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民國傳奇女作家蕭紅，是在讀魯迅先生時偶然從圖書館搜尋到的一本回憶錄——《回憶魯迅先生》。

初讀此書，就被她細緻入微的觀察和樸實凝練的語言所歎服，從此魯迅不再是想象中無法親近的偉人，而是現實中和善幽默的導師。

之後默默產生想深識這個才女作家的渴望，《呼蘭河傳》便是我讀的關於她的第一本小說。

《呼蘭河傳》是蕭紅在現實生活陷入困惑與迷茫時所作的“忘卻不了，難以忘卻”的小說。

作品敘述了以呼蘭河為中心的小城故事，一方面再現了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呼蘭縣人民的生活狀態與精神狀態，

揭露了中國長達幾千年的封建陋習和它已不知不覺讓居民同時具備“吃人的人”與“被吃的人”雙重身份的事實，另一方面展示了“我”與祖父自由快樂又孤獨的童年生活。

它既是國民靈魂的挽唱，又是淒涼內心的撫慰。

作品的第一章以宏觀俯瞰視角和空間順序，將呼蘭城定格在一個只有十字街、東二道街、西二道街和小衚衕的格局裡，給人一種“與世隔絕”的空間感與壓迫感，同時為居民精神生活狀態和物質生活狀態做鋪墊。

呼蘭河的人物質生活條件低下，以體力勞動為主，只有一所養蠶小學和一所普通小學，對於洋醫拔牙覺得稀奇，以為“火磨”盡是用火，反覆貼無用的藥膏，賣的人任人用手摸食物，買的人竟誇讚食物乾淨……

精神生活條件似乎比物質生活更豐富。呼蘭河居民對於生命持漠視態度，正如文中所說：

“假如有人問他們，人生是為了什麼？

他們會直截了當地不假思索地說了出來：‘人活著是為了穿衣吃飯’。

再問他，人死了呢？

他們會說：‘人死了就完了’”，

但是在對於鬼神方面卻有豐富的盛舉，如跳大神、放河燈、野臺子戲、娘娘廟大會。在他們看來，鬼神是絕對存在的，人的命運是天註定的，人是比動物還卑微的存在……

這些病態思想使人“吃人”，又“被人吃”，而悲劇就在於不自知。

典型的兼具“吃人者”與“被吃者”雙重身份的，恐怕非團圓媳婦的婆婆莫屬了。

小團圓媳婦的婆婆用封建禮教的一套婦道標準和男權中心意識徹底束縛團圓媳婦：

見人要知羞、不能太大方、不能說“回家”……

對最初積極反抗的團圓媳婦，婆婆採取的是“一天打八頓、罵三場”，後來又愚昧地把病因上升到鬼神方面，並聽信各種治療方法，包括偏方“豬肉拌黃連”、習俗“跳大神”、道士“抽貼畫符”、當眾“洗開水澡”等，

把團圓媳婦折磨成“不飲不食，似睡非睡”的放棄抵抗狀態，最終落得人財兩空的地步。

婆婆是封建禮教的幫兇、維護者，同時也是封建禮教的受害者、犧牲品。正所謂“害人而不自知，害己而不自醒”。

一方面，她是善良的：

為了治團圓媳婦的病，而四處求醫；為自己花一吊錢治病都不捨得，卻花五十吊為團圓媳婦抽貼；

另一方面，她的善良是自以為是，是虛榮的：尋不得病因，就瞎收偏方，最後勤儉節約的錢被人輕鬆騙走；

為團圓媳婦燒“替身”時，“一邊燒著還一邊後悔，若早知道沒有什麼看熱鬧的人，那又何必給這扎彩人穿上真衣裳。”虛偽至極，又有可憐之處。

和團圓媳婦一樣受壓迫的，還有王大姑娘。最初人們對王大姐是各種稱讚，指指畫畫地說她的好處，

自從王大姑娘與窮困潦倒的馮歪嘴子結婚後，眾人又如牆頭草般對她的長相、為人指指點點，最終她的結局也是死無收身之地。

馮歪嘴子和團圓媳婦一樣，也有反抗意識。他否定男權至上，無微不至地照顧妻子；他不信天註定的命運，不放棄發育遲緩的兒子；他尊重生命，沒有用極端方式斷送生命。

如果說王大姑娘是封建陋習的受害者，祖父是不反抗不作為的中立者，那麼團圓媳婦婆婆是封建陋習的維護者，馮歪嘴子是反抗者，兩股勢力在撕拉、鬥爭，不管結果如何，都是犧牲品。

《呼蘭河傳》中不僅有悲涼情調，還有溫馨畫面，比如“我”、祖父、後園組成的兒童樂園。

在“我”的後園裡，“蜻蜓是金的，螞蚱是綠的，蜂子則嗡嗡地飛著，滿身絨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圓圓的就和一個小毛球似的不動了”，

一切都活了，“要做什麼，就做什麼。要怎麼樣，就怎麼樣。一切都是自由的。”“我”在後園裡跟著祖父，“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

不僅如此，祖父還教“我”讀詩、允許“我”冬天時在儲藏室探險。映象最深的是吃鴨子時，“祖父不吃，等我吃完了，祖父才吃。他說我的牙齒小，先讓我選嫩的吃，我吃剩了他才吃。”

這是作者對親情之愛的真摯歌頌，對童年之樂的溫馨回憶，也是對當時世道的消極抵抗。

與魯迅先生相似的一點是，蕭紅也試圖“在絕望中尋找希望”，而孩子就是所說的希望。

小說中以不被人看好的馮歪嘴子的孩子“會笑了，會拍手了，會搖頭了……”為結尾，讓人於黑暗中尋到一絲光芒。

或許，孩子的降生意味著希望的來臨，呼蘭河傳的居民會因為這個奇蹟，內心深處收到一絲波動。

有趣的是，我們總能從小說中嗅到一絲當代社會的氣息。比如魯迅在雜文《淮風月談》中寫道：

“收羅廢料，裝進讀者的腦子裡去，看過一年半載，就滿腦都是某闊人如何摸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開心自然是開心的，但是人世卻也要完結在這些歡迎開心的人們之中罷。”

細想當下，戲子家事天下知，英雄枯骨無人問，“娛樂至上”的時代，我們的生活該走向何方？

而今為了博人眼球，不惜觸碰道德底線的無良媒體或明星的“私生飯”，正如以馮歪嘴子悲劇為生活喜劇的看客們，“站在馮歪嘴子的窗戶外邊，在那裡守候著，為的是偷聽一點什麼訊息。

若能聽到一點點，哪怕針孔那麼大一點，也總沒有白挨凍，好作為第二天宣傳的材料。”

在某些偏遠農村，還存在著諸如“跳大神”治病此類落後的習俗和“童養媳”等無視人權的腐朽制度。

身處當今社會，我們比呼蘭河村進步了多少？世界上是否還有呼蘭河村存在？種種問題，都值得我們深入反思。

正如茅盾所說：

“《呼蘭河傳》是一部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悽婉的歌謠。”

蕭紅為我們呈現了一幅色彩濃烈的東北畫卷，而無情的肺結核卻把她的才華定格在三十一歲那年，實在是令人扼腕嘆息。

幸好優秀的作品是她生命的延續，呼蘭河會與她一起，奔騰不息，永葆活力。

文|冰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