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5歲的時候就離開了我的家鄉那個北國小城市，受我身邊的哥哥姐姐們的影響，學他們也開始了一段不長的“上山下鄉”的旅程。

我帶著無限的憧憬告別了父母兄弟姐妹，去了距離養育了我的那個小城市幾百公里的一個小鎮，小鎮距離“蘇聯”近，隔一個鄉就是中蘇邊境了，那會兒那個邊境並不“太平”。

我去的那個小鎮叫伊林，是穆稜縣的一個公社。

我心中風景如畫的小鎮

小鎮不大，鎮子的中央有一條街，街是土路，一下雨就泥濘得跳腳走，要是不捲起褲腳，褲子的後面就都是泥點子。小鎮不大也不寂寞，路的當腰靠北是公社大院，公社大院四圈都是低矮破舊的平房，進了一個門洞子就進了公社大院被平房包圍的天井裡了。裡面都是出出進進的公社幹部和來辦事的農民。門洞子不狹窄，能進去一掛四匹馬的馬車。

那個院子裡最大的官我還記得他的名字叫謝景權，他是公社一把手。他30歲出頭，知青出身是當時的青年幹部，他粗壯豪放，風風火火，能說能喊，麾下農民都聽他的擺弄，他說東就去東；就是今天從那個鎮上走出來的老人們還都這樣評價這個謝書記：“人稱外號謝二虎，身穿黃大衣，講話像炮擊。”聽說因為是火箭式幹部，後來也是在科級幹部任上退休了。

就在這條土路上，還有一家白酒廠，白酒廠叫穆稜白酒廠，大概是我們這個鎮上最大的企業了，白酒廠是國營的，那會兒沒有私營。現在好多當年在那個小鎮生活過的人，能記住那個小鎮，差不多都跟這個白酒廠有關。小鎮當年不算富裕，也不是太貧瘠，因為你進了我們的小鎮就能聞到一股股香氣，那就是酒糟的味道。在那個經常捱餓的年代，空氣裡能聞到沁人心脾的酒香味道，也是得天獨厚的免費的享受吧!

那個小鎮上的男人，差不多都喝過這個白酒廠的白酒，那白酒醇厚，飄香，因為白酒廠的煙囪白天總是冒著白煙的，酒是燒出來的，不像現在是勾兌出來的。

白酒是2元錢一斤，你要是下午太陽快落山的時候，就能看到在白酒廠的大門旁邊三三兩兩有的提溜著露了白茬的軍用水壺，有的手握一個點滴用的瓶子，他們都是過來打白酒的。打酒的人有男人，有女人，有大人也有小孩，打酒的不一定是喝酒的。

我也去打酒，我是手拿一個玻璃的罐頭瓶子，打2元錢的，滿滿一瓶子。我打酒不是自己喝，打酒的錢也不是我自己的。

我到了這個小鎮，就認識了丁大爺跟丁大娘，丁大爺是鎮招待所的廚師，那年丁大爺50多歲，在我眼睛裡就是一個老頭。丁大爺是山東人，丁大爺家的土牆上有一張照片，照片上的丁大爺挎著一隻匣子槍，一身戎裝，跟我眼前的一口山東話的胖老頭一點都不像，但是照片確實是丁大爺。

丁大爺的部隊1950年底開赴朝鮮前從浙江開拔，路過老家山東，晚上他跑回了家看他爹孃，這一跑，他從副連長變成了炊事班的伙伕，抗美援朝他再次立功，又從伙伕變成了排長。

56年大批轉業官兵，他回老家山東又成為農民，1960年捱餓他領著小腳老太太的丁大娘逃荒來到了東北這個小鎮上。丁大爺逃荒沒有忘記帶上了他的檔案，小鎮當年的領導差不多都是當過兵的，知道這老丁頭的“老底兒”後，就讓丁大爺從盲流變成了政府招待所的廚師。丁大爺說他當過伙伕，問他在哪裡當伙伕，他說在朝鮮戰場上。

我打酒的罐頭瓶子是丁大爺的，2元錢是也是丁大爺的。打回去的一罐頭瓶子白酒，丁大爺給公社領導做完菜飯，帶回來點菜。丁大爺家就在招待所後院，月亮出來的時候，我和丁大爺就坐在他家的火炕上喝酒，夏天炒點菜火炕就熱，丁大娘就把枕頭抓過來說：“墊屁股底下。”

丁大爺是我喝酒的啟蒙老師。

小鎮上還有一個僅次於公社大院的大院，就是有著兩棟平房的公社衛生院，前面那棟平房相當於現在的門診，後面那棟平房就是衛生院的住院處。

伊林已經更名為興源，衛生院也已經是樓房了

小鎮上有文化的人差不多都集中在了這個衛生院裡了，其他的地方也有有文化的人，但是比較分散，不像衛生院那樣有文化的人扎堆。

有一天我好像是吃什麼東西吃壞肚子了，拉肚子拉了三天，到底沒挺住，就住進了這家衛生院。那會兒好像是全民免費醫療吧，我沒記得我在衛生院住院花過錢，因為我一分錢也沒有。

我在衛生院住了一週左右，一個病房有四張床，患者有的住一晚上就走了，有的住幾天也走了，快50年前的事兒了，當年跟我一個病房住院的患者我已經一點印象都沒有了。

有一個大夫讓我至今難以忘懷，大夫是我的主治醫生，衛生院也沒有幾個大夫。

大夫年齡不大，好像不到30歲，他長得標準英俊，說話和藹可親。他的家好像也在外地，他沒有結婚，他就住在衛生院裡。

他住的房間有電爐子，我記得那個電爐子底下墊了兩塊磚頭，電爐子的電阻絲要是斷了，他就等冷卻下來，再把電阻絲連線上，一接電源，電阻絲就又紅了。他就用這個電爐子給我煮雞蛋，雞蛋都是笨雞蛋，那時候還沒有飼料雞。他跟我說雞蛋都是患者送給他的，他的患者大多數都是這個小鎮上的農民。

他總是穿一身醫院的白大褂，他是衛生院裡最年輕的大夫，也是最帥氣的男人。

有一天，我要出院了，我就跑到他的接診室，我說:“你喝酒不？”他驚訝地看著我：

“你要幹啥？”

“不幹啥，就問你喝酒不？”

他笑了：“你要喝我就陪你喝。”

他起身從他褲兜裡掏出2元錢，我跟他爭執推他，說什麼也不要他的錢。

“你現在一分錢不掙，我有工資。”

我有點臉紅，就收下了他遞過來的2元錢。和他要了個點滴瓶子，高高興興地往酒廠跑去了。

記得他拌了一盤幹豆腐黃瓜冷盤，就一個菜，一小盆。

他不是很能喝，喝了酒臉也紅，也話多。

他說：“我家在長春。”跟我說了好多，我不知道長春在哪了。

他說：“長春是吉林省的省會。”

“省會是啥？”

“省會就是一個省最大的城市吧。”

“那哈爾濱就是黑龍江省的省會嗎？”

“你真聰明，對的。”

我15歲才知道省會這個詞，現在的孩子三歲就知道火星了。對了，大夫姓侯，省會這個詞就是侯大夫告訴我的。

大夫從小給我的感覺就是高尚的，地位也是“高高在上”的，因為從小就經歷過大夫給自己打針看病，大夫也是救命的人，所以我對大夫從小就有一種敬畏的感覺。侯大夫不是，要是患者給他送好吃的，有一次患者給他送一小飯盒燉好的雞，他中午就穿著白大褂跑到我們青年點，告訴我晚上去他那裡吃飯。我從青年點伙房用飯盒裝了一下子大碴粥就出去了。

秋天的時候，我告訴他：“我要當兵去了”

他先是吃驚了一下：“當兵？”

“是的，我想當兵。”

他的神色有些頹唐，看了我一會。

“你走了沒有人陪我嘮嗑了。”

我今天想起他當年也有一份孤獨，那大概也是背井離鄉的孤獨吧。

他又說：“去吧，當兵也是個出路，你這麼小在這啥時候是個頭。”

說當兵就當了，那天武裝部發軍裝了，軍裝是棉的，嘎嘎新。帽子也是棉帽子，我們去的是遼寧，遼寧沒有黑龍江冷，帽子就不是皮帽子了。

我興高采烈地去找侯大夫。

他摸著我的軍裝，又把我的棉帽子摘下戴到了他的頭上。又摘下戴給我。

從上到下地打量著我。

“真好，就是服裝有點大。”不是軍裝大是我長得太小了。

他把雙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了，看著我。

“別把我忘了。”我看他說這句話，眼睛裡泛著淚花了。我的心也一下子酸了。

我當兵了

已經是天寒地凍了，我們就要出發了。我們30多名新兵穿著嶄新的沒有帽徽領章的棉軍裝，在夾道歡送的公社這條土路上邁著雜亂的步伐，我們胸前都戴著婦聯主任組織婦女扎的大紅花。我看到一個穿白大褂的青年，擠出夾道的人群，衝著我們的隊伍跑過來。

啊，是侯大夫。他手上拿著一個用報紙包裹的東西。

一把拉住了我。

“枕巾，給你的，你結婚我不一定知道了，結婚用吧。”

我接過報紙包的枕巾，不知道說什麼了，我才16歲，我是去當兵的，我什麼時候結婚？

一點都沒想過。

有點像這個枕巾

那個年代結婚隨禮最多就給5元錢。那對枕巾不便宜。但是結婚距離我還好遙遠，侯大夫就送給我了一對結婚用的枕巾。在那個物質極度匱乏的年代，能捨得送枕巾的人不多。侯大夫就是那種送枕巾的人。

後來我就使勁回想，那對枕巾的去向，我就做了合理的推想。帶到部隊是沒有可能的，我們到了縣武裝部集中的時候，我開啟看過這對枕巾，那是一對厚厚的紅色的針織的枕巾，有大菊花的圖案，好漂亮，那是我見過的最漂亮的枕巾。沒帶到部隊又帶到哪裡去了呢？

我回憶起來，一定是把枕巾交給了上火車站站臺送我的媽媽手裡了。

挺對不起侯大夫的，我多少年以後結婚也沒用上這對枕巾。我後來的人生旅途中也沒遇到過這麼漂亮的枕巾。

但是這些都不要緊，侯大夫你跟枕巾一直在我的心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