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巢起義

大家好，我是蘭臺。

好久沒有給大家聊一聊古代史了，今天蘭臺給大家介紹一下唐末黃巢起義的背景。

有朋友可能會說了，黃巢起義的背景不就是官逼民反嗎？

這背景知識還需要你介紹？

不要急，且聽蘭臺慢慢道來。

簡單來說，如果唐朝還保持真正意義上的軍閥割據，黃巢起義反而不會爆發；正是因為唐朝中樞在當時已經加大地加強了對帝國絕大多數地區的實際控制，這才引發了黃巢起義；在當時，軍閥割據地區的老百姓生活水平和幸福感比中樞直轄地區老百姓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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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唐玄宗天寶年間的安史之亂將唐朝歷史一分為二，前半段是“貞觀之治”、是“天可汗”、是“開元盛世”；而經過了安史之亂，唐朝後半段歷史是“藩鎮割據”、“民不聊生”、“宦官專權”、“農民起義”。

然而，很多朋友可能不瞭解，在黃巢之亂爆發之前，除了極少數地區外，唐朝中樞已經恢復了“安史之亂”前的權威，甚至對地方的實際約束力還要強於開元年間。

安史之亂後，唐朝正式進入了“藩鎮割據”的時代，但是真正能半獨立於唐朝中樞的其實只有之前安祿山、史思明麾下投降唐朝中樞的河朔三鎮；其他山東、安徽等地的藩鎮不過是“狐假虎威”，讓“河朔三鎮”頂在前面。

從唐代宗開始，接連五位皇帝都致力於消滅各地割據藩鎮，重塑中樞權威。

實話實說，五代皇帝的努力還是很有效果的，就連最跋扈的河朔三鎮當時也已經比安史之亂平定初期要恭順多了，基本上只要長安不干涉河朔三鎮節度使的人事任免，河朔三鎮甚至願意出兵為唐帝國打仗。

也正是因為有了這個大好局面，唐穆宗才在公元820年下令天下節度使裁撤軍隊的“銷兵令”，然而此時藩鎮軍士已經和唐朝前期的徵召兵以及開元年間的“募兵”完全不一樣，更接近於西方歐洲的“騎士”，士兵依靠藩鎮軍人的身份在當地擁有了田宅和特權，一旦“削兵為民”，那麼他不但會喪失特權，而且他的財產也沒有爆發保全；因此，唐穆宗莽撞的“銷兵令”直接引發了盧龍節度使朱克融的叛亂，從而引發了連鎖反應，原本已經歸屬中樞的河朔三鎮再次掀起了叛亂，這就是有名的“長慶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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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慶銷兵”雖然失敗了，但是這也使得唐朝皇帝再也不用武力強行消滅藩鎮，而是採取“息兵罷戰”，承認現狀的方式，沒想到反而起到了奇效。

除了河東鎮、京西北八鎮、幽州鎮這些承擔了邊防任務的藩鎮之外，就連老牌“叛徒”河朔三鎮的軍隊都處於“養老”狀態。

長安透過“支郡”等手段，無限分拆節度使得權利，比如把大鎮節度下轄的州縣分給這位節度使下面的軍將（團練使），再從長安委派文官到這些州縣擔任刺史的方法，成功的把絕大部分藩鎮“無力化”。

長安在這些藩鎮一樣可以徵收賦稅、實行“鹽鐵專賣”；當然，河東鎮、京西北八鎮、幽州鎮以及老牌叛徒河朔三鎮除外。

換言之，在黃巢起義之前，絕大多數藩鎮雖然軍事上，唐朝中樞不是很插得上手，但是地方政務和財政收入中樞發言權還真的非常大。

以“鹽”為例，安史之亂後，唐朝中樞為了籌集資金，專門成立了鹽鐵使，對食用鹽採取禁榷政策。

所謂的“禁榷”，就是鹽鐵專賣。

為了增加收入，唐中樞對食鹽嫁給進行了多次調整，不斷提高鹽價，極大增加了百姓的負擔，導致私鹽氾濫。

王仙芝、黃巢就是山東著名的私鹽販子。

又由於唐朝對販賣私鹽處罰極重，基本上抓住就殺頭，所以為了順利販賣私鹽，中晚唐時期的私鹽販子都是成群結隊的，以現在概念來說，就是黑社會團伙。

王仙芝和黃巢既是私鹽販子，同時也是黑社會頭目。

唐代的官鹽價格高昂到什麼程度呢？

根據日本僧人圓仁撰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書披露，在唐武宗時期，山東人口味非常清淡，山東的飯菜都“寡淡無味”。

其實不是山東人口味清淡，而是由於官鹽太貴，老百姓捨不得放鹽。

但是，緊挨著山東的河北地區老百姓的口味就很正常；原因就在於河北地區屬於河朔三鎮，王仙芝、黃巢起義之前雖然藩鎮士兵戰鬥力已經很低了，但是由於長時間保持了半獨立，使得唐朝中樞的“禁榷政策”根本沒辦法在河北實施，唐朝中樞對河北的經濟和行政也沒有任何管轄權，使得河北食鹽價格非常低，低到私鹽販子販賣私鹽無利可圖的地步。

王仙芝和黃巢起義的誘因也是當時函谷關以東地區普遍大旱，官吏們還要催繳租稅、派發差役導致老百姓的普遍不滿。

前面說了，雖然山東與河南東部地區在當時有藩鎮，但是這些藩鎮節度使和軍官除了牢牢掌握住軍事權，對於行政權力基本上算是還給了中樞。反正在唐朝“兩稅法”，州郡的稅收是要和節度使為代表的藩鎮軍人分贓的。

所以，只要軍人不餓死，不派發差役，山東地區的節度使是不會管老百姓死活的，而且也沒實力管，當時山東地區藩鎮全是實際管轄範圍只有一州（類今天一個縣）之地的小藩鎮。

河朔三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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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當時不止關東地區大旱，河北地區同樣大旱，但是由於唐朝中樞管不到河北，所以河北藩鎮根本不用搭理唐朝中樞，早就自行降低了當年應收的稅收，減少了派發的差役；而且由於河朔三鎮（河北三鎮）的軍士普遍在河北地區擁有大量土地，所以，河北三鎮的財富來源很早就不依靠田租，而是靠做生意和收營業稅。

比如河朔三鎮很早就在長安建立了龐大的“進奏院”，大量河北商人跟著三鎮進貢的隊伍，把自己的貨物拿到長安販賣，就連河朔三鎮的軍人也透過進奏院在長安販賣了大量貨物。

之所以跟著河朔三鎮進貢的隊伍，是因為可以避免沿途的苛捐雜稅。

這其實是一筆相當大的收入，甚至可以說河朔三鎮節度使之所以能養得起這麼多軍隊，很大程度靠著和長安做生意；當然，這也是唐朝中樞用來制衡跋扈的河朔三鎮的手段之一。

因為這中間的巨大利益，使得河朔三鎮也不敢輕易與中樞翻臉，因為沒有足夠養活士兵的財物，河朔三鎮的節度使是會被士兵們拉出來殺了祭天的。

總而言之，王仙芝和黃巢的起義之所以能爆發，並不是因為唐朝藩鎮割據，恰恰相反，王仙芝和黃巢的起義之所以在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爆發，恰恰是因為當時唐朝絕大多數藩鎮已經對朝廷俯首帖耳，把行政權上交中樞，結果朝廷橫徵暴斂引發的。

而那些在唐僖宗時期還保持半獨立狀態的藩鎮，比如河朔三鎮，雖然同樣遭受了旱災，但是由於藩鎮軍人們處置得當，救濟及時，反而沒有爆發任何形式的起義。

事實上，安史之亂後唐朝爆發的農民起義，沒有一起是發生在獨立藩鎮勢力範圍內的。

END

參考資料：

《試論唐代中後期支郡刺史的地位——以節度觀察使與支郡刺史的關係為中心》，張衛東、劉勇；《武漢大學學報》2010年第7期；

《唐中後期中央對藩鎮的鬥爭政策——從元和用兵到長慶銷兵》，楊西雲，《歷史教學》1996。7；

《唐代藩鎮割據與商業》，張劍光，《文史哲》1997。7；

《唐代後期藩鎮與州之關係研究》，張達志，復旦大學博士畢業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