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話，應該有打擾到諸位。
“活到102歲的時候，你們在做什麼？”
寫完，我覺得還是在這句話的開頭，加個“
假如
”比較好。
大部分人的答案，應該很明顯——希望那時，
痛苦少些，最好身邊親朋能多點耐心照顧一下。
工作，是不可能工作了的。
但總有人不一樣。
有人，102歲的時候，還在為能繼續上班而打官司。
這是真事。
2016年年底，澳大利亞在職年齡最大的、102歲的生物學家大衛·古道爾（David Goodall），
剛跟自己的工作單位伊迪斯·科文大學打贏了辦公室之戰。
這是一場簡單的工作調動而引起的“鬥爭”。
好像人類發展到現在，還不能找出一個
系統的、合理的
對待高齡老人的辦法。
2016年年初，伊迪斯·科文大學單方面通知102歲的古道爾博士，
不允許他再去辦公室，並要求去新校區工作。
建議他居家辦公。
只允許他參加學校提前安排好的會議。
限制他高齡工作的所有快樂來源！
古道爾博士當時是澳大利亞在職的年齡最大的教授。
當然，是榮譽研究助理，不為錢。
對學校的這個處理，他表示，自己就是喜歡在走廊和同事交談。
新辦公室那邊，自己沒有認識的人。
再者說，誰願意去跟100歲+的人當朋友。
他的女兒則是警告學校，此舉會對他的生活和精神健康產生巨大的影響，
“我不確定他是否能活下來。”
言詞激烈，就是在告訴學校不能這樣做。
後來，在社會和科學界的一直支援下，伊迪斯·科文大學被妥協。
古道爾博士102歲的時候，還在搞科研。
只因他的人生，從來就跟
躺平
無關！
他本人非常喜歡研究，且是和生物打交道。
無需碰見太多俗世的紛擾，一生與世無爭。
但即便這樣，
他都沒能躲過被迫安樂死的結局。
出生於1914年的他，人生精力都投入到生態學研究上。
古道爾是英國倫敦的埃德蒙頓人，父親是亨利，母親是伊莎貝爾。
本來學的是化學，後來興趣變成了生物。
讀博時研究的番茄植株的同化。
二戰期間，迫切想加入軍隊效力，都已經過了英國皇家海軍的體檢了，但被他的博導知道了。
博導拒絕放人。
理由是
“對農業世界來說，他們比參戰更重要”！
他是當年二戰中，許許多多校園精英加入軍隊的縮影。
只不過，他沒去成。
但後來，他在植物生理學、生態統計學方面，的確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證明了當年導師攔人的正確性。
古道爾培養出了4位博士生、10名研究生。
發表了100多篇非常有意義的論文。
上過班的單位包括，雷丁大學，猶他州立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等，以及最後的伊迪斯·科文大學。
擔任了《植物學》、《生態學與系統學年鑑》等多家期刊的編輯。
50年代，
他發表的《植被分類的客觀方法》，幫助植物生態學從一門描述性、主觀性的學科，轉變成可定量的學科。
類似這種創造性的貢獻，古道爾有不少。
可以說，作為一個從無到有的普通人成才之路，古道爾已經對人類、科學兩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但對於他的晚年人生來說，
周圍的同類之人類，對他則是有點殘忍。
100歲之後，很多事，他都不允許去做了。
但他依舊在可選擇的限制條件中，繼續獨立生活和工作——他常年獨自生活在一棟房子裡。
並試圖自虐式地壓榨自己，為學界做貢獻。
他仍舊渴望工作。
跟別人不一樣。
他覺得，上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因為這樣他還能繼續和人接觸，繼續思考。
他就喜歡這樣。
但伊迪斯·科文大學不這樣認為。
要他換地兒。
102歲要被迫收拾桌上書本檔案、被趕走的時候，他很痛苦。
偏偏那個時候，古道爾博士又因為視力大幅下降，導致不能再去參加劇團的彩排。
那之後，他
再也不能
獨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了。
也就是說，一輩子都在戶外的他，不能再去旅遊了。
一切的限制，意味著古道爾博士的人生，
不能再繼續研究，
不能再擁有興趣和快樂。
意味著，
他的餘下時光，不再有火花。
特別是在公寓摔倒，整整2天才被發現後，
更加堅定了他想死的決心。
再加上，本來古道爾博士，就一直是安樂死的支持者。
他自己就說過，他的人生，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活得很不開心了。
經過跟家人說明討論後，經過眾籌，
他購買了單程機票。
先飛歐洲看家人，後飛往瑞士的巴塞爾
。
那是他人生中，
最後一次離開澳大利亞
。
他很遺憾，要在異國，離去。
出於各種原因，大衛博士也想把自己的選擇安樂死一事，讓更多人知道。
米歇爾·克利福德是英國天空電視臺的記者，少數的能跟進報道並和大衛本人對話的媒體記者。
她分享了自己和大衛博士度過他人生最後幾個小時的故事。
大衛·古道爾告米歇爾，
他的生活已經變得非常艱難，尤其是在他進入104歲前的12個月。
“我很高興能這樣結束生命！”
在瑞士一棟很普通的建築中，
一位104歲的老人，在吃完魚和炸薯條，跟眾人交談一番後，
在寬敞、溫馨但陌生的房間裡，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他的親人眼中，自己所愛的人，一分鐘前還在世，一分鐘後就徹底離開了。
但他們並不是現場中唯一流淚的人。
“即便我們都知道古道爾博士是安樂死的堅定支持者，
但從他家人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來，
跟至親的死亡道別，仍然是一件極其、特別困難的事！”
米歇爾文章裡寫到。
古道爾博士的一生，結過3次婚，有4個孩子，共12個孫輩。
有人也問過他長壽的秘訣。
他坦言，
保持活力。
並指出，家族有長壽基因的遺傳也有幫助。
他自己，就是打網球堅持到了90歲，同時也是一名詩人，演員。
當然，這只是他的業餘愛好。
這樣的人，也會堅持安樂死。
其實更多原因是出於無奈。
進入到現代社會以後，老齡化的問題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那次摔倒後，醫生就指出，
古道爾博士需要24小時的照顧，要麼安排到養老院。
但古道爾博士不是那種等待被安排的人。
他是個很獨立的人。
他不想人們圍在他身邊。
也不希望一個陌生人充當護工。
更重要的是，
他渴望進行智慧的交談
，所以他壓根不覺得坐公車去上班會累。
而在生命最後那幾年，古道爾博士自認為自己活得太煎熬了。
當天進行安樂死的時候，他就是穿了一件寫有“
可恥地老去
”的體恤去的。
生命中的最後一刻，還試圖以自己的經歷，
讓更多人關心
像他這樣想自由選擇死亡的人。
他也知道，自己的這個選擇，會給不少的人帶去壓力。
但至少能在關注層面上，讓大家更廣泛地去看待安樂死。
古道爾博士對自己能實施安樂死，很解脫。
他真的不眷戀這個世界了。
但還是修改了幾封留給家人的信。
2018年的5月10日，當地時間的週四下午，
在簽署相關檔案，被問及若干個包括健康問題時，古道爾博士說：
“我沒病，我想死！”
（靜脈注射前，會被問數個問題，以保證他是否清醒）
然後房間裡響起了貝多芬的《歡樂頌》。
古道爾博士還忍不住跟著哼唱起來。
再後來，輸液開始了。
根據瑞士的法律，古道爾博士需要親自推著輸液器的輪子，證明是自己有意識地把致命藥物推進自己身體的。
但因為年紀大的緣故，古道爾博士的第一次嘗試失敗了。
他的手一直在抖。
經過同意後，換了另一種方法來讓古道爾博士推進。
第二次，成功了。
致命劑量的藥水，開始滴進古道爾博士的身體。
推完之後，他就放鬆了下來，閉上了眼睛。
大約30秒之後，他睜開了眼睛，環顧四周後，
說下了人生最後的一句話：“哦，這得花上一段時間”！
說完，他的眼睛又閉上了。
最後，他停止了呼吸。
很平靜地離開人世。
剩下週圍他的家人，很難受。
親眼目睹爺爺安樂死的鄧肯，是比較快振作過來的親人。
他認為，爺爺做的事，依舊很棒。
“他讓自己的死變得有意義。
他看到了自己還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透過自己的經歷，來幫助後面的人”。
有過閱歷的人，都明白，人生，好複雜。
沒有非黑即白。
當死亡、尊嚴、興趣都混亂到絕望的時候，你做什麼選擇，都有可能是對的。
但也有可能是錯的。
以古道爾博士的人生來說，
長壽，不一定是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