為什麼當下文學中鄉愁的書寫指向總是充滿不確定性、焦慮和迷失，源於農民群體在城市化過程中的被邊緣化的焦慮。
如何快速讓農民在城市化過程中快速構建起新的身份認同，由身份焦慮走向身份認同，依賴社會成員，體制從上到下的改革和完善。當務之急是消除城鄉二元體制的束縛與不公，打破建立在戶籍制度之上的不公平政策和待遇，建立包容共存的社會，讓他們既能留得住也能回得去。
那時，他們的精神有所依附，不再為身份認同而焦慮，文學的鄉愁書寫也將更加地自信、明朗、和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