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一生辛苦記亂離——兩漢才女蔡文姬
我生之初尚無為，天不仁兮降亂離；
胡笳動兮邊馬鳴，響有餘兮思無窮。
【蔡文姬：漢末女詩人。名琰，字昭姬，晉時避司馬昭諱而改字文姬。約生於公元177年，卒年不詳。東漢末年陳留圉（今河南開封杞縣）人，文學家、書法家蔡邕之女。博學有才辯，妙於音律，精通書法。有傳世詩三首，確定無疑的是《悲憤詩》其一。】
想寫蔡文姬久矣，然則遲遲不能動筆，總覺得難以寫盡她。
生逢亂世，亡夫，喪父，失家，去國，被擄，流落匈奴12年，終於回到漢地，又要飽受與兒子天涯永隔的煎熬……種種人生苦難，似要被她嚐盡。
在她之前的才女們，創作多是為家國、為社會、為倫理，如班昭；個人的遭際與情感也有觸及，但不夠深而廣，如班婕妤；與戰爭題材有關的，也多是思婦懷人，如《詩經》中的一些。在她之後的才女們，創作上開始深入地向自我內心探索，其中能把個人種種情感體驗表達到極致的，如李清照，如朱淑真。筆尖也有涉及戰爭領域的，但總體來說不夠廣泛和直接。
只有蔡文姬，是在創作中直面戰爭，正面描述戰爭的殘酷可怖，講述戰爭對個人造成的永久性創傷。文字裡的悲哀，既有個體生命深沉而細微的痛楚，又有亂世大背景下群體的悲憤與無奈，是共通的，也是共同的。這跟她一生的遭際有關，也與她個人的創作能力有關。她的敘事長詩《悲憤詩》，激昂處裂帛驚魂，酸楚處動人情魄，成熟處又絕不遜於詩歌發展到鼎盛期的唐詩。其作品感染力之大，不僅有時人廣為傳誦，後人且多有仿作，“文姬歸漢”也因而成為音樂、文學乃至繪畫方面的一大題材。
文章憎命達。詩窮而後工。荊棘鳥在棘刺上綻放歌喉，最美的東西只能用深痛巨創來換取——這些話，在講述一個規律，或者真理，含有各自的人生體驗在裡邊。但要等看完蔡文姬的一生，你才能真正明白這些話有多沉重，又有多殘忍，是痛苦焚燒之後，灰燼裡的一點微明。
我生之初尚無為
人生的最初，蔡文姬是錦繡堆裡一顆明珠，用今天的說法，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因為家庭，因為教育，因為天賦。
她的父親蔡邕，字伯喈，獻帝時曾拜左中郎將，故世人也稱他蔡中郎。京劇《掃松下書》一折裡，麒麟童周信芳唱“我拜的是忘恩負義的蔡伯喈”，其實那是戲曲借了蔡邕之名做戲，現實生活裡的蔡邕，文品與人品皆深受同代人敬仰。
他事母至孝。母親重病，他非寒暑易節不解襟帶，徹夜不眠地伺候了三年。母親去世，他於墓旁建廬守孝。他跟叔父堂弟在一塊住，歷經三代而不分家財，為同鄉人所稱道。他博學多才，通儒學，懂史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且擅書法，據說他的畫在當時也很有影響。
靈帝熹平四年，蔡邕上書請求正定六經文字，獲准後即在東觀（按：班昭曾在這裡續史）校書。經籍多有謬誤，他加以訂正並親自用丹砂書寫石碑上，命工匠鐫刻，立在太學門外。一時之間，校正經書的，摹寫碑文的，往來不絕，以致壅塞街道。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經。據王國維考證共有碑石46尊，包括《尚書》、《周易》、《春秋》、《論語》等七部經文，漢末損毀不存，唐代魏徵還曾廣為徵集，自宋代至今陸續有殘片出土，現在全都作為寶貴文物存入博物館了。梁武帝稱“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當代史學家范文瀾稱“兩漢寫字藝術，到蔡邕寫石經達到最高境界”。
靈帝后期，蔡邕因得罪宦官而亡命江湖，隱居吳郡（今江蘇蘇州），前後達12年。期間，他曾在曹娥碑背面題“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個字，隱含“絕妙好辭”之意，《三國演義》就此演繹出一段有意思的故事。還曾因緣際會，製作出兩件名傳後世的樂器。一次，吳地一個人燒桐木，桐木在火中燃燒爆裂，蔡邕聽聲辨音，知道這是上好的制琴材料，急忙從火中搶出，精心製作成一把琴。此琴彈奏起來音色美妙絕倫，只是尾部還留有燒焦的痕跡，故而時人名之“焦尾琴”。還有一件樂器叫“柯亭笛”，與會稽高遷的柯亭有關，這個亭子四周以竹圍成——在別人眼裡是竹，在蔡邕眼裡就是笛的原型了，有著高下之分。從亭口數過去，那第十六根竹子，紋理細密光滑，以手敲擊有清越之聲。他愛不釋手，越看越歡喜，急忙去找看護這個地方的人。那人被他的痴心打動，居然真的拆下第十六根竹子送給他，製成的笛子也果然異乎尋常地好。這焦尾琴與柯亭笛，都是草莽裡的英雄，被蔡邕慧眼所識，得以物展其才，故而古代常被用以喻指良才。我讀來卻覺得別有意味，蔡邕愛音樂成痴，懂得一塊桐木、一根竹子的妙處，而這份痴心，也真就有人理解併成全他。他和柯亭那個人，都是解人，一個解得物意，一個解得人心。
蔡邕為文，也極負盛名，詩、賦、銘、碑等流傳下來一百多篇，其哀銘碑誄尤為當時人所重，《文心雕龍》也對此屢加稱道。又精於天文、數理，各方面都算得名士中的翹楚，因而成為洛陽文化界的靈魂人物，不少名士趨之若鶩，後生學子也上門求教，家裡幾如開文學沙龍一般。這些來客中，就有後來的一代梟雄曹操，他經常出入蔡府，和蔡邕成為好友。這一段善緣，給蔡文姬的人生埋下一個伏筆，要到後來曹阿瞞“鑲黃旗下贖文姬”才得以顯現出來。
蔡邕四十多歲才得一女，就是蔡文姬，自然深深鍾愛。沒有詩文記述，但那感情大概類似於唐代的白居易吧。白居易也是中年得女，自嘲說“我齒今欲墮，汝齒昨始生。我頭髮盡落，汝頂髻初成”，基本屬於寫實，“緬想古人心，慈愛亦不輕。蔡邕念文姬，於公嘆緹縈”是自道其情，覺得就像蔡邕愛蔡文姬那樣。想想也是，人到中年，功名仕途之心漸淡，愈來愈看重家庭親情，這個時候可可地有了小小的女兒，慈父的心懷便飽漲得滿滿的。她嬌憨作痴，會一些精緻的淘氣，學母畫眉，學父詠詩，種種行為在慈父眼裡都是十二分的可愛。再算算年齡，等女兒成人，父親已是垂垂老矣，不能指望她像兒子那樣為父親的事業助一把力。所以，這愛沒有任何功利心，只是希望她將來不忘這份情就好。這是白居易詩裡的情景，也宛然是當初文姬與父親的情形。雖然童年時期曾隨父親流落吳地，但隱居生活不妨礙幸福感，父母之愛使文姬的童年無憂無慮。
宋代有一本七絃琴史專著《琴史》，裡邊收錄了一百多個與琴有關的故事，其中有一個叫“文姬聽琴”。蔡文姬10歲那年的中秋，父親在月下彈琴，那琴聲曼妙，流瀉得一天一地都是。浮雲卷藹，明月流光……嘣，琴上的一根絃斷了，文姬在屋內聽到，馬上應聲說：“父親，是第二根絃斷了吧？”蔡邕以為不過是碰巧猜對罷了，有心再試上一試，隨即弄斷了另一根弦，文姬再次不假思索地說：“是第四根弦。”女兒如此聰慧，蔡邕歡喜異常，越發精心傳授平生所學，著力培養。再加上身處書香門第，座上客多飽學之士，文姬耳濡目染，小小年紀就博學能文，兼長辯才與音律，琴棋書畫、詩文歌賦無一不通，一時遠近聞名，童星一般。
蔡邕也很重視對女兒品行的培養，特為女兒寫過一篇短文《女訓》：“心猶首面也，是以甚致飾焉。面一旦不修飾，則塵垢穢之；心一朝不思善，則邪惡入之。鹹知飾其面，不修其心。夫面之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之不修，賢者謂之惡。愚者謂之醜猶可，賢者謂之惡，將何容焉？故覽照拭面，則思其心之潔也；傅脂則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則思其心之鮮也；澤發則思其心之順也；用櫛則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則思其心之正也；攝鬢則思其心之整也。”意思是，面貌的修飾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修心。一日不修飾面容，就會有塵垢蒙上；一日不修心思善，就會有邪惡侵入。不修面，可能只是被愚者稱為醜；不修心，則會被賢人視為惡。故而每日攬鏡傅粉梳頭之時，都要想一想自己的心是否潔淨、平和、端正。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女訓》依舊是很可取的，所謂外表美不如心靈美，二十一世紀的女人們大可讀一讀，最好是修得二美並舉。
事實上，蔡邕也確實把女兒教育得很成功。長女蔡文姬雖一生三嫁，但是情勢所迫，本身並無過錯，不但未被本朝人唾棄，《後漢書》還鄭重其事把她收入《列女傳》。次女不知名字，嫁給曹魏的上黨太守羊衜做續絃，姑且稱為蔡氏吧。羊衜的前妻是孔融之女，身後留下一個兒子羊發。蔡氏生了個兒子叫羊承。羊承和羊發同時得了重病，不能同時照管，蔡氏便專心照顧羊發。結果羊承沒能保住，羊發卻活了下來，後來官至都督、淮北護軍。這個故事很悲慘，《列女傳》與《二十四孝》裡類似的傷子之事我一概抗拒看，因我不能想象那身為母親者當時的心情。蔡氏後來又生一子，就是西晉著名軍事家、徵南大將軍羊祜，據說臨陣時“輕裘緩帶”，具外祖父蔡邕之風，被當世稱為“儒將”。有《羊祜傳》，蔡氏因此得以留名於世。
天不仁兮降亂離
蔡家有女初長成，既美且慧，譽滿京華，那知名度大概不亞於今日那些超女吧。蔡邕精心挑選，擇定佳期，把文姬嫁給了河東的衛仲道。河東衛氏是西周康叔（按：許穆夫人傳中提到過）之後，衛國後裔的一支，不但是世族，還是比較有名的書香門第。衛仲道本人則是太學裡出色計程車子，對文姬早有仰慕之心，這一下娶得才女加美女，自然是珍愛異常。夫妻倆談詩論文，琴瑟和諧，婚後生活十分美滿。奈何天不假年，衛仲道身患重病，不到一載時間便咯血而亡。這時文姬尚無子女，夫家厭憎文姬，認為是她剋死丈夫的。新寡的蔡文姬，悲痛之外又添傷心，一氣之下離開衛家，回到了蔡家舊庭院。去時是新婦，歸來卻新寡，文姬的不幸就從這裡開始，前半生的幸福生活眼看著就要結束。
東漢後期，皇帝皆懦弱無能，外戚多跋扈專權。漢桓帝依仗宦官除去外戚，給宦官封官封侯，又直接促成了十常侍宦官集團的形成。12歲登基的漢靈帝更是雷語驚人，把十常侍捧到了天上：“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為我母。”宦官們賣官鬻爵，橫徵暴斂，隨意羅織罪名，公然搶劫殺人，使得政治黑暗到極點，直接引爆了黃巾軍起義。雖然起義最終被鎮壓，但東漢王朝已如風雨中一座危樓，几几乎欲墮。公元189年，漢靈帝病危，何皇后與自己的哥哥——大將軍何進，商議扶立太子劉辯即位。宦官蹇碩與董太后密謀除去何進，廢掉太子，另立陳留王劉協。何進得知訊息後，率5000精兵帶劍入宮，在靈帝靈柩前扶立太子登位，並殺死蹇碩。這時本可乘勝追剿，徹底根除十常侍集團，但事實正如《三國演義》所言：“無謀何進做三公，難免宮中受劍鋒。”何進又是請示新晉太后兼妹妹，又是寫信給西涼刺史董卓，結果被十常侍佔得先機，宮門內埋下刀斧手砍死何進。當時袁紹、曹操俱在何進帳下，久不見何進出宮，知事有變，即衝進宮中盡誅宦官。這邊外戚與宦官兩敗俱傷，那邊董卓卻以勤王之名把人馬開進洛陽城，兵不血刃執掌了京城的兵權。董卓廢少帝劉辯，立
劉協為獻帝，不久又毒死少帝與何太后，自己以扶立之功獨擅朝政。他專橫跋扈，一把火燒掉洛陽故都，逼迫獻帝遷都長安。且生性暴虐，隨意誅殺朝臣，縱容兵士擄掠財物，殘殺無辜百姓。百姓中流傳著“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的民謠，發洩對董卓的痛恨。
董卓聽說蔡邕才高，意欲召他為官，蔡邕稱病推辭。董卓大怒，以滅族相要挾。蔡邕逼不得已，只能前去。董卓刻意籠絡，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一日連升三級，三日周曆三臺——東漢官職，除了像何進那樣執掌兵權的皇親國戚之外，三公九卿中其實沒幾個管事的，真正的實權都在三臺手裡，謁者臺“外臺”、御史“憲臺”、尚書“中臺”並稱“三臺”——這裡是說蔡邕三天內把三臺的官職給當了一遍。後蔡邕又被拜為左中郎將，跟隨獻帝遷都長安，繼而受封為高陽鄉侯。讀《後漢書；蔡邕傳》，可知蔡邕有讀書人的愚忠，既是從了董卓，此後也就認真做事，認真勸諫，也為建言不被採納而鬱悶。
及至司徒王允以美人貂蟬使連環計，借呂布之手除掉董卓後，蔡邕讀書人的迂便再次顯示出來，這次且害了自己的性命。當是時也，長安城裡一片歡慶之聲，王允自居為匡扶漢室之棟樑，耳邊正聽著一片恭賀之聲，不意一聲嘆息很不和諧地傳來，王允循聲看過去，發現是蔡邕，臉上還有悲嘆之色未及褪去。《三國演義》裡說的是董卓暴屍於市，蔡邕一人伏其屍而大哭，顯然是小說家的誇張，董卓被暴屍於街市，行人恨不得割了董卓的肉去，且有守屍吏以燈芯置肚臍而點燈，蔡邕如何能伏屍而哭？若說蔡邕心裡感到一種悲哀，並因曾受董卓重用而生感遇之思，禁不住為之嘆息動容，倒是更接近真實些。據《後漢書》載，僅此一聲嘆息，王允便勃然大怒，呵斥一番即收付廷尉治罪。蔡邕自請鯨首刖足以完成《漢史》，士大夫也多憐惜而為他求情：“伯喈曠世逸才，殺之恐失人望。”王允堅決不赦，蔡邕最終死於獄中。
沒過多久，董卓舊部李傕、郭汜打進長安，趕走呂布，殺了王允，由李、郭共掌朝政。自此三四年間，先是兩人互相猜忌，後是部將離心離德，各路人馬為了利益分分合合，相繼挾持獻帝在關中混戰。其中李傕的一個部將叫楊奉的，圖謀殺死李傕而代之，結果事情洩漏，又被李傕、郭汜聯軍打敗，於是引來匈奴右賢王助戰。李傕等大敗，匈奴兵趁火打劫，從陳留、潁川諸縣擄掠婦女與財物無數。
卻說關中百姓，從十常侍之亂，到董卓之亂，再到李傕、郭汜之亂，加上關中連年天災，已經是田園荒蕪，了無生機。但凡有點力氣的，紛紛扶兒攜女，逃離這刀兵之地。奈何人快趕不上馬快，頭硬趕不上刀硬，流亡路上一撥又一撥的亂兵，碰上了即是個死，痛哭嚎啕也無濟於事，生者離散，死者永訣，是常有的事。“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是曹操的慨嘆，也是生民的慨嘆啊！
此時蔡文姬家破父亡，再無所依傍，也一身布衣素裙，隨著難民群流亡。她後來寫下《悲憤詩》，就是對這一段日子的真實記錄，文字寫實到令人驚怖的程度。“斬截無孑遺，屍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殺人如麻，所到之處一個活人也不留下，積屍盈野，混亂堆積，以至於白骨互相撐架著。男人被殺死，割下頭顱掛在馬上，用以計算戰功；女人載在馬後，作為戰利品——把女人作為戰利品，這是古代戰爭中普遍的習慣，中西方皆如此。
很不幸，蔡文姬也是這戰利品之一。
讀她的詩，我常常想象她的內心是怎樣的。那些恐懼的場景銘刻在她記憶裡，沒有把她的性靈吞噬，反而被她一點點梳理，直拙地捧出來呈現在世人面前，得有多大的力量才能做到呢？但我相信，在被擒的那一刻，她一定是慌亂的，無力的，觳觫不止。不知哪一雙粗魯的手抓住她丟到馬上，那一刻天旋地轉，風聲淹沒她的驚呼，人間一下子成了黑暗的所在，眼前一點光明也無，此生茫茫，此身茫茫，想來一定是絕望到失聲。
記得當年看《三國演義》的時候，從“王司徒巧使連環計”往下，我是一氣看了個痛快，只覺得亂世裡烽煙四起，正是英雄出世的好時候。卻不曾想過，在那些功業昭彰的文字背後，普通老百姓是如何地勉力掙扎，以求生存？斯時無夫也無父的蔡文姬，又是如何地戰戰兢兢，跌跌撞撞，倉皇尋找生的方向？寧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海明威說：任何戰爭都是罪惡，不管是否所謂必須，也無論是否所謂公正。《胡笳十八拍》第一拍裡唱道：“天不仁兮降亂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干戈日尋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莽莽世界竟無小女子存身之處。這悲哀真是廣大，戰爭中的每一個體生命，皆感同身受。這悲哀也真是深重，簡直無以言說，只能長一聲短一生地哀嘆了。
胡笳動兮邊馬鳴
“長驅西入關，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膽為爛腐。”從陳留一路向西，路途遙遠艱辛，回頭望故園已不知何處，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再得見，想想便令人肝膽俱裂。“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虜去的女人成千上萬，勒令不得屯聚，即使有骨肉同在，碰見了也不敢交談。“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稍稍不留意，一點小小的差錯就會要打要殺地挨一頓臭罵：死囚犯，餵你一刀，不給你命活了！“豈敢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並下。”哪裡是惜命？實在是不堪忍受打罵，動輒就來一通暴打，身體的苦與內心的痛交加而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白日裡號哭著前行，夜晚則忍氣吞聲地悲吟，被如狼似虎計程車兵看守，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詩人忍不住悲憤地質問上天：“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
《悲憤詩》原原本本的講述，使我們彷彿能看到千萬悽慘的身影，看到匈奴兵的嘴臉，聽得到哀哀的哭聲，粗暴的喝罵，畫面感直逼今人影視劇中的鏡頭，真實感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冷靜而逼真的文字裡，我們跟著蔡文姬走過那段生活，深刻觸控詩人內心的痛楚，但文字是文字，我們是我們，距離給我們以安全感。只有她，是和文字本身重合，文字內外雙重磨折，一路上有多少屈辱和辛酸，在用筆重現的那些時刻，她的心就得重新承受多少。
話說文姬被擄之後，被匈奴左賢王看中，徑直要了去。郭沫若在新編歷史劇《蔡文姬》裡，虛構出一個多情重義的左賢王，與文姬恩愛和美，把文姬寫成了備受寵幸的王妃，不知是詩人的浪漫主義作祟，還是文如其人矯情過甚。試想，若是果真如此，文姬詩中的憂憤何來？再試想，易地移俗，文姬打小接受的傳統文化影響哪裡是一時就可以消匿的？何況，從她歸漢後與曹操、董祀等的一系列事情可以看出，她是個自尊心強、不卑不亢的女子，怎麼會安心於甚至樂於接受這樣一種近乎羞辱的生活？有史為證，《後漢書》裡記載：“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史書用字最是講究，尤其是事關身份之處，一個“沒”字就點明瞭她的處境和地位。《胡笳十八拍》裡唱道：“戎羯逼我兮為室家，將我行兮向天涯。”正是天涯飄萍，被逼無奈。“越漢國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無生”，失身之痛，不如無生。“對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視之為惡辱，只恨求告無門。前文已經說過，這些女人被擄以來，生而失去尊嚴，求死卻又不得。“笳一會兮琴一拍，心潰死兮無人知”，她的心已經在內裡死了，只是不被人知而已。如此苦楚，讀之令人淚下。
《後漢書》裡說文姬“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指的是兩首《悲憤詩》，一首五言，一首騷體。五言這首的藝術成就遠遠超出騷體那首，後人疑騷體那首為偽託，選詩多選五言這首，說起“悲憤詩”來也多指五言這首。古人認為詩乃雅音正聲。五言《悲憤詩》是一首長詩，但事關被蹂躪的遭遇，只有一句“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說邊荒之地風俗野蠻，隱含受到侮辱之意。不可言，不堪言，不忍言，這當是文姬作詩時的心態。這也是我贊同把騷體《悲憤詩》和《胡笳十八拍》視為偽作的原因之一。
“所處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心，肅肅入我耳。”不管怎麼冷劣，也就這樣了，過了最痛苦的時候，人會麻木地忍耐著活下來。胡笳吹動，邊馬嘶鳴，只這聲聲遠意令人哀愁，家國故土之思疾風一般驟然襲來：“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訊息，輒復非鄉里。”其間生活云云，一概不知，下面馬上就是一句：“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這就是漢使來迎她了。一十二年呢，如何痛苦，如何煎熬，如何從求死到望生，種種艱辛，就這麼忽忽地過去了，她是真不願寫啊！她是個堅強的女人，能夠直面戰爭的慘厲，從屍骸撐拒間站起來。但她畢竟是個女人，是個被儒家倫理規範過的女子，愛惜名節如愛惜羽毛，喜歡潔淨、端正和一切善好的東西。她受過的教育有多高就決定了她的苦楚有多深，她的觸覺有多敏銳就決定了她的屈辱感有多強烈，而她是這樣聰慧，富於靈性，有一顆柔軟善感的詩心。這麼一想，真是為她難過，也真要為她一問：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
這時候，關中大地上，曹操已基本掃平北方群雄，正於鄴城建玄武池，加緊操練水軍，意欲大舉南下。一日忽然想起舊交蔡邕來，慨嘆亂世折英才，惋惜他無有子嗣留下（據資料稱，蔡邕有一個兒子，大約此時已死，文姬詩回鄉一節也自言家人俱已不在），又聽人說文姬流落於匈奴，便派遣使者，攜帶黃金千兩、白璧一雙，赴匈奴贖回文姬。後人對曹操用心多有猜測，有說是曹操垂涎文姬美貌，有說是曹操初定中原想要顯示國威。大約是受了《三國演義》的影響，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曹操。不錯，曹操是善用權謀的政治家，但他也是一位出色的詩人，其詩古直悲涼，氣韻沉雄，格調極高。歌德說過，在藝術和詩裡，人格就是一切。讀曹操詩，觸控到的人格絕不是《三國演義》所塑造的那樣，他如後世杜甫一般以詩句實錄歷史，卻不做細節描寫，也不雕章琢句，多是從大處落墨，以樸質語出，胸懷之博大，情感之深沉，可以說建安時期無人能及。他之贖文姬，也是很有氣魄的事，從漢高祖劉邦白登解圍始，直到後來的唐朝，中原多是以送女和親結好於匈奴，而從匈奴手中解救回弱女子的只有曹操一個，這種做法和他詩裡所彰顯的人格也是一致的。
蔡文姬日思夜盼，終於等到了回家的日子，這下該歡喜了吧？不。12年太久，足以使一棵弱柳長成大樹，根根鬚須都扎進土裡，要拔起已經很不容易了。見過挖樹根的人知道，所謂連根拔起其實是一句粗疏的話，那空落落的坑裡總殘留著無數根鬚，細弱可憐，沒著沒落，難以想象它們脫離母體時承受過怎樣的疼痛。“己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文姬的疼痛就在這裡。她已經有了兩個兒子，左賢王自然不會讓她帶走的，而路途如此迢遙，時局如此動盪，這一別就是直到老死兩地乖隔，生離等同死別了。可是，可是兒子還未成年呢，還不能理解原因就先得接受結果，母親心裡怎不又愧疚又難過？“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不解事的孩子，發自肺腑，問得直接，問得母親五內如焚，心頭滴血。歸家須舍子，舍子母心痛，文姬去住兩難，心理複雜矛盾：“號泣手撫摩，當發覆回疑。”
“生仍冀得兮歸桑梓，死當埋骨兮長已矣。”《胡笳十八拍》最是能道盡文姬心事，十二年裡她正是憑著這一點期待而苟活下來。樹高千丈，葉落歸根，這是宗法制的遺留，也是血緣的自動選擇——交通發達的今天，我們已難以理解古人這種思想之強烈。那些和文姬同被擄來的女子，羨慕文姬得以歸漢，哀嘆自己命運悲慘，在一旁嚎啕大哭。“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觀者皆唏噓，行路亦嗚咽。”真個是天愁地慘，摧人心肝啊！
清人張玉谷評此處曰：“夫琰既失身，不忍別者豈止於子？子則其可明言而尤情至者，故特反覆詳言之。”認為此處有弦外之音，依依難捨的還有左賢王，只是文姬寫此詩時已歸漢，無法明說，故而反覆詳言別子之情。我覺得這是他不能深察之處，文姬與左賢王生活十來年，離別之時自然會有所依戀，但這種感情怎比得上母子分別的強烈？對左賢王來說，女人還有很多個，失去這一個還有後來人，痛苦比較容易消解。而對於兒子，母親卻只有一個，讓這尚未成年的孩子承受失母之苦，在文姬心裡引起的痛楚，是被擄、被打罵、被侮辱等種種苦楚中最集中最強烈最不能排解的深痛。
“今別子兮歸故鄉，舊怨平兮新怨長。泣血仰頭兮訴蒼蒼，生我兮獨罹此殃……”《胡笳十八拍》雖是後人假託文姬之名所作，但其體貼盡情處，也實在如出自文姬之口。長歌當哭，為文姬一哭，為兩個孩子一哭，為那個時代深受離亂之苦的人們一哭。
響有餘兮思無窮
據譚其驤先生考證，蔡文姬被掠後所居之地在今內蒙古伊克昭盟一帶，2001年改為鄂爾多斯市。自鄂爾多斯往南，出內蒙，經榆林，向東過了陝西、山西，中原風物便直到眼前來。春秋數度，它們仿若一直在這裡等著文姬歸來，如今是彼此相看，滄桑兩無言。走過洛陽、許昌，城市的繁華依稀尚在，廢墟上立起粉牆碧瓦，街市裡的叫賣聲如一片溫熱撲來。拜謁過漢獻帝和曹丞相，車馬折轉向開封而去，愈近陳留愈見破敗，中州勝地已被戰火焚燒得元氣大傷了。
一路顛簸，終於到家了，可是家在哪裡呢？“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中”指舅父的子女，為內兄弟；“外”指姑母的子女，為外兄弟。家人已喪盡，連中表近親也沒有了，12年天涯飄零音信阻隔，這些熟悉的生命不知何時已從光陰的枝頭凋落。“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荊艾”，城郭變成荒蕪的山林，庭院長滿荊棘和艾草，曾經熟悉的地方成了陌生的所在。“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白骨縱橫，不知是誰，也沒有人來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凋敝景象，恐怖氣氛，與王粲詩裡“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遙相呼應。
在匈奴，文姬心裡還能有一些念想，而回來，才發現面臨著真正的幻滅。走過12年，走過數千裡，終於回到了生命的原點，但她發現自己依然是一個人，孤獨站立在莽莽蒼蒼的時空裡。國家不幸詩家幸，這句話刺心，向不為我所愛。
國家不幸，詩家何來幸？皆因不幸，才出得好文字。若一定要說幸，那是後來讀文字的人之幸。對於當事人來說，那些文字是和著血淚托出來的，苦痛轉化為文字的時刻，不啻為作者遭受的二次煉獄。《悲憤詩》就是作於這個時期。戰亂裡個體生命的創傷，強權政治下女性身份的卑弱，以及女性特有的對細節的敏銳捕捉，等等，都是蔡文姬留給我們的寶貴的文學財富，而這些正是用深痛巨創換來的。
據《後漢書》，曹操做主，將蔡文姬重嫁於董祀。董祀時為屯田都尉，通史書，懂音律，與文姬本應志同道合，但他生得一表人才，且正當錦年，私心裡對文姬是不滿意的，只是因為丞相有命，不敢不從而已。文姬自然不能脫離那個時代的倫理觀念，因一嫁再嫁而自卑，深恐鄙賤之軀遭到拋棄：“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勖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她這一生，傷心事太多了，夫死，父亡，亂中被擒，受杖罵，被侮辱，兒子被隔在“悠悠三千里”之外，回家後親人俱已喪盡，勉強有了一個新家又時時擔心會被新人所棄。在《悲憤詩》的最後，她悲嘆道：“人生幾何時，憂懷終年歲。”人生於她是一個悲劇，開場時那幾聲鑼鼓，滿堂歡笑，父慈母愛，都已和童年一起飄逝，渺遠不可尋，此後盡是嘆息，盡是眼淚，無有終極，無有解脫。
詩到此結束，文姬的人生卻還有很長一段路，不知此後她與董祀過得怎樣。但人心愛善，總是期待著好的結局出現，有不少人說後來董祀被文姬感動，終於接納並珍惜、敬重她了。這是依據《後漢書》中的故事做出的推斷。起因是董祀不知怎麼的犯了法，按律當死，文姬驚聞訊息，蓬首跣足，不顧一切來到丞相府，要求拜見曹操。當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滿坐一堂，曹操興致正高，便對賓客們道：“蔡伯喈之女就在外面，今為諸君見之。”文姬蓬著頭髮，光著腳走進來，伏身叩頭請罪，聲音清越，語甚悲哀。座上客中，有的人正是當年蔡家座上客，包括曹操本人——足見世事多變幻，有的則是久聞蔡邕及文姬大名——懷著好奇心和仰慕心，面對此情此景此語，盡皆動容。曹操說：“你說的誠然令我同情，可是判罪文書已經送走，有什麼辦法呢？”文姬道：“丞相良馬萬匹武士如林，何必因愛惜一匹快馬一名武士，而不救一條垂死之命呢？”其言有理，其情可哀，曹操有感於此，便親自簽了赦令，派武士快馬送去。
這個故事後邊還有尾巴，我以為是貂尾，可以佐證文姬之才。當時天氣已寒，曹操賜她頭巾鞋襪，讓她穿戴停當。曹操想起蔡邕當年留下不少典籍，便向文姬問起，文姬答曰：“昔日先父賜書約四千卷，惜乎戰亂，流離塗炭，今已無存。我所誦讀記憶下來的，大概只有四百多篇。”曹操很高興，馬上說：“我派十名小吏去跟著你記錄吧。”文姬推辭道：“男女有別，授受不親。請丞相賞我紙筆，我一定不辱此命。”後來果然親自謄寫了送去，文字竟無一處遺漏或失誤。
所謂惺惺相惜，由此事可以看出，曹操是欣賞且憐惜文姬之才的，這個無關風月。如蔡邕當年於柯亭之上識得一根好竹般，曹操懂得文姬在這亂世裡的珍貴，他也是解人一個。
據說，還是據說——無史可徵的只能是據說——這一番波折下來，董祀由衷地感激並尊重文姬，且深感為官之莫測，索性辭了官，偕文姬隱居山林，從此不理塵世喧囂。《三國演義》第71回裡，說文姬夫婦隱居於潼關外的藍田，曹操路過時還曾前去拜訪。但這一處演義，是為了引出曹娥碑上“黃絹幼婦，外孫齏臼”的隱語，為後文表現楊修的聰明外露埋伏筆。
這是如今所能看到的關於蔡文姬人生的最後的文字，且還可能是虛構的。從此她就消失在文字深處，如何度過餘生，如何離開人世，如何耿耿於別子之情，一切都不得而知了。
《胡笳十八拍》約略出現於唐宋時期，郭沫若曾撰文指認為蔡文姬所作，但其實查無實據，不可採信。這首騷體詩悽切動人，閱讀者會不由自主將其與文姬生平重合，這是它的成功之處。結尾有這樣一句話：“十八拍兮曲雖終，響有餘兮思無窮。”歲月不居，時光如流，樂曲有終，人生有終，但思慮無終，文字無終。
《悲憤詩》，則毫無疑義，是蔡文姬蘸著苦痛，直面亂離，直麵人生，創作出的文字。這是一部歷史之詩，記錄下那一段真實的歷史，這種作詩傳統到唐朝杜甫還在承襲。這也是生命之詩，由一個人的人生沉澱而成，其淋漓痛楚、深切難言，有別於後來女性文學的輕吟淺唱、風花雪月。大歷史，小生命，“真情窮切，自然成文”，足可令“驚蓬坐振，沙礫自飛”，是中國女性文學中最激憤有力的文字，因之一響千年而餘音未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