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孤獨者來說：

合群，只不過用另一種方式繼續孤獨著。

新的一年，從魯迅的孤獨開始。

今年的春節較以往有些不同，少了一些煙花的烘托，少了一些本該回家卻選擇就地過年的人相伴。

城市的街道里，也不復以往那般盛裝打扮，稀稀落落的車輛穿梭在城市寬敞的馬路上。農村老家也是如此，年貨置辦得少了，空氣裡那股煙火味道也淡了一些。

新年新氣象。新年伊始，本該用一種更加活潑的方式或文字開啟一個嶄新的年局。

但筆者思來想去，祝福總是好的，它能夠帶給人們身心一絲愉悅和精神一些振奮。

然而，生活終究不是依靠雞湯或暖文可以為繼的。

在生活與生存的人生命題上，我們更需要一些思考。

因為有了思考，因為不得不思考。於是乎，我們必須面對“孤獨”的現實。

我們直面孤獨，並不是為了孤獨而孤獨。那樣的話，豈不是成了“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

面對孤獨的本意是為了思考，是為了走出孤獨的閉環，哪怕是從一種孤獨，走進另一種孤獨。

文章的標題是魯迅的孤獨。在文章開題以前，我曾與一些後生晚輩聊過，他們提出一個疑問讓我感到很新穎，他們說：魯迅家那麼有錢，他還會孤獨嗎？

問題問得頗有意思。一時間，讓我難以回答。我只能說：

孤獨是獨立於物質的精神存在。的確，在有錢的“硬體”加持下，或許能夠減少很多不必要的孤獨，但不代表能夠與孤獨劃清界線。

有的人

從

出生註定是孤獨的。這種孤獨像是一種“俄狄浦斯王”的原罪，它是與生俱來的，是早已被設定的命運程式。

他們註定少有同類，註定要顯得格格不入，並不是他們“人疏於眾”，而是另類的性格與不同的人格“驅使”他們不能與世俗妥協。

尤其是在一個群魔亂舞的年代裡，他們不得不保持自己的高傲，在保全作為“人”的最後一絲尊嚴。

這種人沒有合群可言，他們畢生都活在孤獨中，即便是他們走在花紅酒綠的鬧市，即便是他們坐在盛大狂歡的人群，那顆心以外的紛繁複雜與己無關，

只不過是換了一個地方，變了一種方式繼續孤獨著。

魯迅先生，大概就是這種人。

兩個棗樹的“孤獨”

魯迅在《秋夜》裡，有一句看似很不“著調”的話兒，這句話很出名，它說：

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撇開這句話的理解，我們先了解一下這篇散文的創作資訊。

這篇名叫《秋夜》的散文寫於1924年，這一年的魯迅已經43週歲（1881年生）。

有人說它是散文詩，有人把它理解為散文。總之，無論是哪種文學體裁，散文是沒有錯的。

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

魯迅的“秋夜”到底想要表達什麼意思。實際上，就是兩個字“孤獨”。

1924年是帝國主義與北洋軍閥籠罩的年代，中國北方的民主革命進入空前的谷底。魯迅的革命理想，抑或是政治理想也空前低落。

低落的絕非政治抱負，而是在文化上更為嚴重。“五四”已經過去五年，經過“五四”催生出的新文化開始出現分歧。

以前，與魯迅同處一個“戰壕”的戰友，有人升官發財了，有人退隱江湖了。

面對此情此情，魯迅很難過，也很孤獨。說好的一起戰鬥到底，結果有人半路分道揚鑣，剩下自己單打獨鬥。

熟悉魯迅的人都知道，魯迅的文學成就非常之高。

他是中國歷史上首位使用白話文寫作的作家，也正是因為魯迅，中國文壇的白話文寫作才開啟嶄新的篇章。

也可以說，魯迅是白話文寫作的開山鼻祖。

開山鼻祖的開山之作，便是如雷貫耳的《狂人日記》。如果你對魯迅再有一些更深的瞭解，你會發現魯迅尤為擅長運用比喻和擬人的手法寫作。

都說時勢造英雄，魯迅之所以擅長比喻擬人化的文章表達方式，與所處的年代背景密不可分。

正是因為處在那樣的年代，正是因為需要以筆為槍鬥爭下去，迫使那個年代的文學家必須會用比喻。

因為不用比喻的話，想說的話說不出來，想寫的文章發不出去。

這篇看似不起眼的《秋夜》散文，單憑開頭那句“不著調”的話，已經足以稱得上文學領域的“教科書”。

魯迅說，他的院裡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也是棗樹。到底想表達什麼意思？

孤獨是肯定的。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孤獨，這份孤獨的份量有多大？

“棗”有著“早”的寓意。在傳統婚禮中，常常以“棗”來寓意“早生貴子”。

魯迅說自己看到兩棵棗樹，

實際上暗示自己超前的思想，他已經看到比別人更早的一步。

而在農耕文化中，有著“桃三杏四梨五年，棗子當年就賣錢”。是否可以理解為，魯迅想說自己的超前的思想並不是一種假大空的說詞，而是一種很實際，能夠立竿見影的思想呢。

不幸的是，那兩棵象徵著自己超前思想的“棗樹”生長在牆外。

雖然只有一牆之隔，但又遙不可及，這是一種理想近在咫尺卻難以實現的悲哀。

我想，沒有什麼比這更叫人難過的。

魯迅在隱約中，找到了改變舊中國和舊中國人思想的辦法，但是手捧著新文化的種子，找不到適合他生長的土壤。

這是一種不被理解的孤獨，而人世間最大的孤獨，也莫過於此。

此時的魯迅人在中年，四十不惑的年紀，體力、精力和閱歷達到全盛狀態，但他也只是感到孤獨，並沒有

孤獨

到偏執的境地。

隨著年齡的增長，魯迅的孤獨感與日俱增，而受到孤獨裹挾的偏執也在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近乎晚年的魯迅，由一個熱血青年徹底變成一個“冷酷無情”“尖銳刻薄”的批判家。

他的孤獨已經變成一種“冷漠”，除了內心忠於對民族和正義的良知以外，魯迅容不得任何瑕疵。

於是乎，魯迅成為一個文友眼裡的“怪人”。一定程度上說，他真的活成狂人日記裡的那位狂人。

1936年，魯迅接受《救亡情報》記者專訪時，直言不諱地說出那句“漢字不滅，中華必亡”的爭議。

此時的魯迅55歲。

後來，很多人那這句話來反擊魯迅，也使得魯迅再別人手裡落下“把柄”。

依我看來，大家對這句話的反應有些過激。

魯迅不是一個政治家，他更多的是一個文學家、批判家、思想家。他的滿腔熱血是希望舊中國好起來，希望舊國民振作起來。

他找不到藥到病除的良法，但又內心焦急無比。所以，他從自己以及留洋的經歷思考，得出結論是漢字阻礙舊中國崛起的腳步。

從包容的角度來說，魯迅說出這樣的話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說，他那種失望感、失落感、孤獨感、迫切感，讓他替舊中國產生一種時不我待的焦灼感。

恨不得把院外的兩棵棗樹，移栽到自家的院裡，而現實是也只有看看的份兒。

差一分，考上大學。差一刻，趕上航班。差一點，娶了心愛的姑娘。差一絲，幹成一筆大買賣，結果都沒有做成。

這都與兩棵棗樹一樣，都是叫人失落的故事。

從孤獨中，尋找出路

時間回到1925年，魯迅又寫下另一部小說叫《孤獨者》。

這應該是1924年那篇散文《秋夜》的延續，同樣是以一種痛苦的心態，同樣是處在特定的年代下，同樣是種種爾虞我詐、風雲變幻的局面。

更令人難過的是，兄弟矛盾進入白熾化。

兩年前，魯迅被哥嫂從自己購買的房產中趕走。

後來，因為站在學生的陣營，惹毛了段祺瑞，直接被段祺瑞解僱，進而失去生活收入來源。

生活突遭變故倒也無妨，魯迅無法接受的是，自己支援過的學生，有人跟自己反目，有人迫於種種壓力躲著自己。

在大病過後，魯迅創作出悲劇小說《孤獨者》。

客觀地說，《孤獨者》是一個悲劇，因為它的創作背景本身就是一個悲劇。

此時的魯迅生活極度困難，又不幸患有肺病，差點搭上性命。是什麼力量，支撐魯迅帶病堅持寫作呢。

我想，大概是孤獨吧。

當整個世界都陷入深眠的時候，唯一醒著的人就會成為孤獨者。

與《狂人日記》一樣，狂人是魯迅自己，孤獨者也是魯迅自己。

整部《孤獨者》的故事情節像是一個詛咒，主人公是祖母、魏連殳和我。

當然所謂的孤獨，也就是祖母的孤獨，魏連殳的孤獨，我的孤獨。

在魯迅眼裡，魏連殳是一類有才幹而無處施展的人。滿腔熱血想要改變世俗，但空有有心殺賊無力迴天的茫然。最終，那份熾熱的良知和血性被消磨殆盡，屈從於現實。

這種詛咒是很可怕的。

它像是一個

閉環

，而魏連殳代表不是魏連殳本人，是整個年代背景下的知識分子，是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