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這個詞，近年來越來越活躍。這個概念的最大作用，是激發了中國自古以來積累的豐富的治國經驗。

01

在政治、經濟等領域，我們最頻繁遇到和爭論的問題是：“是什麼？”

是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是自由貿易，還是貿易保護？是專制君主，還是立憲君主？是自由民主，還是專制獨裁？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是什麼”，決定了你身上貼哪種標籤。而這個標籤往往意味著很多，甚至直接決定了你是正義還是邪惡，是進步還是落後，是文明還是野蠻。

對這種“貼標籤”的思維方式，我們中國人往往感到很彆扭、不習慣，可是，到底為何彆扭和不習慣，又說不清楚。於是，我們看到了“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不問姓資姓社”等“和稀泥”式的說法。

顯然，“和稀泥”並沒能真正解決貼標籤帶來的彆扭和不習慣。尤其是在國家政治這個重要領域，我們經常被各種標籤牽著走，很被動，經常陷入無力辯解的焦慮狀態。這可不太好。

貼標籤的背後，是一種“本質論”的思維方式。這種本質論認為，世間萬事萬物，都有一種內在的本質，這種不可改變的本質決定了事物的根本屬性。這種思維方式發源於古希臘，是西方文化的產物。

中國的文化和思想中，並沒有本質論這種觀念。那麼，我們中國人的觀念是什麼呢？

02

因為本質論的思維方式，所以西方人對“是什麼”特別關注。具體到國家事務，他們認為，國家選擇什麼制度最重要。只要選對了制度，國家就能好起來。制度不對，國家就“藥丸”。

所以，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那些陷入困境向發達國家求援的發展中國家，西方人要求他們首先建立起選舉民主制度。西方人認為，只要有了選舉民主，就成了民主國家，解決了“是什麼”的問題。其它問題就會自然而然地跟著解決。然後，這些陷入困境的發展中國家就會煥然一新，走出困境。

可惜，他們推銷的解決方案在現實中遭遇種種失敗和尷尬。很多發展中國家，實行西式選舉民主以後，不但沒有實現繁榮富強，反而陷入國家動亂甚至分裂。“是什麼”的問題解決了，標籤有了，但那些迫切的實際問題，不但沒解決，反而惡化了。

漸漸地，有的西方人意識到，簡單地解決“是什麼”，也就是隻貼上標籤，遠遠不夠。終究還是要踏踏實實地動手去治理國家，去解決一個個具體的社會問題。於是，他們提出了governance的概念。governance在中文中被翻譯為“治理”。

governance這個概念傳到中國以後，一下子激活了中國傳統中深厚的思想資源。說到治理國家，這事我們可太熟悉了。我們中國人至少幹了三千年了。這方面積累的經驗教訓，或者說思想資源，如果我們中國自稱第二，世界上沒人敢稱第一。

以往，在種種“是什麼”的標籤壓迫之下，我們疲於應付，各種和稀泥。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麼彆扭和不習慣了。這是因為，中國自古以來，一代代人都在忙於治理國家，都在研究“怎麼辦？”，在思考怎樣才能把國家治理好，怎樣才能國泰民安天下太平，而根本沒有或者很少關心“是什麼”。一下子被人追問“是什麼”，有點兒摸不著頭腦，一時不知從何說起。

現在，governance的概念大行其道，我們才意識到，原來我們一直以來的做法是正確的。重要的，永遠是行動，而不是貼標籤。或者說，怎樣把國家治理好，才是真問題。至於姓資姓社、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公有制還是私有制等等這些問題，雖然不是全無價值，但在這些問題上過分糾纏，是錯誤的思維方式。

03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式形成了“治理體系”的表述。這不僅僅是個檔案上新提法，而是用“治理”這個關鍵詞，打通了古今的隔閡，中國傳統治國理政的思想資源和今天的國家建設指導思想，二者融為一體。

學者曹錦清進而提出“治體”一詞。他認為，西方政治學說重在政體，輕於治體。而中國政治學說從來沒有政體的概念，但一直很強調治理，也就是重在治體。

政體和治體的區別，大致對應著我所說的“貼標籤”和“行動”的區別。因為沒有本質論的觀念，我們中國人向來不關心某事物的本質是什麼。對於國家制度來說，我們關心的是，執政者把國家治理得怎麼樣，也就是關心執政者的具體施政行為及其效果。至於國家到底屬於什麼制度，留給“大學問”們去研究吧。

近現代，由於西方國家在世界上的強勢和主導地位，他們的本質論觀念及政治上的種種“貼標籤”，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牽引了全世界人——包括我們中國人——跟著想來想去爭來爭去。但因為基礎觀念的差異，我們終究感到彆扭和不習慣。現在，隨著governance、治理、治體等概念的興起，屬於我們中國人的觀念終於有了抬頭之勢。用《夜航船》中的那個段子來說就是“且待小僧伸伸腳”。

可以預見，接下來，治理、國家治理體系、治體等概念在政治學、政治哲學、行政學、經濟學等領域中將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核心和基礎概念，並引發這些社會科學領域中正規化級別的“革命”。人類對於國家和政治的關注重心，將從“是什麼”轉向“怎麼辦”。畢竟，重要的是行動，而不是貼標籤。

04

當治理、治理體系、治體等概念越來越重要時，有一個問題卻暴露出來，那就是，到底什麼是治理？更進一步說就是，國家治理的概念是什麼？

說到治理和國家治理，我們大概知道是什麼意思，但要清晰地把概念表述出來，卻並不容易。這個概念在我國流傳久遠，過於普及，結果反而是，人人都知道，但誰也說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從學理的層面來說，從政體轉向治體，從“是什麼”轉向“怎麼辦”，那些核心的概念就必須明確。既然是關於“怎麼辦”，那麼，治理到底說的是哪一種過程？

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熊萬勝的《江山與人民——中國治理體系解析》做出了開拓性和基礎性的貢獻。在這部著作中，作者熊萬勝對治理的概念，提出了準確而精妙的解釋。

熊萬勝指出，國家治理，意思就是國家的上層和下層之間的聯結方式。任何一個國家，都必然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也就是在政治上分為上層和下層。上層和下層之間，要有某種聯結方式，否則，國家也就不成為國家了。這種聯結方式，就是國家治理。

西方和中國的國家治理方式，有根本性的不同。

05

西方人，之所以更重視政體，也就是更重視國家制度“是什麼”，是因為他們的治理方式，很抽象。他們習慣於用一種抽象的法則——法律，來約束、管理社會。在這種抽象體系中，不但治理法則——也就是法律——是抽象的。相應的，整個社會也是抽象的——人民被抽象為公民。

法律的核心精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正是把公民抽象為公民的結果。這種觀念假設，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公民。

西方人重視政體，就是重視那套抽象的規則。他們相信，把抽象規則定好了，在現實中嚴格執行，就能把國家治理好。

熊萬勝在這本書中的一個核心觀點就在於，他指出，中國的國家治理方式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中國歷史上長期沒有“公民”的概念。很多人對此痛心疾首，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劣根性和愚昧性。其實，這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國傳統之所以沒有“公民”這種抽象概念，正是因為我們一直採用的是具體的國家治理方式。

所謂具體的國家治理方式，指的就是，自古以來，中國政府的治國方式，是直接面對一個個具體的民眾。因為面對的具體的人，而具體的人情況千變萬化、各不相同。對具體的人平等地適用同一套抽象規則，看起來公平，其實並不見得。

比如，給所有人平等分配，這是一種公平。但是，給弱者多一些，給強者少一些。這也是一種公平。中國的文化傳統，認為後者才是真正的公平。而要想“有偏有向”“有輕有重”，也就是實現有效的治理，就必須直面具體的民眾，而不是同一套抽象規則對應抽象的“公民”。

這就是中國傳統強調“以禮治國”“以德治國”的原因所在。“禮”和“德”同樣是規則，是對人的約束。但和“法”相比，“禮”“德”的特點就在於柔性和具體，而不是“法”那樣冷冰冰、硬邦邦的不近人情。

理解了“國家直面具體民眾”這個中國國家治理的核心原則，對中國歷史和現實中的許多事物和現象就有了全新的和更深的理解。

06

歐洲歷史中，“包稅人”很常見，很流行。所謂“包稅人”，就是某人“承包”某地的稅收，由他來收稅，交給國家。國家不直接向民眾收稅。包稅人成了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中間層，他們往往都能發大財。而國家可以省很多事。

但在中國歷史中，“包稅人”只在區域性和短時間記憶體在過。在絕大部分時段，中國曆朝歷代的政府，都直接向民眾收稅。中國政府寧可費時費事地直接向民眾收稅，也不允許包稅人等中間層次的存在和做大。

實際上，秦漢以來郡縣制的建立，就意味著中國確立了“直面具體民眾”的治理方式。從那時開始，防備中間階層做大，進而架空中央政權，切斷國家直面具體民眾的渠道，就成為歷朝歷代致力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

而中國的歷史實踐也一再表明，中央政權直面具體民眾的治理體系維持得比較好的時候，往往也是國泰民安、天下太平的時候；而中間勢力做大，國家與民眾之間直接聯絡趨於薄弱甚至被切斷的時候，往往就是快到割據勢力四起、軍閥混戰、天下大亂的時候了。這是中國豐富的歷史經驗之一。

關於國家治理，中國漫長的文明史、治理史積累了大量的經驗教訓，正面反面的典型案例都有一大堆。中國的政治家，即使沒有專門研究過政治理論，但因為實際的執政經驗，以及潛移默化的歷史傳承，對這些經驗教訓，都有充分和深刻的認識。這是當代中國國家治理長期維持高水平的主要原因。

接下來，在治理、國家治理、治體這些核心概念的指引下，中國豐厚的治理思想資源將被逐漸開發，為世人所知。在這方面，中國很有條件對人類文明今後的發展做出重大的、決定性的貢獻。

熊萬勝的《江山與人民——中國治理體系解析》一書就是在這方面邁出的堅實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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