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科技部決定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作為“十五”科技攻關專案。這一專案從2001年預研究啟動，到2008年底第二階段結束，經歷了探源工程預研究、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取得了豐碩成果――中華文明是世界六大文明之一，又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斷、延綿至今的文明。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過程，揭示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和豐富內涵，探討其發展道路的特點、原因，不僅對於研究人類文明的發展，探索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而且對於提高全民素質，增強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進社會全面進步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一、探源工程的概況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郭沫若、顧頡剛等學者在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中就開始涉及對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一系列重要考古發現，進一步奠定了資料基礎。在夏鼐、蘇秉琦等學者的倡導下，中國學術界開始全面探討這個重大課題，並逐漸形成如下幾個關鍵問題：中華文明如何起源、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哪些因素髮揮了怎樣的作用？中華文明有哪些特點，為什麼會形成這些特點？
“九五”期間，國家重點科技攻關計劃專案“夏商周斷代工程”順利實施，提出了夏、商、西周王朝的年代框架表（約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770年），同時也開創了採取國家工程的形式，以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研究重大人文社會科學課題的工作模式。鑑於中華文明起源問題的重要性和複雜性，在繼“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科技部決定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作為“十五”科技攻關專案。這一專案從2001年的預研究啟動，到2008年底第二階段結束，經歷了三個階段，即探源工程的預研究（2001―2003年）、探源工程第一階段（2004―2005年）和探源工程第二階段（2006―2008年）。探源工程預研究和探源工程第一階段［以下簡稱“探源工程（一）”］是作為國家“十五”重點科技攻關專案立項的；探源工程第二階段［以下簡稱“探源工程（二）”］是作為國家“十一五”科技支撐專案立項的。
二、探源工程各階段及其主要成果
（一）探源工程預研究（2001―2003年）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以公元前2500―公元前1600年的中原地區為工作的時空範圍，設定了“古史傳說和有關夏商時期的文獻研究”、“上古時期的禮制研究”、“考古學文化譜系研究年代測定”、“聚落形態所反映的社會結構”、“古環境研究”、“早期金屬冶鑄技術研究”、“文字與刻符研究”、“上古天象與曆法研究”、“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等九個課題，共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歷史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單位的數十位學者參加。預研究階段除了開展對上述專題的研究之外，更主要的成果是摸索出了一條多學科結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技術路線和實施方法，提出了一個較為可行的探源工程實施方案。
（二）探源工程第一階段（2004―2005年）
探源工程預研究結束後，2004年夏，“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文明形態研究”也即“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一）”啟動了。探源工程（一）的專案目標是多學科結合，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原地區文明的形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初步探索其背景、原因、道路與特點。涉及學科除了考古學以外，還有文獻史學、古文字學、人類學、天文學、科技史等多個學科。動用了放射性碳十四同位素測年、古植物、古動物、古環境、古人類食性分析、化學成分分析、物理結構分析、遙感和遺址的物理探測等大量自然科學技術。經過專案各承擔單位、各相關學科學者的共同努力，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階段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1。文化譜系與年代測定課題：結合中原地區考古學文化譜系的梳理和分期，重點對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崗、河南新密新砦、河南偃師二里頭等中心性遺址出土的系列標本進行了精確測年，從而奠定了中原社會文明化程序中種種問題討論的年代學基礎。
2。自然環境變遷課題：研究結果表明，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100年期間，中原地區的氣候較為溫暖溼潤，適合農業的發展。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黃河中游地區曾有一個氣候較為異常的時期，其主要表現為溫度的變化尤其是降雨量的不均衡。這一研究結果與古史傳說中關於堯舜禹時期氣候異常，災害頻發的記載恰相吻合。
3。經濟技術發展狀況課題：應用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相結合的方法，對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崗、新砦、二里頭等四處重點遺址出土的動植物遺存、人工遺物及相關遺蹟進行研究，揭示出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這個特定時間段裡，中原地區人類社會的基本經濟生產部門――農業（包括農耕生產和家畜飼養）以及最能反映當時技術水平的加工製作業（包括青銅器製作、陶器製作、玉器加工等）都呈現出顯著的變化和進步，其中尤以發生在由龍山時代向二里頭文化演變過程中的變化最為明顯。具體言之，公元前2500年以後，農業生產在保持原有的以粟類作物為代表的農耕生產和以家豬為代表的家畜飼養業的基礎上，開始逐漸普遍地種植水稻和飼養黃牛，與此同時，起源於西亞的小麥和綿羊也傳入中原地區，由此逐步建立起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和多種類家畜飼養方式。這一時期已經掌握了鑄造青銅容器的技術，陶器製作和玉器加工的技術也有了較大發展。研究表明，技術和經濟的發展確是促進中原地區文明形成的重要動力之一。
4。聚落形態所反映的社會結構課題：透過對陶寺、新砦、二里頭等這一時期中原地區幾座都邑性遺址的考古鑽探和發掘，對遺址的修建、使用和廢棄年代、佈局、功能區分及其所反映的社會組織結構和王權發展程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新認識。
（1）據古史傳說，山西南部是堯活動的中心地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近年在襄汾陶寺遺址發現了大型城址。考古發現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該處首先建成一座長約1000米、寬約580米，面積為58萬平方米的城。到了公元前2100年前後，擴建成長1800米、寬1500米，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尤為引人注意的是，在大型墓的附近發現了一個平面呈大半圓形的特殊遺蹟。復原研究顯示，從該半圓的圓心外側的半圓形夯土牆的有意留出的幾道縫隙中向東望去，恰好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時太陽從遺址以東的帽兒山升起的位置。發掘者和天文學家都認為，這個遺蹟很有可能是與觀測太陽的位置確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節氣的活動有關的觀測天象和舉行祭祀的場所，容易讓人聯想起《尚書？堯典》中關於堯“觀象授時”的記載。陶寺城址規模巨大，城內功能分割槽明顯。表明當時的社會已經出現了相當嚴重的階層分化，城內的統治集團已經掌握了軍事指揮權和祭祀權，成為凌駕於社會之上的主宰，具有“王”的雛形。有理由認為，至遲在陶寺遺址大城使用的時期，該地區已經進入到早期國家的階段。
（2）河南省偃師二里頭遺址是夏代後期的都城。自1959年被發現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幾代學者在這裡進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相繼發現了大型建築基址和貴族墓葬及鑄銅作坊。但是，對都城的總體佈局一直缺乏瞭解。探源工程立項以來，這座夏代後期都城的考古發掘終於取得了突破：都城中部可確認為宮殿集中的區域，其周圍以寬10―20米的道路圍繞；路面上還保留有迄今最早的車轍（兩輪之間的距離為1米，應非馬車）。正殿大多坐北朝南，東西兩側廂房對稱，可以看出當時已經具有中軸線理念的雛形。這一發現將我國古代宮室建築特點出現的年代上溯至距今3700多年前的夏代後期。
與此同時，課題組成員還在這幾處中心性城邑周圍地區進行了“全覆蓋式”的聚落分佈狀況調查。新發現遺址174處，為此前已知數量（48處）的3。6倍。聚落分佈調查的結果使我們可以將這些中心性城邑與周圍同時存在的中小型遺址聯絡起來考慮當時的社會結構。這些成果證明重點圍繞中心性城邑遺址進行有計劃的考古發掘和區域調查，是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的有效途徑。
5。綜合與總結課題主要做了以下工作：整合各課題研究成果；對國內文明起源研究的歷程進行了回顧和分析；對目前國外學術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論和實踐進行了分析和評述；對涉及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一系列理論問題如文明與文化、文明與國家、文明形成的標誌、文明形態和發展階段等進行了探討。在此基礎上，為“十一五”期間全面開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制訂了實施方案。
（三）探源工程第二階段（2006―2008年）
在第一階段工作的基礎上，科技部將“探源工程（第二階段）”列為國家“十一五”科技支撐專案，先期三年（2006―2008年），如果進展順利，再繼續予以支援。“探源工程（第二階段）”專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為牽頭人。“探源工程（第二階段）”的技術路線與第一階段相同，即多學科結合，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地開展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但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研究的時間和空間範圍都有很大擴充套件。研究的年代上限向前延伸到公元前3500年，空間範圍由中原地區擴充套件到文明化起步較早、資料豐富的黃河上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及西遼河流域。在全體成員的共同努力下，工程進展順利，於2009年3月透過結項。
探源工程（二）得出瞭如下階段性的認識：
1。以約公元前2000年為界，中華大地上的文化發展和社會進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
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遼西、海岱、長江中下游等地區的文化各有自己的起源和傳統，雖彼此有交流，但大致為獨立演進發展的格局。各地區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呈現出百花齊放，相互競爭，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局面。各地區先進文化因素匯聚中原，也促進了中原文化的發展和社會進步。這一趨勢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發生了重大變化，逐步形成中原地區華夏文明獨秀於林的局面。中原地區夏商王朝的文化向周圍輻射，各地的文化和社會的發展被逐漸納入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軌道，融入到中華文明的大熔爐之中。
2。導致文化格局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發生重大變化的物質基礎
文明社會的誕生，必須具備物質、精神、社會等方面的條件，但最根本的還是要有穩定並且能夠持續的經濟基礎作為支撐。透過技術與經濟和環境兩個課題的研究，我們發現中原地區與周邊地區的經濟基礎之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自然環境的特徵及其變化也對各地區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中原地區的地形景觀型別多樣。在這種景觀多樣的環境中，公元前2500年以來，人們發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麥在內的“五穀農業”，家畜種類則有豬、牛、羊等。當時人們的活動區域主要在黃土臺地上。臺地高平，不易受災害影響，為農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相對便利的交通條件也有利於文化的整合。
遼西地區地處農業經濟區的北部邊緣，這裡的農作物種類單一，以小米為主，其家畜種類到了夏家店下層已經有豬、牛、羊三種。在氣候較為暖溼的條件下，農業生產可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在氣候出現乾涼化之後，農業生產就會比較困難，這也是
該地區多次出現農牧業轉化的重要原因。
長江中游和下游地區比較相似，農業以種植水稻為主，家畜主要是豬，但飼養規模相對有限。稻作農業對水分條件要求苛刻，為了追求適合稻作農業的場所，人們多選擇地勢低平的河湖邊緣居住和生產。因此，氣候波動所造成的乾旱或水患，對文化或社會的打擊程度或許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3。走向文明之路的不同途徑
公元前2500年前後，以中原陶寺古城、長江下游良渚古城和長江中游石家河古城的出現為標誌，這些地區史前社會的發展普遍達到相當高度。這些規模宏大的工程需要有效動員組織大量人力物力，表明這些古城控制了大量人口，綜合考慮考古資料反映的社會成員明確的等級分化、為貴族服務的手工業、暴力和戰爭等相關情況看，這些地區在當時可能已經進入了早期文明社會，建立了早期國家。因此，說中華文明擁有五千年的歷史是有根據的。
中華文明的形成是在一個相當遼闊的空間內的若干考古學文化共同演進的結果。比較研究初步揭示出各地文化達到最輝煌燦爛成就的時間是參差不齊的，它們各自的文明化內容也有所不同，這就暗示了它們在走向文明的程序上，各自的方式、機制、動因等也可能不盡相同，說明中華文明的形成是一個遠為複雜而深刻的問題。
三、探源工程的基本經驗與前瞻
由於中華文明的形成是一個極其複雜深刻的過程，隨著探源工程的進展，我們在不斷獲得新收穫、新認識的同時，也不斷提出更多的新問題。例如，既然中華文明是若干地方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們就必須回答這些地方文化究竟是以怎樣的方式參與到這個大的歷史程序中來的，它們分別做出了哪些貢獻？還要探索為什麼是這樣一些貢獻被接受和繼承而非其他，亦即究竟是哪些內容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特質？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整個學術界長期和艱苦的努力。所幸的是，迄今為止的探源工程實施中，我們摸索出一套正確的研究道路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透過國家工程的形式整合力量，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探索重大人文社會科學課題；透過必要的多學科合作機制，確保工程順利實施；以開放的態度和措施，積極開展國際合作，使中華文明的研究融入整個人類文明起源的國際性課題之中，等等。探源工程還十分強調科學研究與人才隊伍建設的有機結合，造就了一批學術帶頭人和陸續培養出一批高素質的研究生。在他們身上，寄託著中國學術的未來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