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跟隨明軍戰鬥在第一線，寧死不屈。

1521年，明朝廣東水師在屯門大敗葡萄牙人。在戰鬥過程中，廣東官員目睹了葡萄牙火炮的威力。戰後，大明國開始仿製，很快實現了國產化。

1543年，葡萄牙人半賴半騙，終於在澳門立住了腳。後來的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羨慕不已。他們從來沒有爭取到葡萄牙人這樣的待遇。

明末官員徐光啟結識了義大利傳教士利馬竇，向他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徐光啟逐漸意識到火炮的威力。他認為，以後攻城不能再用雲梯和鉤杆了，以後野戰也不能再用弓矢了。用大刀長矛與裝備大炮的部隊作戰，猶如空手鬥虎狼，“（西方火器）實為殲夷威虜第一神器”。

此時的西方火器指的是荷蘭人的大炮，比一百年前葡萄牙人的大炮先進多了。

荷蘭人一頭紅髮，明朝人稱他們為紅夷。他們的大炮，自然是紅夷大炮了。

支援徐光啟的人很多。李之藻稱紅夷大炮為：“不餉之兵，不秣之馬，無敵天下之神物。”焦勖說：“（紅夷大炮）是天下後世鎮國之奇技。”

明末火器專家趙士禎將大炮視為國家戰略。他說：

“呂宋、佛朗機是海上一浮漚耳。暹羅、日本、琉球、蘇蠟，從來不敢辱慢其酋長，荼毒其民人，神器之力也。如果多造火炮，弱者可以成強國，小國可以成大國。”

道理是沒錯。不過，世界第一個日不落帝國西班牙，在趙士禎眼裡卻是海上漂浮的泡沫（浮漚）。西班牙駐菲律賓總督，在趙士禎眼裡是部落酋長。

公元1620年，徐光啟委託張燾到澳門向西洋商人購買了四尊大炮，費用是徐光啟個人出的。大炮運到江西廣信，經費花光了，只能放在原地。

1621年3月，努爾哈赤佔領遼陽、瀋陽，局勢危在旦夕。

經徐光啟申請，朝廷同意出資把滯留江西的大炮運到北京。年底，四尊大炮運抵北京，試射效果良好。

1622年，張燾以官方身份前往澳門，再次購得22門大炮。

1623年5月左右，張燾帶著22門大炮，23名葡籍炮手和一名翻譯到京。這23人負責指導火炮的用法。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僱傭歐洲軍事技術人員。

御史溫皋謨和兵部強烈反對聘請葡萄牙人。他們說廣東民間就有很多會操縱火炮的人，何必用外人。年輕的天啟皇帝否定了他們荒唐的提議。

到了天啟末年，明政府先後從澳門引進30門大炮，其中11門大炮佈防山海關，18門防守北京，1門試射時爆炸。這30門炮不是澳門本地生產的，也不是從歐洲兵工廠運來的，而是從擱淺在澳門附近的英國船和荷蘭船上拆下來的。

1626年，努爾哈赤攻打寧遠。明軍用紅夷大炮反擊。史載“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爛，可數里。”“炮過處，打死北騎無算。”

此戰是後金發動侵明戰爭以來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興奮的明廷封紅夷大炮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

從沉船上拆下來的火炮都有這樣的威力，可見英國戰船的攻擊力有多強。

除了進口，大明還成功地實現了火炮國產化。

徐光啟仿製紅夷炮400餘門，並向朝廷建議訓練新軍。

朝中重臣紛紛彈劾徐光啟。主要罪責如下：

以練兵為名侵吞國家資產。（無非騙官盜餉）

練兵就是個笑話。（以朝廷數萬之金錢，供一己逍遙之兒戲）

還有人說：“洋銃若能護國，吾輩成何？”

如果洋炮這麼厲害，那我們算什麼？

你們算嘴炮。

如果明朝官員的嘴炮是世界第二，沒人敢當第一。

他們給徐光啟扣了一頂帽子——“名教罪人”。他們說徐光啟誤國欺君，其罪甚大。

動嘴的勝利了，動手的徐光啟只得回上海老家抱孩子去了。

23名葡萄牙人全部遣返澳門。

崇禎帝即位。徐光啟升授禮部左侍郎，又提出練兵。

同期，俄羅斯外有波蘭、瑞典大軍壓境，內部矛盾重重。米哈伊爾沙皇不僅引進歐洲大炮，還把軍隊編制、訓練、戰術按照瑞典的模式進行改革。

崇禎帝覺得練兵投入大，見效慢，不如直接買火炮。他說，火器終為中國長技，西洋大炮不可偏廢。

1627年，崇禎下旨，命兩廣軍門李逢節和王尊德去澳門購買火炮。

1629年，後金軍突然入關，北京告急。崇禎皇帝急忙追問火炮走到哪裡了。

徐光啟把在京的歐洲傳教士動員起來，登上北京城頭指導大炮發射。

李王二人早就在澳門買好了火炮，並邀請葡萄牙人貢薩沃·西勞率領31名炮手一同前往北京。紅夷大銃太重了，走走停停，耗費了很多時間。

11月23日，大炮隊進入涿州，遭遇後金軍。當時城內官民都打算棄城逃跑。西勞急忙把大炮推上城頭，只放了幾炮，後金軍就撤退了。

1630年，葡萄牙人拉著大炮進入北京。

崇禎皇帝十分高興，決心聘用全部葡萄牙人。西勞年薪一百五十兩，每月再加十五兩零花錢。其他人年薪一百兩，每月十兩伙食錢。

新購西洋大炮安置北京城各要塞處，並賜名“神威大將軍”。

不久，葡萄牙教練就訓練出二百多名明軍炮手。

學生畢業，老師就可以回澳門了。

此時關外戰火又起。西勞主動向明政府請纓，願意去抗金前線。

崇禎十分讚賞。

趁著皇帝高興，徐光啟趁機提出，再去澳門招募炮手200人、隨從200人，火器若干。前後兩撥葡萄牙人加起來約500人，可以徹底保障北京的安全。再花上兩年時間，可以恢復全遼。

崇禎皇帝全部答應。

西勞回到澳門，很快招滿400人。這其中，有出生在葡萄牙的原裝歐洲人，有二代混血移民，有當地中國人，還有印度人和黑人。早在一百年前，葡萄牙人就幫助泰國王室作戰，後來陸續成為緬甸、柬埔寨、日本的軍事盟友，算是經驗豐富的職業僱傭軍。

當時澳門的總人口在萬人左右，其中葡萄牙公民約一千人。

這支400人的僱傭軍由兩名軍官率領，一個叫科德略，另一個叫羅德里格。

他們從澳門出發，一路上由地方政府供應食物和物資，有雞有牛、有果有酒，十分豐盛。從葡萄牙人的記載來看，他們對沿途的招待很滿意，也迫切希望到北方同後金軍隊作戰。

僱傭軍剛到南昌，就接到北京的加急命令：

少數人攜帶大炮入京，其他士兵停止前進，立即返回澳門。

原來，僱傭葡萄牙人一事遭到禮科給事中盧兆龍的強烈反對。他認為：

首先，這些人幫不上忙。“以之助順則不足，以之釀亂則有餘。”

其次，這些人不是好人。“何事外招遠夷，貽憂內地，使之窺我虛實，熟我情形，更笑我天朝之無人也？”

最後，盧兆龍說：

“堂堂天朝，必待澳夷而後強？臣自幼習讀孔孟之書，經文備之矣，不識世間有天主教。臣言夷人不可用，非言火炮不可用。”

我從小認真讀書，到現在都沒有聽說過天主教。說明天主教沒什麼價值。

劉宗周說：

“唐宋以前，用兵未聞火器。火器無益於成敗之數。愈用兵則國威俞損也。”

劉宗周要是生活在現代，肯定強烈反對引進外國飛機、計算機和手機。

林啟陸說：

“從未見三代、唐宋治防夷寇御者，用此碧眼高鼻之狡番為哉。”

總結反對派觀點有三：

第一，中國唐宋沒用過火器，所以現也不必用。

第二，火器在戰爭中的作用有限，沒有火器也能打勝仗。所以，不要用火器。這個推導過程非常可笑。今天小學生的邏輯性都比他們強。

第三，火器可以用，但外國人絕不能用。

明朝人，甚至在當代國人的腦中，存在著這樣一種觀念：

凡是主動搭訕的陌生人，多半出於某種目的。

凡是來到中國的外國人，肯定為了某種好處。

陌生人和外國人做事是為了他們有好處，我們做事也是為了我們自己有好處。每個人做事都是為了某種好處，這是人的本性，不是道德缺陷。

問題是我們如何看待陌生人和外國人。我們把他們看作是分我們蛋糕的壞蛋，還是看作合作雙贏的夥伴？

明朝的這些錯誤，到了清朝也沒有糾正過來。

雖然徐光啟再三辯解，一貫猶豫的崇禎又倒向了盧兆龍。

就這樣，大明朝第一支西方僱傭軍剛走到一半，就原路返回了。

又浪費了不少錢。

1631年，耶穌會神父陸若漢帶著武器和少數人進入京城。

為了避開文官們弓箭一般的“口水”，徐光啟將陸若漢等人安排到山東登州（今山東蓬萊附近），協助自己的學生孫元化（登萊巡撫）造炮練兵。

孫元化對西方火器十分熟悉，著有《西法神機》。

登州的葡籍炮手約40人。他們很有職業精神，教授中國炮手十分認真。

第二批葡萄牙僱傭兵到達登州僅1個月後，就上了抗金前線。

當時，皇太極指揮後金兵攻打皮島。張燾和西勞攜帶西洋火器前去支援。

張燾對這次戰役的記述很生動：

“西人統領西勞用遼船架西洋神炮，衝擊正面。計用神器十九次，約打死賊六七百。神炮諸發，虜陣披靡，死傷甚眾。此海外一大捷。”

後金兵不懼炮火，頑強進攻，“潰而複合，合而復潰，如是者再四。”

不過，血肉之軀終究抵不過剛硬的炮彈。後金兵大面積潰敗。

紅夷大炮再次幫明軍取得勝利。

皮島戰役兩個月後，皇太極率大軍進攻關外要地大淩河。

北京兵部火急徵調登州炮兵前去支援。

孫元化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孔有德。

孔有德打算率領三千人馬乘船跨海前去援救，無奈風高浪大。

於是，他帶著大炮從陸上直奔山海關。大軍行到吳橋的時候，風雪交加。當地老百姓怕大兵騷擾，紛紛閉門罷市。

有一個士兵又冷又餓，偷了當地望族王象春（曾任吏部郎中）的一隻雞。

王家的一名家僕向孔有德告狀。

明朝重文輕武。孔有德哪惹得起王象春，於是綁住這個小兵遊街示眾。

這個受盡侮辱的小兵一氣之下，殺了這名家僕。

這下王象春不幹了。孔有德只得將小兵正法。

士兵極度悲憤，慫恿孔有德造反。

孔有德於是血洗王家（沒有殺王象春），然後帶著大炮，殺回登州。

登州守軍與孔有德叛軍用紅夷大炮互攻。葡萄牙炮兵本著僱傭軍的職業精神，固守炮位和叛軍作戰。

城內的耿仲明投敵獻門，孔有德殺入城內。

葡萄牙炮兵在明軍紛紛逃亡和叛變的情況下，血戰到最後一刻。包括炮隊統領西勞在內，共有12名葡萄牙人戰死，另有15人重傷被俘。

中國人尊師重教。孔有德感念師徒之情，允許陸若漢帶領倖存的葡萄牙人離開登州。他們只得返回澳門。

孫元化和張燾被俘。孔有德把他們兩人也放了。

1633年4月，孔有德、耿仲明攜十數門紅夷大炮和眾多火器手投降後金。這兩個傢伙後來成為清軍征服江南的主力。

大明花大錢、花時間培養的精銳，成了大清的特種部隊。

明朝的滅亡，完全怪那隻雞。

明軍屢屢欠餉，屢屢兵變，始終沒找到解決辦法。

按當時慣例，地方官失守城池，應自殺謝罪。孫元化是天主教徒，不能選擇自殺。他和張燾來到天津。

崇禎下令將孫張二人處死。兵部追贈西勞為參將。每名死者家屬給十兩撫卹金。

徐光啟對於愛徒悲慘的結局感到非常傷痛，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以後再也沒有人提和葡萄牙人合作了。

話說回來，即使大明僱傭再多的葡萄牙人，採購再多的大炮，也無法挽回滅亡的命運。

無論支援也好，反對也罷，明朝官員看到的只是紅夷大炮的形狀和威力，並沒有意識到其背後隱藏的奧秘——科學技術。

16世紀的義大利數學家塔爾塔利亞發現炮彈以45度角發射，彈程最遠。

英國人發現炮管長度為口徑的18倍時發射效能最佳。

歐洲人發現火藥中硝石、硫黃、木炭最佳比例是74。64%、11。85%、13。51%。粉末狀火藥也不行，要滴上水，使其變成顆粒狀，易於充分燃燒。

大炮、炮彈、火藥有了，還要用特定的尺規，還要用精密的望遠鏡，還要用數學計算時間和距離。

火炮技術涉及數學、物理、化學、光學知識，是一項綜合工程。

徐光啟在《幾何原本》中譯本的序言中寫道，

“（兩國交戰）以寡弱勝眾強，彼操何術以然？熟於幾何之學而已。”

兩國戰爭，比的不是大炮，比的是幾何。

幾何再往上，是哲學。歐洲哲學研究宇宙與世界，支援科學。明人的哲學重“心”而輕“器”，輕物質、輕事物。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送給明朝官員自鳴鐘、天文儀器、三稜鏡。湯若望又製作瞭望遠鏡。少數官員對這些機械愛不釋手，但多數官員認為這是玩物喪志。先進的機器擾亂人的心智，應該避而遠之。

明朝滅亡150年後，英國訪華團向乾隆皇帝送上了天體執行儀、地球儀、裝有110門火炮的戰艦模型、榴彈炮、迫擊炮、卡賓槍、連發手槍，以及蒸汽機、棉紡機、梳理機、織布機。

但是皇帝本人和官僚們都沒有任何興趣。

當然，就算真的有興趣，以當時中國社會的結構而言，也根本無法真正的形成規模效應。君不見，近在歐洲門前遲尺的奧斯曼帝國，要獲取歐洲最新的技術要比明清方便非常多，但一樣在17世紀以後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被歐洲遠遠地甩在身後，直到凱末爾從骨子裡開始進行西化改革，才算止住了頹勢。這說明了什麼？說明僅僅一兩個技術的傳播和學習根本無法彌補制度上的巨大差距和天壤之別，更無法彌補人在認知上的天塹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