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名言是歷代中國政治哲學和用人行政上不變的原則

本文摘錄自 《孟子與公孫丑》

孟子希望那時的諸侯們怎樣轉變呢？他認為如果他們不願在歷史上蒙羞，留下惡名，就要趕快改變作風；而改變之道，在於“貴德”，尊重政治的道德，推行道德的仁政。而且必須“尊士”，尊重當時所謂的“士”。因為當時教育還不普及，“士”就是少數賢良的讀書人、知識分子。其實上古真正的“士”並不如此簡單，在中國文化裡，典型的“士”應該像《禮記》中《士行》、《儒行》篇中所記述的讀書人，是在思想、言行、學問、道德、修養上都有卓越成就的知識分子。現代人大學畢業為學士，進而碩士、博士，這些只是學位的名稱。有人拿到了這種頭銜，實際上也許是不“博”、不“碩”、不“學”也不“士”的。

領導人除了“貴德尊士”之外，同時還要做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賢者在位”就是賢人的政治，這不只是孟子的思想；與他意見相反的墨子，當時也提出了“尚賢”的主張。雖然孟子反對墨子某一部分的思想，但是在這一點上，他們的觀點是一致的。

下一句“能者在職”和上一句“賢者在位”兩句話，從文字上粗看起來好像是同一意義，一般人會認為在位就是在職，在職就是在位；賢者就是能者，能者就是賢者。其實，這兩句話大有差別。

古代的政治體制，位是位，職是職。以現代觀念來說，“職”是負責執行職務、具有政治權力的行政人員。“位”不一定負責執行，而是說有智慧、有見解的人執掌決策、清議、評審、監察等官位。他們雖然位高而清貴，並無執行政策的實權，如清代翰林大學士等的顯位便是。上古官制中有三公之位，也是“在位”的一種體制。“三公坐而論道”，並不以行動去執行事務，是專門對政治給予策劃、建議、諍諫的。帝王一有不對的地方，他們就嚴肅起來，開口說話了。至於執行政務的事，便由有才幹、有能力的人在職務上去實施、去執行了。

從前有一位同盟會的元老曾經對我說過，對任何人，即使有很深摯的友情，也不可以拿國家的官位當做人情送。可以送錢，送別的東西，但不能送官位。這個意思也就是“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道理。

國家為政當如此，個人事業也一樣。譬如投資開一家公司，結果因為是岳父、是內弟，不問他們是不是賢或能，就拉到公司來當權做事。如果他們是賢的、能的，當然沒問題；但是，如果是不賢、不能的，你這家公司就非垮不可。當校長、開醫院，做任何事都一樣。

現在我們實施民主政治，也要貫徹《禮運篇》的精神。但是所謂“選賢與能”，這裡要注意賢、能是分開的。當然，既賢又能的人更好，不過這種人才恐怕少之又少。我們只要深入研究歷代官職的人事制度，就會發覺古人的確不簡單。例如這一張娛樂用的《滿漢升官圖》，它標示清代人事官職的遴選制度，也是德第一、才第二、功第三、良第四、柔（服從）第五，這是升遷的順序標準。許多人看了西方文化的什麼人事管理學就以為了不起，其實我們幾千年以來，自己老祖宗留下的好東西可真是多得很，可惜自己把它堆在倉庫裡當廢物，不知道去挖這些寶藏。

孟子又說，做到了“貴德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才可以施仁政，行王道。然後到了“國家閒暇”的時候——要注意“閒暇”兩個字，並不是各級的公職人員坐在辦公室裡無事可做，看報、喝茶、打毛線。其實，社會安定，民富國強，政簡刑清，天下太平無事，才是“國家閒暇”的狀況。在全國上下皆得清閒的時候，“明其政刑”，整理內政，修明政治和法令，在這種政治形態之下，別的大國也不敢來侵犯你了！

讀了《孟子》這一段文章，正可作為孔子在《禮運篇》裡所提出“選賢與能”的最好註解。孟子在這一段中，提了德、士、賢、能四種人才分類。他的“貴德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名言，成為歷代中國政治哲學和用人行政上不變的原則。在過去的歷史上，歷代的明君良相也都是深深瞭解這個道理，以這個原則施行於用人行政上面。當然，這又限於所謂“明君良相”才能懂得；等而次之，如歷代的庸碌之主，便不大明白了。至於昏庸的，更不用談。

孟子這三句當中的“貴德尊士”，是一大原則。不過，這個“士”字，包括了後世“才與學”這兩重含義的綜合。說它是一大原則，是因為無論賢者與能者，都必須以德與才為至高無上的標準。賢德者未必有才能，有才能者不見得盡是賢德之士。這是古今中外人才智力的差等，絕對無法平等的。所以孫中山先生也講智、賢、愚、不肖，是等差平等的。所謂等差，是不能齊頭並論；所謂平等，是人權基本上立足的平等。我們明白了孟子所說的重點，便可對“選賢與能”的道理有了明確的認識，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隨隨便便認為都是賢能了。

我們讀歷史，當然要認識歷史，在過去歷代帝王專制的政權上，許多開國的明君良相對於這個原則天生都搞得很清楚，不必讀了《孟子》才懂得。只可惜他們缺乏孟子所說的王道仁者的思想。舉近代的歷史來說，如清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便是集這個治術的大成者。他們懂得如何安置賢良方正、博學宏詞的賢者們，把他們的位置擺得清而且高，使他們沾不到一點實權。至於放任地方行政長官的時候，大體上都只責成他們有治理的才能，不大過問那些小德小行的缺點。當然，有賢而有德的能員，如清初的湯斌、陸隴其等名儒，更是極為歡迎的。

我也常說，大家要研究政治上的人事制度，非要完全讀通《通典》、《通志》等十通不可。不過太難了，還不如好好研究一下滿清末年的一張娛樂用的《滿漢升官圖》，便可看出歷代帝王政權的用人行政的確有他們一套，並不是隨便胡來的。他們用人的標準是以“德、才、功、良、柔”五個字的原則做標準，以出身學歷經歷的“由”字輔助，責“贓”罰罪，以貪贓枉法的“贓”做根據。由此升遷調降，看出他們對孟子的“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理想與做法真推崇備至。這是中國文化的結晶，是人事行政管理科學的良模。這張圖表和解法，學者另有專文，我只是略加說明而已。這張圖並不完全為紀曉嵐所作，而是清朝翰林院中一班窮翰林們集體的傑作；只因紀曉嵐名氣大，後來便都掛在他的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