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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李安在執導《冰風暴》之前，和陳凱歌在紐約有過一次會面。那會兒陳凱歌剛拍完《風月》到紐約，倆人一起吃了個飯，沒聊盡興，又回車裡接著聊。聊著聊著，就說起去影展參賽的苦辣酸甜。
之前兩人都靠影展獲得了巨大名聲。李安的《喜宴》得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而臺灣的金馬獎他已經拿了好幾個了。陳凱歌更早拍的《霸王別姬》奪得了戛納金棕櫚大獎，讓他鹹魚翻身，成為跟張藝謀並駕齊驅的中國知名導演。
關於影展的話題，陳凱歌有一肚子話想說，正說得興起，李安一時牙關沒咬緊，蹦出一句話，把陳凱歌噎個夠嗆：
你幾歲了，還在比賽？
不過陳凱歌倒是沒覺得這是冒犯，記者採訪時提起這事，他還感慨，還是李安通達。只是後來李安自己也沒少參加影展競賽，用他自己的話說，“也是報應。”
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陳凱歌除了拍電影還在綜藝節目裡當“導師”——他參加了一檔很火的導演選角真人秀節目。而李安藉著新電影《雙子殺手》的鏡頭，對著觀眾表達他對“120幀、4K、3D”技術的執著，倆人估計沒時間見個面吃飯了。
拿到奧斯卡小金人的李安
時過境遷，自從紐約那次會面之後，陳凱歌的電影生涯起起伏伏，他在國際知名的大影展上就沒拿過像樣的獎項，而勸他別參賽的李安倒是一路高歌猛進，奧斯卡小金人兒拿到手軟。
估計這番景象陳凱歌最有感觸，他的電影裡不是有句歌詞嘛：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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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8月的一天，在臺北桃園國際機場的候機大廳裡，上身穿著花格子襯衣的李安，準備搭飛機前往美國，去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深造。
這一年李安已經不小了，24歲，在大陸連研究生都畢業了，可他當時連個學士學位都沒混到，心理上不失落是不可能的。
臺北桃園國際機場
這也怪老蔣推行強行兵役制度，臺灣年輕男人只要身體沒毛病，都要服兵役。出國前，李安有一個交往兩年的女朋友，但他當兵耽誤了倆人的感情。退伍前，他跟許多分隔兩地的阿兵哥一樣遭到“兵變”——他收到女友一封分手信，傷心的他險些從高雄港跳下去。
前女友是因為去美國才跟他分手的。
李安去美國可不是找她，而是繼續他的電影夢。
自始至終，李安的電影夢從來沒被父親李昇支援過。李昇是臺灣有名的教育家，跟隨蔣介石到臺灣後，在多所中小學擔任校長，後來擔任臺南二中、臺南一中的校長。李昇是典型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眼裡，拍電影可不是什麼好工作，他覺得電影太虛幻，靠什麼活？
但他也沒辦法，李安中學的時候成績太差了，這可能也跟李昇頻繁調動工作有關。李安出生在屏東，不到2歲時，李昇調任花蓮師範校長，因此李安全家遷往花蓮。10歲時，父親調任臺南，全家又搬去臺南定居。
李安母校：臺南一中
那時候臺灣跟美國還沒斷交，民眾深受美國文化影響。年幼的李安本來身處的是“完全外省、講國語、美式開放教育、沒有體罰打罵的環境”，但伴隨他們搬到臺南，周圍的環境變太多了。
臺南可是最具本土文化的地方，也是現在民進黨的大本營，用一句話形容就是：綠的可以出汁的地方。怎麼個綠法呢，完全本省文化、講閩南語、日式填鴨教育，還特別注重對孩子的體罰加打罵。
李安曾經對臺灣名嘴陳文茜說過：
“到了臺南也因為我不會講臺灣話，而且臺南公園小學又是大學校，在這樣一個本省的陌生環境，我常常很害怕。”
這給李安幼小的心靈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人都是越壓迫就越反抗，對於這些外省孩子來說，臺灣本土文化的薰陶可沒那麼容易。最明顯的例子可參考同在臺南念過高中的龍應臺，成功大學畢業後的她，迅速赴美求學，衣錦還鄉之後，立刻寫出直擊臺灣人靈魂的文章——
《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
高中時的李安
李安當然沒龍應臺那麼犀利和具有批判精神。尤其他高中成績不好，在家裡自覺矮了半頭。連續高考兩年都沒考上大學，最後李安乾脆去考專科，進了藝專影劇科。
考上藝專以後，父親當然很不甘心。送李安去學校報道時，李昇看見藝專簡陋的宿舍和糟糕的伙食，難過得說不出話。那天他回家以後還大哭了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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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不怪李安父親不滿意，藝專那時候確實名聲很一般。
一個專科，什麼知名校友都沒有，毫無前途可言。不過現在已經不一樣了，藝專早就改名叫臺灣藝術大學，引以為傲的校友除了李安，包括電影大師侯孝賢，綜藝天王吳宗憲，還有明星吳克群都是那裡畢業的。
臺灣藝術大學
但是，
上藝專確實改變了李安的一生。
藝專二年級的時候，李安的一個香港同學說可以幫他從香港帶超八毫米的影片機器，李安從父親那裡要了錢，買了一臺回來。要知道，那個時候臺灣的攝影機又貴又少，連李安他們學校都拍不起電影，只有技術組的同學能在畢業前可憐巴巴地“扣一下十六毫米攝像機”，至於其他專業的學生，就更別想碰攝影機了。
這臺攝影機是除了書以外，父親送給李安唯一跟電影有關的禮物。
李安非常珍惜這臺機器，還用這臺攝影機拍了一部十八分鐘的黑白短片《星期六下午的懶散》。後來也正是這部影片，幫助李安申請進入了紐約大學電影系。
李安與父親李昇
在李安的電影生涯裡，父親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促成了李安赴美留學，讓李安得到了更專業、更豐富的戲劇養成教育，為日後電影的創作打下了基礎。在李安順利拿到伊利諾伊大學的藝術學士學位，打算轉念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時，雖然並不符合自己的預期，但李安的父親還是同意了，並表示在學費和拍片的花銷上家裡都會幫他。
李安在紐約大學度過了他最愉快、最充實的求學時光。他在這裡拍了五部電影，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就是
畢業作品《分界線》（Fine Line）
，這部電影讓李安在紐約大學影展中獲得了
最佳影片
與
最佳導演
兩個獎項。
豆瓣上311人標記想看的《分界線》
《分界線》因為沒有公映，在豆瓣上沒有評分，但依然有不少人看過它。有人評論說，這個電影故事講得雖然不很完整，但是鏡頭交待得很明白，而且那時候李安已經開始關注中西方文化衝突了。
“那些文化衝突中的情感捕捉、人文關懷，將會在多年後的電影星空熠熠生輝。”
畢業後，李安放棄了回臺的計劃，留在了美國，一方面陪正在讀博士的太太和一歲不到的兒子，另一方面，他也要在美國試試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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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如一場修煉。
這是李安曾經說過的話，也是人窮困潦倒的時候最能安慰自己的話。
《分界線》的獲獎，不過是命運給李安的一點誘惑和甜頭。在美國真正生活下來，日子是不輕鬆的。
李安與太太林惠嘉
1983年，李安與太太林惠嘉在相識五週年紀念日當天，於紐約市政府公正結婚。兵荒馬亂的登記過後，他們在好友租來的舊倉庫工作室裡舉行了婚禮派對：他們拿高速公路邊摘的野花來裝飾，用電影道具做佈景，還從朋友們家裡搜刮了一堆電風扇代替冷氣……沒辦法，太窮，要多簡陋有多簡陋。
李安的父母大老遠從臺南趕來參加婚禮儀式，就坐在一張大紅被單鋪成的床上，接受兒子和媳婦的磕頭跪拜。至於那條紅被單，後來還被李安拿走，在電影《喜宴》裡用來鋪婚床。
《喜宴》中的李安，也是他唯一的一次熒幕出演
不僅是《喜宴》，李安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推手》裡，有不少李安從自己家搜刮來的道具，比如廚房裡的鍋碗瓢盆，還有男主角砸的那張餐桌——後來有那麼一段時期，他家裡吃飯都沒有餐桌用。
不過那都是後來的事了。婚後，太太繼續唸書，李安自己一個人住在紐約。1984年5月，李安的大兒子出生，太太自己開車去醫院生孩子，醫生還以為她是個被拋棄了的孕婦。那時候，李安還毫不知情地在紐約公園玩棒球、丟飛盤，不過性格獨立的太太壓根不需要李安的照顧。
1986年1月，林惠嘉博士畢業，搬來與李安在紐約郊區同住，
她負責賺錢養家，李安則是做飯看娃。這也怪李安，研究生一畢業就失業，畢業六年，他就在家裡蹲了六年。
李安當然還是想拍電影，剛畢業時經常談起他的電影理想，但在家裡蹲得時間長了，連理想都不好意思談了。他就變得有些自閉，“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節的話，早該切腹了。”
從1984年到1990年，並不是富婆的林惠嘉，用自己微薄的研究院薪水承擔著養家餬口的重擔，有時候看見李安垂頭喪氣，她還會帶他和兒子一起出去吃頓好的。當然，鑑於一家人實在太過拮据，他們最隆重的大餐就是肯德基。
不過鑑於肯德基1987年才在北京開第一家餐廳，那時候他們能吃這樣一頓西餐也不錯了。
後來岳父岳母去美國幫忙照顧孩子，李安每天精心準備一桌好飯好菜，目的是——“封他們的嘴”。結果有一天，丈母孃忍不住很正經地提議道：你這麼會做飯，要不我來出錢，你開個餐廳好不好？
李安當然不幹了。他倒也不是沒試著賺錢，他偶爾去幫人家拍片，看器材，當劇務，不過因為性格靦腆，幹活太笨，被嫌棄不說，還容易被欺負。
他又試著去做苦力，拿沙袋、扛東西，不過他身體也不夠壯，覺得這活兒太辛苦，也賺不了幾個錢。倒是也有比較輕鬆的活，朋友邀請他給臺灣《中國時報》寫影評與報道，李安寫了兩個月，感覺自己寫得要瘋了，只能放棄。
總之就是要麼嫌苦，要麼嫌累，
他還是最想拍電影。
電影拍攝現場的李安
不過太太林惠嘉倒是看開了，“他不拍片像個死人，我不需要一個死人丈夫。”她也對所謂“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這類理論不屑一顧，“我只是不管他，leave him alone。”
在自傳《十年一覺電影夢》裡，李安這樣評價太太林惠嘉：
“其實這正是我最需要的，她給了我時間與空間，讓我去發揮、去創作。要不是碰到我太太，我可能沒有機會追求我的電影生涯。”
事實上，做李安的太太也是一場修煉。
5
1990年，李安終於迎來了自己的曙光。
這年暑假，小兒子出生的時候，李安還是山窮水盡，
“銀行存摺裡只剩下四十三塊美金。”
不過到了11月，臺灣“新聞局”第一屆擴大優良劇本甄選，李安獲得了兩個獎：首獎《推手》，獎金新臺幣40萬；二獎《喜宴》，獎金20萬。
李安與臺灣“中影”簽約後，就飛回美國，真正開始了他的電影人生。
在朋友的介紹下，李安與好機器公司的詹姆斯·沙姆斯和特德碰了頭，他們是紐約獨立製片，號稱是“king of no budget filmmaking”（無成本製片之王）。
李安與老搭檔詹姆斯
《推手》雖然只得到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評審團特別獎，以及亞太影展最佳影片，但用李安自己的話說，
“《推手》是很通俗溫暖的，它奠定了我的人緣、片緣。”
比如參與這次影片結識的詹姆斯，還有徐立功，後來都成為李安電影事業上的好搭檔。
臺灣才女、媒體人陳文茜是李安多年的朋友。每次李安回臺灣參加活動時，陳文茜總會找機會訪問他。
陳文茜就問過李安一個直擊靈魂的問題：
既然他是一個缺乏自信的人，尤其是他從小在臺灣長大，出國之前做什麼都不順，都是輸的感覺；臺灣並不是一個完全歧視他的地方，到了美國，李安怎樣在一個讓人更脆弱的地方慢慢找到了自己？
李安承認，剛到美國時他確實很害怕，甚至比他剛進臺南的小學時還心驚膽戰。從小李安就看美國電影，對美國人很崇拜，以為電影裡的很多故事都是真的，所以他剛到美國時，一看到白人既興奮、又新鮮，“好像走進佈景一樣。”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拍攝現場的李安
直到有一次放學，李安看見他們打美式足球，男的又快又壯，女的又漂亮，褲子穿得又短，就覺得很自卑，感覺他們又聰明、又優秀、又漂亮、又健壯、又白，看了之後覺得很沮喪。
更何況他的英語還不好。因為學戲劇語言很重要，要不斷溝通，而且都是涉及文化的東西，剛去美國前兩年，李安都是半猜半聽，吸收非常有限，這讓李安的視覺能力反而變得比較強。
這逼得李安去猜別人怎麼想，他很會猜英國人、德國人、黑人、白人怎麼想，他也很會觀察、猜測、揣摩、旁敲側擊，用各種方法抓到那個準頭，“那段時間雖然很害怕，可是我的命比較好，對戲劇有天分，一碰這個東西好像就沒有害怕，在藝專時也是這樣。”
在美國，當李安拍攝西方電影時，反而比較堅強，因為他可以像“手術刀”一樣面對西方的題材，處理它時不會有很多個人投射的問題。
《臥虎藏龍》：她是我夢中那份讓人心驚的浪漫情懷。
可是每一次迴歸東方題材，包括拍《色戒》、《臥虎藏龍》，甚至《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李安承認難免會有很多個人的情緒匯入。
他人只要回到臺灣，不僅近鄉情怯，很多脆弱也一起跑出來。有一次火車快要到嘉義，靠近臺南時，李安內心就莫名其妙地慌張起來。
“我覺得我們已經被程式化，就是滋潤你、成長你的環境，不管是好的經驗、壞的經驗，都會深深影響你，逐漸變成我們心理因素的一部分，你沒辦法選擇，也沒辦法抗衡，這也是我們最脆弱的一點。”李安說。
6
跟大部分好萊塢的電影導演不同，李安沒住在加州，而是在紐約附近的一個鄉下安靜地生活。
李安原本是想住在臺灣或是洛杉磯的，但他知道如果住在臺灣，走在街上一定像邁克爾喬丹被包圍，洛杉磯太過喧譁，也不適合他。在紐約，他可以有一般人的平靜生活，到處走動拍電影。
在那個名為威徹斯特縣的地方，李安一家人自從1986年搬來之後就再也沒離開過。當時搬來的一個原因是，李安的太太林惠嘉在Valhalla的紐約醫學院擔任病理學助教，那裡方便她上班。
一起出席活動的李安一家
自1992年以後，李安幾乎每年拍一部片子，一年出門6到10個月。從1994年拍攝《飲食男女》開始，李安便長時間離家。只要離家4個月以上，李安就會很難過，出門前，他會準備幾百個餃子凍起來。
沒戲拍的時候，李安就住在Larchmont的4居室房子裡，當一個典型的郊區爸爸。“我感到內疚，我從沒看過大兒子參加劍術比賽，也錯過他所有的球賽，他青少年時期的大部分時間我都不在家。”
他的家非常生活化，不僅沒有試演棚，還在後院有一個雞棚和一個漂亮的游泳池。
“在Larchmont住相對比較放鬆，這裡很低調……我在這裡感到舒適，這裡學校系統也很好，小區很友善，我們和這裡打成了一片，是這裡常年的居民。”
李安也在家煮飯，他從沒習慣美國食物，而妻子卻從不煮飯。有空時，李安會包餛飩，做些其它的中國美食。在家裡，李安和太太講中文，和孩子們講英語。
太太林惠嘉陪李安出席活動
生活上，不論他的事業處於低潮或高峰，夫妻關係始終如故——都是他老婆比較強勢。按照李安的說法是，“從前她工作忙，我依賴她；我出名後，現在她有時候要出來做李太太，打攪了她的工作。”
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是，他和太太去菜市場買菜，一位臺灣來的太太對她太太說：“你真好命，你先生現在還有空陪你來買菜！”李安太太回答：
“你有沒有搞錯啊，是我今天特別抽空陪他來買菜的！”
7
李安什麼電影都拍過，這讓外人有個感覺，李安什麼都會拍，各種知識也能融會貫通。
但他其實讀書很慢，如果這本書跟拍片沒有關係，就會懶得讀。
他曾經向陳文茜坦承，比如下部片和中東有關係，他就突然對中東很有興趣，“我的研讀也不是靠槍手，但有人會幫我做書摘，讓我知道怎麼進入那個世界，進入以後，大概就能分辨好壞，這點我是蠻厲害的。”
從讓他再次拿到奧斯卡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到在電影技術上第一次使用“120幀、4K、3D”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你會發現他似乎越來越大膽，越來越希望嘗試更新、更冒險的東西。
雖然上一次的嘗試並沒有得到廣泛認可，但李安這一次的新電影《雙子殺手》再次用了
“120幀、4K、3D”
技術。
《雙子殺手》的拍攝現場
李安很多次解釋過他追求技術的邏輯：
“人可以做最冒險的事，但因為謹慎沒出事；也可以做最保險的事，可是陰溝裡翻船。”
他早就明白了另一個道理：
想象和現實總有著落差。
《讀者文摘》曾經做過一個統計，李安是臺灣前三名最受信任的人。排在前兩位的是證嚴法師、以及“神探”李昌鈺。
當你因為李安而花了200多塊人民幣、走進《雙子殺手》“120幀、4K、3D”的電影放映廳裡，並要求它滿足你對李安的所有期待時，李安其實早就對這種信任有了回答：
這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