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對年輕人生活的入侵方式，跟從前不太一樣。

在過去，手機代替的是一些功能性物件，比如錢包、證件和相機。但在今天，它開始取代的是我們的大腦，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器官”，直接影響我們的觀點、社交和戀愛模式。

當我們行走在電梯裡、地鐵裡，各類影片在迴圈播放，就連打個計程車，後排座椅的前方也開始掛著一個小電視，吸引你“掃一掃”。

很多飯店的設計本質上是為了社交，但如果沒有Wi-Fi，大機率是留不住客人的。

各種電話卡套餐都在推“無限流量卡”，如果你還沒擁有，極有可能就處於“網民世界鄙視鏈”的最底端。

每個App都在推“個性化推薦”，但其實都是大同小異的“資訊繭房”。

移動充電寶遍地開花，就是準確拿捏住了年輕人“手機即將沒電，你即將陷入孤島”的焦慮心態。

沒什麼好看的，但就是停不下來。

我們的“手機型人格”也在被塑造中——隨著“刷手機”這個動作，我們越發追求快速成形的觀點和快速飆升的多巴胺。

特別是當一件公眾事件發生時，網民習慣去檢視熱搜，在高讚的評論中選取一種觀點替代自己的思考，不知不覺就被口水戰捲入洪流。

然而，儘管資訊在爆炸，但能對大腦產生積極意義的內容卻越來越少。

瑞典首席心理健康專家安德斯·漢森曾撰寫過一本叫《手機大腦》的書，他發現在如今這個物質空前豐富的時代，求助的患者卻越來越多。在瑞典，平均每9名成年人中就有1名在服用抗抑鬱藥物，其他國家也有類似趨勢。

安德斯·漢森把這一切歸因於人們對數字裝置的沉溺。他在一項實驗裡得出，當受試者得知需要上交自己的手機時，僅僅10分鐘內他們的壓力激素（皮質醇）的分泌便有所增加——這是大腦表現出的戰鬥或逃跑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