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承載隋朝的大一統局面，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進一步實現了生產力的提升。唐朝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外交等方面均達到了較高的成就，是我國曆史上的一個輝煌的時期。這個時期版圖擴大、人口增加、對外開放、中華文化輸出影響深遠，時至今日，唐時期的影響力仍在世界各地發揮著作用。唐首都長安是世界上第一個人口過百萬的城市，也是當時的世界經濟文化中心，唐朝是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聲譽遠播，與亞歐國家均有往來。唐以後海外華人多自稱為唐人。
（唐代版圖示意圖）
現如今的西安城，就是歷史上的長安城，是現代中國國家中心城市之一，也在以唐文化為核心元素之一恢復再造城市的繁榮，唐元素的文化開發呈現一片繁榮。歷史進入唐時期，也就進入了現代歷史學家將其劃分的“近古”階段，北方黃酒“北土近古”正是取意這一階段的歷史而命名的北方黃酒高階品牌。
（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街區盛景。）
唐朝時期的酒，或者說北方黃酒在這一時期有著濃墨重彩的篇章，此時酒類的發展趨勢有了向更高酒精度需求的市場意願，出現了燒酒這一類別的酒，但依舊處在中國蒸餾飲用酒技術的誕生的元代之前，而且處於我國北方的長安此時正佔盡天下繁榮影響之最高位，也就是說北方黃酒處在了歷史最繁榮的階段。此時農業開發的土地面積大幅度增加，江南的稻米透過漕運被大量運送到長安，此時應該用了稻米用作釀酒的創新嘗試，畢竟北方糧食的產量逐漸被南方超越，經濟中心也逐漸開始向南方轉移。直至唐後期安史之亂後，長安因為糧食的問題逐漸失去了作為歷史王朝首都的核心地位，政治中心開始向東轉移，武則天時期就以洛陽為中心實施全國管理，雖後期再次恢復唐室，但也因為漕運的問題使長安地位開始衰落。
（西安大唐不夜城雕塑之一。）
但貫穿整個唐代時期尤其初中期，酒的管理是相對寬鬆的，而且隨著釀酒技術的普及和糧食的相對豐產，飲酒的階層也在逐漸的下沉，從夏商周代的王&諸侯級別，到漢代的分封王，再到這個時期的社會中下管理階層，對李白杜甫等等文人階層的描述就是有力的證明。不過相對於社會最底層的百姓，酒一樣是不可隨便飲用的飲品。
（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唐代金樽。）
古時期，包括繁榮的大唐時期，釀酒工藝一樣非常差，對糧食造成了極大的消耗。作為高階奢侈品，一般的老百姓幾乎不會喝。在唐德宗時期，朝廷開始壟斷釀酒行業，控制全國酒類生產，在糧食困難時期，也會限制酒的生產。
（唐鎏金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
唐代詩人李白有：“金樽清酒鬥十千，玉盤珍饈直萬錢”的詩句，白居易有：“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的詩句。這些愛酒之人的詩句中，提到了唐朝最常見的容積單位“鬥”，鬥又分為大斗和小鬥，而酒一般按小鬥計，一斗酒大概就是四斤。古詩中提到的“十千錢”，1兩銀子＝1000文錢，十千錢等於10兩銀子，這就可以看出酒在唐朝多金貴了，10兩銀子買4斤酒，絕不是老百姓能喝的起的。李白的一生大部分處在開元盛世，所以米價始終在十文一斗上下，這樣算一斗酒可以換成幾千斤糧，這讓老百姓們怎麼喝？要不是李白生的富貴，以唐朝官員的工資可供不起他這喝酒的愛好，當然他喝的是品質較好的清酒，要知道北宋名臣范仲淹都是“濁酒一杯家萬里”。
（著名的國寶——唐鑲金獸首瑪瑙杯。）
在唐朝，寫酒的詩很多，就證明了酒在唐代被飲用的範圍擴大了很多。就比如杜甫曾經寫過的《飲中八仙歌》，這是在當時十分著名的詩篇了。酒在當時是被稱為是最好的飲品了，不管是唐人的聚會，還是平時的一些閒聊，包括創作的一些靈感的發現，都是要喝酒的，在隋唐結束了南北朝幾百年的紛亂的現象，漸漸的穩定下來的人們也便有了更多的理由去享受這一切。以我們現在的眼光是去看唐朝人，有事沒事就“會須一飲三百杯”“莫厭狂歌酒百杯”，雖說這其中也一定是有一些誇張的成分在，但也可以看出酒在唐朝是一個抒發感情，詩歌助興、散發憂愁的很好的飲品了。
（唐代豹斑石深腹杯（夜光杯）。）
高階的酒就是白居易曾經說過的“世間好物黃醅酒”，就是將濁酒再加熱一下，將微生物的發酵徹底結束，再過濾，這樣出來的酒就會更加好一些。而在顏色方面，也就不再是綠色的，而是黃色的了，這在唐朝也算是十分高檔的了。
（唐代鏨刻花卉紋高足杯（美國弗利爾藝術館藏））
唐代的酒類品種非常豐富，黃酒作為中國酒品中歷史最悠久的一類，在唐代繼續興盛，而唐代對私人釀酒的管制也較為寬鬆，所以才有“綠蟻新焙酒，紅泥小火爐。”那樣的動人場景入詩（“綠蟻”：新釀的米酒未過濾時，酒面上漂浮的一層微綠酒渣，細小如蟻，故名）。
（唐三彩貼塑胡瓶（日本白鶴美術館藏）。）
而“葡萄美酒夜光杯”、“竹葉連糟翠，蒲萄帶曲紅”等句，又清楚地表明葡萄酒在唐代的受歡迎程度。葡萄是隨著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傳入中原的作物，當年張騫不僅為中原帶來了葡萄種籽，還帶進了釀酒的工匠，中原地區的人才接觸到這一飲品。但直到唐代，依然是胡人更擅於葡萄酒的釀製工藝。
（唐三彩把杯。）
唐代是否有蒸餾燒酒，一直是人們所關注的焦點。“燒酒”一詞首次是出現於唐代文獻中的。如白居易（772-846年）的“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光”。陶雍 （唐大和大中年間人）的詩句“自到成都燒酒熟，不思身更入長安”。李肇在唐<<國史補>>中羅列的一些名酒中有“劍南之燒春”。因此現代一些人認為所提到的燒酒即是蒸餾的燒酒。但從唐代的<<投荒雜錄>>所記載的燒酒之法來看， 則是一種加熱促進酒陳熟的方法。如該書中記載道：“南方飲‘既燒’，即實酒滿甕，泥其上，以火燒方熟，不然不中飲”。顯然這不應是酒的蒸餾操作。在宋代<<北山酒經>>中這種操作又稱為“火迫酒”。故唐代已有蒸餾燒酒的說法還難以成立。
（唐代釀酒產地示意圖。）
北方的古人把在春天釀造的酒稱為“春酒”，唐代人給酒命名很多帶有“春”字，春字在唐代就是酒的別稱，一樣的是杜康也曾經是酒的別稱，只是到了今天我們才完成了對酒的統一定名。宋代蘇軾在《仇池筆記》中寫道：“唐人名酒多以春”。
（唐花瓷雙系裝酒罐。）
松醪春。一種用松膏（松脂）釀造的酒。唐代水府君《與鄭德璘奇遇詩》中有：“昔日江頭菱芡人，蒙君數飲松醪春。”松醪春一直到明代還有，如明代王世貞寫的《答與繩太常》中有：“何如歸去來，小酌松醪春。”明代謝遷寫的《北軒小飲次陳德孚韻二絕其二》中有：“松醪春濺玉缸香，喜洽親朋笑滿堂。”
（李世民）
曲米春。唐代杜甫寫的《撥悶》中有：“聞道雲安曲米春，才傾一盞即醺人。”曲米春到明代也有，明代蘇仲寫的《邊太守張筵厚款詩以代謝》中有：“茶烹古鼎團龍焙，酒飲雲安曲米春。”
梨花春。唐代白居易寫的《杭州春望》中有：“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當時杭州人梨花開時釀酒，酒便取名為梨花春。 明代胡奎寫的《紫霞甕歌》中有：“天吳海若不敢受，中含萬斛梨花春。”
（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
金陵春。唐代李白寫的《寄韋南陵冰餘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顏尚書笑有此》中有：“堂上三千珠履客，甕中百斛金陵春。”明代高啟寫的《客舍雨中聽江卿吹簫》中有“恨無百斛金陵春，同上鳳凰臺上醉。”
土窟春。唐代李肇《唐國史補》卷下中有：“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土窟春排在第三。清代朱仕玠寫的《尸位學署岑寂無聊泛泛隨流跡近漁父每有聞見輒宣謳詠因名瀛涯漁唱其六十五》中有：“無酒東來倍愴神，鵝黃新造味清醇。朝來漉就光浮盎，何減榮陽土窟春。”
石凍春。唐代鄭谷寫的《贈富平李宰》中有：“易得連宵醉，千缸石凍春。”明代唐寅寫的《相如滌器圖》中有：“琴心挑取卓王孫，買酒臨邛石凍春。 狗監猶能薦才子，當時宰相是閒人。”蓋章小能手——清代乾隆寫的《唐寅桃花庵圖 》中有：“松風寒處安茶銚，石凍春深試酒槽”。
劍南燒春。唐代開元至長慶年間，釀有劍南燒春名酒。唐代李肇《唐國史補》卷下中有：“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劍南燒春排在第五。相傳在大曆十四年前，劍南道每年都要向唐宮進貢十斛劍南燒春酒。
（唐代著名詩人李白，曾有過李白斗酒詩百篇的詩酒佳話，但也可依次推理，那時的酒一定是低度的釀造黃酒，更是北方黃酒。）
隋末天下群雄並起，617年，唐國公李淵於晉陽起兵，次年於長安稱帝建立唐朝。唐太宗繼位後開創了貞觀之治。唐高宗承貞觀遺風開創永徽之治。690年，武則天以周代唐，定都洛陽，史稱武周，開創了“上承貞觀，下啟開元”的治世局面，為盛唐的出現奠定了基礎。705年，神龍革命之後，唐中宗恢復唐朝國號。唐玄宗即位後開創了萬邦來朝的開元盛世。天寶末年全國人口達八千萬左右。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導致國力漸衰；中後期經元和中興、會昌中興、大中之治國勢漸振。878年，黃巢起義破壞了唐朝統治根基。907年，朱溫篡唐，唐朝滅亡，中國進入五代十國時期。
（西安大唐不夜城雕塑。）
唐朝農業生產工具較前代有新的進步。曲轅犁就出現在唐朝。還出現了新的灌溉工具水車和筒車。唐初，有記載的重要水利工程就高達一百六十多項。其中著名的如玉梁渠、絳巖湖、鏡湖等。 ［197］ ［198］ 天寶年間，唐朝耕地面積達到八百五十萬頃。糧食產量也有提高。天寶八年，官倉存糧達九千六百萬石。長安、洛陽米價最低時每鬥僅十三文，青州、齊州每鬥僅五文。唐朝後期，由於人口南遷，加上土地開墾及大修水利，南方的糧食產量大幅增加。
唐朝戶籍制度沿襲隋朝，行三等戶制。前期的賦稅制度，大體承襲隋朝，於624年頒行均田制與租庸調製。均田制是政府授田給人民而徵其租賦，分為公田與私田。身死後公田繳還政府重新分配，剩下可以傳後的私田即“永業田”。
由於隋末民變產生大量無主土地，所以唐朝前期有充足的土地推行。除了人民之外，政府官員與王公貴族也各有額定的永業田。相較隋朝，唐朝對土地的買賣寬鬆了許多，但仍有嚴格的限制。租庸調製方面，租是授田男丁每年繳固定的慄或稻，庸是每人每年要為國家服的勞役，調是每丁按照當地特產繳納絹麻之物，如果不產絹麻可用銀兩代替，庸和調也可用一定數量的絹免役。
唐朝前半葉，戶稅逐年上升，唐高宗時約收戶稅十五萬餘貫，至唐玄宗時已高達二百多萬貫。唐朝後期，為解決財政拮据的局面，先後對鹽、鐵、酒、礦等實行專賣制度，並且課茶稅與關稅等。
（唐代鏨刻花鳥紋把杯。）
唐朝中期之後，由於黃河中下游地區在安史之亂期間遭受破壞，而淮河以南地區遭受戰爭的破壞相對小的多，所以淮河以南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就在之後的發展之中超越黃河中下游地區。唐朝中期淮河以南的土地大量開墾及大修水利，插秧移植水稻，使江淮的糧產量大幅增加，成為全國重要的糧食產區。白糖的製造始於唐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宋以後長江以南各省種植甘蔗。種植販運茶葉的發展形成了南方經濟的一大收入。飲茶的習俗，從南方傳到北方，逐漸普及。
因隋煬帝楊廣造成的隋末天下大亂導致全國人口銳減，至唐高祖武德年間僅200餘萬戶，李唐統一全國後戶口開始逐步恢復。唐太宗貞觀十三年，戶數恢復至304萬，人口達1235萬，又獲塞外歸附人口120餘萬。 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全國有戶380萬。武則天神龍元年（705年）全國有戶615萬，約達3714萬人。唐玄宗天寶十三年（754年），戶數達9619254，口數達52880488，為官方戶口統計的峰值。
安史之亂後，因藩鎮割據及戶籍統計和管理混亂廢弛，戶口數不符合實際情況，據學者分析廣德二年（764年）全國人口至少有4600萬到4700萬左右，晚唐人口峰值達6000萬左右。
北方黃酒北土近古“嘉禮璀銀”在重慶著名的鮮龍井火鍋店
現代學者們普遍認為唐朝的人口峰值出現在唐玄宗天寶十三年至十四年間（754年-755年），因學者考慮到佃農、隱戶、奴僕、士兵、僧道、外族等，不納入戶口統計的人而對唐朝人口峰值有不同看法。
唐朝史學家杜佑認為唐朝天寶年間戶口峰值為一千三四百萬戶；現代學者趙文林、謝淑君認為天寶十三年（754年）唐朝人口頂峰6300萬；現代學者凍國棟認為唐朝人口峰值在唐玄宗天寶十三年（754年）大約1430-1540萬戶約為7475-8050萬人；現代學者王育民認為唐朝天寶年間戶口峰值為8050萬；葛劍雄認為唐朝天寶十四年（755年）左右的人口峰值在8000-9000萬之間；現代學者陳旭麓提出唐朝人口峰值是9254萬人；日本學者日野開三郎更認為唐朝人口最高峰時2000萬戶，人口達1。4億人。
唐朝最令人矚目的文學成就是唐詩，自唐初陳子昂和“初唐四傑”起，唐朝著名詩人層出不窮，盛唐時期的李白、杜甫、岑參、王維，中唐時期的李賀、韓愈、白居易、劉禹錫，晚唐時期的李商隱、杜牧是其中的幾位代表詩人。他們的詩作風格各異，既有對神話世界的豐富想象，又有對現實生活的生動描寫，既有激昂雄渾的邊塞詩，亦有沉鬱厚重的“詩史”，還有清新脫俗的田園詩。這些詩作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文學的傑出代表。後世宋、明、清雖仍有傑出詩人出現，但律詩和古詩的總體水平都不如唐朝，使得唐詩成為了中國古詩不可逾越的巔峰。《全唐詩》收錄數量最多的大城市為洛陽、長安、金陵。
（高階北方黃酒北土近古小酌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