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美國曆史上最可怕的風暴——卡特里娜颶風襲擊了新奧爾良。根據謠言和新聞報道，“歡樂之都”淪為滋生混亂的溫床——兒童和成人在會展中心被強姦，暴力團伙向施救者和警用直升機開槍，汽車被持槍歹徒劫持，城市被淹沒，上百具屍體漂浮在有鯊魚出沒的水中。這些故事幾乎全是虛假的。
雖然當時也有個別的槍擊事件和搶劫事件發生，但這些關於整個城市充斥著混亂的故事來自誇張和捏造，它們是極不準確的。
證據顯示組織謠言傾向於準確，而災難謠言（如關於卡特里娜颶風的謠言）則傾向於不準確。為什麼會這樣呢？更具體地說，準確（或不準確）的謠言內容產生或變化的機制是什麼？
在這一章中，我們從謠言準確性研究中歸納證據，並且報告我們最新的相關實證研究。正如前一章中指出的，準確性是指真實性，而失真是指謠言傳遞過程中精確性的缺失。因為失真可能對準確性造成明顯的影響，我們也會回顧有關謠言失真的文獻。
為了闡述得更清晰，我們將謠言準確性機制分為五組：認知、動機、情境、網路和群體機制。在現實中，這些機制對應的過程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比如文化理念為認知圖式提供參考。
我們對H。泰勒·巴克納被人們忽視的研究工作給予了特別的關注，他的謠言準確性理論聚焦於網路和動機機制。我們也將描述我們自己進行的基於巴克納理論的最新研究。認知機制影響準確性的認知。機制指的是與資訊加工相關的過程，包括注意窄化、記憶限制（memory limit）以及知覺偏差。
注意窄化
一個聽到序列傳播的謠言並且未進行討論的人會出現認知窄化，這會導致系統性的謠言失真，進而導致謠言不準確。關於印象形成中講者-聽者-極端化效應（teller-listener-extremity effect）的研究與此相關。
在這些研究中，受試者們連續地傳播（當中沒有討論）一則有關某人做出不當行為的資訊（一名足球運動員發生醉酒駕駛事故）。
講者聽到中心陳述（central statements，如一名足球運動員醉酒駕駛）以及緩和資訊（mitigating information，如他不知道有人偷偷在他的杯中加入了烈酒）。相比於聽到重述故事的聽者，那些有第一手資訊的講者對該運動員行為嚴重性的評分沒有那麼極端。
為什麼聽者會傾向於更嚴格地評判該運動員的行為？因為講者的陳述是“不連貫的、時間線上雜亂的和不完整的”。
巴倫等人提出，講者的不連貫敘述使得聽者難以加工，需要更多的認知資源，進而使得聽者忽略緩和資訊，從而導致聽者產生更極端的判斷。
巴倫等人收集了支援這一觀點的證據，他們證明，如果受試者在聽資訊時受到白噪聲的干擾，那麼上述效應將更為明顯（白噪聲減少了聽者的注意力資源）。
注意窄化效應在謠言最初的講述中似乎尤為明顯——同樣是在沒有討論的ST情境中。與奧爾波特和波茲曼的ST磨平曲線相一致，巴倫等人（Baron et al。，1997，研究1）在謠言第1～2代的傳播過程中成功重複了講者-聽者-極端化效應，卻沒有在謠言第2～3代的傳播過程中成功重複。
他們認為在第2～3代的傳播過程中事件數量更少（因為之前發生了遺漏），所以人們能夠對緩和資訊給予一些注意。
巴倫等人也推測焦慮會加劇注意窄化效應。
與這一觀點相一致，艾利斯和贊納的研究顯示，喚醒（arousal）窄化了注意範圍
，僅聚焦於凸顯的刺激，從而增強了凸顯資訊對於因果歸因的影響作用。由於焦慮與喚醒有著緊密的關係，因而在謠言建構過程中，焦慮可能導致人們關注情境的凸顯部分（如行為動作而不是情境性因素）。
奧爾波特和波茲曼也發現了類似的效應：相較於沒有聽眾，面對聽眾的無討論ST會導致謠言內容發生更多的磨平。
雖然奧爾波特和波茲曼把這個結果歸因於面對聽眾時人們更為強烈的準確性尋求動機（受試者只傳遞了他們所確信的資訊），但焦慮和注意窄化也是很有道理的解釋。
因此，在無討論的ST情境中，注意窄化似乎導致了以強調凸顯資訊或中心資訊為特點的不準確。
通常情況下，這種不準確資訊關注行為動作而非情境限制。焦慮與喚醒可能會增強這種效應。
記憶限制
記憶限制會導致無討論ST情境中的謠言參與者磨平部分細節，如原始資訊包含20個細節，最後只能回憶起其中5個。這些細節的“磨平”並非隨機，那些較難被編碼或檢索的細節會被捨棄。
例如，專有名詞或頭銜幾乎總是被刪除。不過，“古怪的、稀奇的用詞”更可能被人們回憶起來。
與運動和規模
相關的資訊也能夠被人們回憶起來，可能因為這些資訊比較栩栩如生，因此更容易進行編碼。
奧爾波特和波茲曼也注意到在ST情境中，當要求受試者儘可能準確地回憶資訊時，他們更傾向於把資訊磨平為易於記憶的語句。因此，在無討論的ST情境中，記憶自身的限制與偏差會導致以強調凸顯資訊或易於記憶的資訊為特點的不準確。
準確性
人們常常有準確把控事實情境的動機，請第3章介紹的事實尋求動機。對話的內隱規則之一即傳遞可靠的資訊。
例如，當焦慮程度不高，並且參與者試圖“現實地”定義某個事件時，那麼準確性是“主要考慮因素”。在這些情況下，群體會檢查資訊的可信程度並對假設進行檢驗
。當群體有合適的資源來尋求事實時，上述努力便會成功：“當準確性對於參與實驗的人來說是重要的時，任何形式的失真都很少出現。”
準確性動機（以及後續的假設檢驗和診斷性資訊的凸顯）隨主題的重要性增加而增強。當虛假資訊帶來的代價很高時，人們便會尋求準確性。
同樣，當代價很高時，人們會更有意識地對資訊進行判別，更謹慎地根據有效資訊來得出結論。
這種對於準確性的謹慎關注甚至出現在ST研究中：海厄姆發現自我捲入（ego-evolved）的受試者（對他們而言資訊主題是重要的）對細節的磨平程度會低於對照組。
當人們對其言論負有責任的時候，準確性動機也會增加。散佈小道訊息的人關心他們在既有關係網路中的聲譽，而或許不在乎在陌生人中的聲譽（Shibutani，1966）。這意味著，在由既有關係網路構成的小道訊息網路中，人們更追求準確性。
奧爾波特和波茲曼指出，相比於沒有聽眾，面對聽眾的ST傳播會帶來謠言內容更多的磨平，他們認為這是源於準確性動機：人們只會傳遞那些他們確定的資訊。
約翰·阿恩特有類似的發現，即在口頭傳播中的資訊扭曲程度取決於人們評估資訊的能力以及“精確傳播得到的獎勵”。阿恩特推測在有關產品的謠言中，“口頭傳播的接收者會去購買這款產品並進而檢查資訊的準確性，
對此的認識似乎會阻止對資訊的極端誇大。畢竟，傳播者正在拿自己作為一個可靠信源的名聲來做賭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