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現實主義長篇小說新作《中文桃李》的推出，作家梁曉聲4月22日在接受採訪時，透露他的“梁記麵食店”還剩一缸面了：“《中文桃李》是我倒數第二本長篇小說，還有一本在寫著，不管水平怎麼樣，‘梁記麵食店’就要關張了。”梁曉聲笑說，擱筆之後的他會像所有普通老人一樣，坐在路邊曬著太陽。

在梁曉聲看來，小說家沒什麼了不起的，“我寫小說跟一個麵點老師傅開面館沒有多大區別，都要把麵食做得好一點，要保證食材的環保。我做了一輩子，不管好壞，也就做到這個程度上了。人有的時候還是要放下，不要太執拗，但是我缸裡還有一團面，這團面它不能浪費，所以就再寫一本。”

為80後寫本書是一個心念 寫年輕一代的挑戰首先是語言

《中文桃李》由作家出版社最新推出，梁曉聲將目光對準“80 後”大學生這一群體，故事從 2000 年講起，中文系新生李曉東和徐冉在去往大學的火車上初遇，小小的衝突後，彼此的印象都堪稱不佳，他和她都沒想到，這是一場漫長的纏綿抑或糾纏的開端。

《中文桃李》是梁曉聲第二次寫“80後”，2020年他曾出版《我和我的命》， 主人公“我”是80後，出生在貴州山區，因是女孩被父母遺棄，不料卻因禍得福，從農家到了知識分子家庭。原生家庭的改變，讓她的命運走向變得複雜起來。

談及《中文桃李》的創作初衷，梁曉聲表示，作為老師，他教過很多80後，他的孩子也是80後，所以，為80後寫點什麼，一直是自己的一份念想，“第二個是我畢竟教過中文，想給自己的教學生涯留下一點記錄，《中文桃李》裡沒有我學生的形象，都是虛構的，但是學習環境的感覺是真實的，對我會是一個紀念吧。還有一點就是寫完《人世間》後，我想寫一部不那麼沉重的作品，可以放鬆一下，否則人家以為我就是一個多憂患、多沉重的人，其實我不是這樣的人。《中文桃李》裡經常有小小的幽默掩藏在字裡行間，這也是我生活中比較真實的一個狀態。”

《中文桃李》中，梁曉聲採用了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他解釋說用第一人稱讓他有親近感，“換位思考嘛，站在他們的角度上。《我和我的命》也是第一人稱，但因為寫的是女孩，所以語言和性別上，總有一種和我並不完全吻合的狀態。《中文桃李》寫男孩，我覺得雖然我70多歲了，但還可以。”

對於自己是否和年輕人有代溝，梁曉聲認為代溝不是想沒有就沒有的，“你到年輕人中去，和他們天天打成一片，代溝還在，這是沒有辦法的。但是代溝不影響我們在沒有代溝的那個方面去交流。雖然你在溝那邊，我在溝這邊，但是我們還是可以親密地交流。”

寫年輕一代的挑戰在哪裡？梁曉聲坦承首先是語言，“現在的語言變化太大了，尤其是網路語言頻頻更新，我沒有辦法融入到那個語言中去。”

相比之下，梁曉聲說自己對於80後的語言理解得還好，“就是我兒子的年齡嘛，他跟我的語言有一些貼近。70後後半的這些作家們，尤其是80後，寫起自己同代人的時候都或多或少有頑主的氣質，好像不那樣寫就不像自己的同代。事實上，生活中我接觸下來的學生們根本不是這樣，我個人覺得這是不是也是一種寫作規律？一到寫作的時候，也是一個有意代際的標籤化？我更喜歡我筆下的這些80後，他們也開玩笑，也幽默，但是他們身上沒有頑主的那種氣質。”

梁曉聲直言不喜歡“頑主”這樣的人，“無論任何年齡的，我是不喜歡的，因為生活就是生活，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要莊重對待的。我們現在許多時候都把一些應該莊重去思考和認知的問題，摻雜進了遊戲裡，摻雜進了討好、取悅聽眾和觀眾這個心思，至少《中文桃李》裡，我沒用這樣的橋段。”

汪教授講的課就是我的上課內容 想讓範偉來演汪教授

《中文桃李》中有個汪爾淼教授，他的講課內容，他對中文和教育的思考，對於幾位80後主人公影響深遠，是他們的“人生導師”。梁曉聲透露，汪教授身上就有他很深的影子。

梁曉聲說汪教授講課的內容，基本上也是他講過的課，是他引導學生們來討論的一些問題。“我覺得大家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學，尤其是家境不太寬裕人家的兒女，還要承擔著學費的壓力，如果在課堂上，我只是帶著大家說，‘看我們如何讀懂一篇小說吧，’這個課堂顯得太沒有智性了。我個人覺得，如果是古文，那一定是需要老師們、老先生們來談，現代文學的話，我覺得到了高中之後，幾乎就沒有學生們讀不懂的，只不過是讀懂了之後不同的懂法，因此更好地上課，其實是透過一部文學作品之後，引發了怎樣地思考，那個思考性的話題以及延伸的討論才是有價值的。”

所以，在《中文桃李》中，汪教授讓學生們討論電影《計程車司機》，討論《賣火柴的小女孩》是寫給誰看的，討論《聊齋志異》中的王六郎，“甚至討論到和中文沒有關係的羅丹的作品‘人馬’，我覺得這些討論才是中文系專業的意義，這些也確實是我在大學裡面上的課。”

對於自己的“老師”身份，梁曉聲很是驕傲：“除了我們語言大學的學生，還有周邊的林業大學、地質大學、礦業大學的學生也來聽課。我覺得他們聽過我的課，不是說三生有幸，也是應該留下很深印象的。你要知道我們考研的時候，有誰看過《戰爭與和平》呢？我帶他們看電影《戰爭與和平》，帶他們看電影《計程車司機》，後兩堂討論時，我會讓同學出去買飲料、買麵包、買糖，大家可以含著糖趴在桌子上，怎麼舒服怎麼來，只有我這位老師一個人在講臺上拿著粉筆走來走去，我覺得文學課其實這樣講才對路，但可能在其他大學裡不允許。”

梁曉聲希望《中文桃李》能拍成電視劇，目前這事也已在籌備之中，梁曉聲認為範偉非常適合演汪教授，“我沒見過範偉本人，但是我比較欣賞他的表演，他的面部表情，尤其在他眯起眼睛微微一笑的時候，有著一種宅心仁厚的狀態，而這個狀態我認為是汪先生應該有的宅心仁厚。”說及此，梁曉聲還問記者，覺得範偉演汪教授合適嗎？

梁曉聲曾在電視劇《人世間》中客串了審判長，問他為何不想自己本色出演汪教授，梁曉聲連連搖頭，“表演是一門專業，太厲害了。我按照自己上課時的樣子演，那構不成欣賞。我上課的話，學生們可以聽，但是沒有學生以欣賞的目光看著老師，他們欣賞的是老師講課的內容，而演員的表演，是構成我們欣賞的。”

莊重的事情不需要那麼多詼諧 此心安處是吾鄉

梁曉聲坦承，《中文桃李》講的不是文學的困境，而是一些中文專業的青年人的困境，“我對於文學的困境應該說是不太在意的，因為文學從它開始產生的時候，只是一部分人的事情，文學的困境不是人類所有困境中多麼嚴峻的事情，所以這裡更多談的是中文專業的學生，他們從業後所面臨的一些困惑以及他們是怎樣思考的。”

相對於其他有著嚴格標準的專業，梁曉聲說中文專業的特殊性就在於“哪怕我是半瓶水，也可以晃盪得很厲害，裝出特別深刻的樣子。這點不但有時候會使學生如此，老師講課的時候也會不由自主的如此。因此我們在聽學過文史哲的知識分子說話的時候，總覺得他們說的話有時貌似深刻，但是仔細琢磨起來都不著調。”

在教中文的梁曉聲老師看來，有些討論的問題是莊重的事情，“莊重的事情不需要那麼多詼諧，不需要那麼多搞笑，幽默是需要的，幽一下默就可以。可是你看現在一些知識分子談話的時候，把許多場合都變得有娛樂性了，一個人如果開場白不像脫口秀一樣熱一下場，好像就不能進入討論問題，一堂課45分鐘，時間都是人家交學費才有資格坐在那兒的，所以這些可能是我們的一個問題。”

《中文桃李》中兩個主人公李曉東和徐冉在“北漂”之後選擇了回老家，梁曉聲認為年輕人把“成為北京人”作為自己的人生方向這一想法“很可笑”，當然，“北京房價要很低的話，我還是贊同大家留在北京。”

在梁曉聲看來，無論是選擇北京這樣的大城市，還是選擇回老家，“此心安處是吾鄉”，而對於那些沒有家庭背景，沒有遺產繼承的普通人而言，“有一種絕好的東西留給了我們，就是書籍。任何個人、家族都無法壟斷書籍，很多有錢人對於從書籍中來獲得能量，也不在意，因為有了很多錢的人就不必從書籍中去獲得能量，但這是留給我們的。所以書是屬於我們的，只看你讀到什麼程度。”

我的人生是報告文學類的 來不得半點浪漫抽象虛偽

《中文桃李》中，徐冉說生活可以分為詩歌類的、散文類的、報告文學類的，問梁曉聲的生活是哪一類的，他說：“我沒經歷過詩一樣的人生，壓根就沒那樣想過，我可能從少年時期就在想我這輩子就是報告文學，寫實，來不得半點的浪漫、抽象、虛偽。因為家裡那麼困難，父親在外省，母親體弱多病，她撐起來這個家，我還有一個生病的哥哥，其他的都沒有。雖然我看了很多小說，我當時並沒有浪漫起來，我的這種浪漫情愫可能最多是在早期的一些知青小說裡頭出現。”

梁曉聲笑說每次學生來看他，他總是問人家房子是買的還是租的，“我會建議他們買下來，人家要是說買的房，我還會問多大面積，我覺得這才是人生。這是不是有一點俗？不浪漫，不激情。”

雖然不浪漫，但梁曉聲說自己從開始寫作，就是在寫情，只不過這個情不僅僅是愛情。“我是不太願意靠愛情線索和愛情內容來撐起一部書的，所以當別人問我《人世間》中哪些最感動我，我說男女之情不會打動我，我從最早讀書的時候就這樣，可能是男孩子，我們怎麼會被賈寶玉和林黛玉、唐明皇和楊貴妃感動呢，那是你們女生的事，我個人可能更感動的是男人和男人之間的情，女人和女人之間的友情。”

小說家並不比別的職業高 深刻要裝的話 本身也很吃力

《中文桃李》中，梁曉聲還“自黑”了一把，書中說梁曉聲去李曉東和徐冉的老家作講座，有人給了李曉東三張票，徐冉沒有興趣去聽，在“服務中心”當主任的徐冉的一個主要工作就是參加追悼會，有那麼幾天，她趕場似的，一天就要參加三次追悼會，徐冉說：“如果由我來講文學與人生，肯定比那個梁曉聲講得好。”

梁曉聲說自己喜歡徐冉的這份工作，“我突然覺得又有點像《人世間》裡邊春燕的兒子牛牛（牛牛是在火葬場工作），但這是巧合，因為我寫《中文桃李》時完全忘了春燕。”

梁曉聲認為或許與年齡有關，他越來越多地思考生死是怎麼回事，所以在書中給徐冉安排了這樣一個工作，“經常參加追悼會成為她的職業的話，我覺得這個人好像應該把許多事情都能夠參透。”

除了小說，梁曉聲還曾寫有《九三斷想》《凝視九七》等兼具隨筆性質和批判性質的作品，梁曉聲表示寫作的動機，是因為在中國轉型時期開始的時候，有一年類似一個拐點，“那一年出了好多皮包公司，還有下崗、失業，突然我們身邊有人掙了大錢，多得可以用震驚兩個字來形容。我們那時候工資最多一千多，突然說誰誰誰一件事就掙了幾萬。所以在這個拐點的時候，就有了寫些什麼的想法。”

梁曉聲把寫作這件事定義為時代記錄員，而若以小說來記錄時代，顯然速度會很慢，於是梁曉聲就寫雜文寫隨筆，“到《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的時候，寫得相對更宏觀一點，有一點跨界的感覺，從小說跨界到寫社會性文章。我不以自己的跨界覺得害羞，我覺得那些也都是值得寫的，而且我甚至有時候也會沾沾自喜，覺得我寫的也還是可以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出了後，社科院的人說：‘你看我們要做的事情讓人家做了。’說明我寫的還是受到了關注。”

對於那些寫小說、看小說，眼裡只有小說的小說家，梁曉聲說自己不會和他們來往，“我個人覺得小說家眼中要有更多的事情，關注更多的現象，我們回看文學史，好多優秀的小說家都是如此，托爾斯泰、雨果、狄更斯、屠格涅夫如此，甚至包括雪萊、拜倫、海涅這些詩人也如此。”

對於小說家這個職業，梁曉聲認為“有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們太把自己當回事了，我們裝出深刻的樣子，這個深刻要裝的話，本身也很吃力。話也不好好說了，小說也變得晦澀了。其實小說沒那麼偉大，應該說許多人拿起筆寫人生的話，只要文字不錯，他都可以成為作家，作家又偉大到哪兒去？文學的重要性只是在一個時段內和西方啟蒙同步了，它起到了推動整個社會的作用。到後來和平年代，你不過就是個寫小說的，和那些搞音樂、搞表演的，和科學家比起來，有什麼了不起的？我不認為小說家這一職業在今天的人類社會，比別的職業更高。這是我要表達的意思，所以在《中文桃李》裡調侃了一下。”

人的一生除了真善美 其他都是過眼煙雲

除了愛考慮生死問題之外，梁曉聲說現在的心態也平和了很多，以前也曾憤怒，也曾經歷過撕裂的狀態，但是現在已經“不撕裂了”。

梁曉聲注重友情，所以有《人世間》裡秉昆他們的“六小君子”，有《中文桃李》中對李曉東和徐冉好得不計回報的官二代王文琪。梁曉聲說也許讀者會覺得王文琪那樣不求回報一味付出的友誼不真實，可是他生活中真的有這樣的朋友，他感恩從知青時期就讓自己遇到了珍貴的友誼。

而對於自己的文學之路，梁曉聲說要感謝他當過兩屆十年的海淀區政協委員，當過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的經歷，因為這期間讓他認識了很多好朋友：“從40多歲開始，我接觸到另外一類知識分子，他們跟文學界沒有關係，可能還是官員。”

政協委員這個身份還讓梁曉聲有了發表意見的平臺，“我在開會時拍過桌子，有因為生氣扭頭就走的時候，那時很任性，但是隻要你說得對，是方法，幾乎都會被採納，當然還有一個可操作性。我們那時候講可操作性，這就逼迫你去更全面、更客觀地調研考慮事情。”

在會上“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地發表意見後，梁曉聲說自己的脾氣也得到了釋放，“寫小說的時候就不撕裂了，因為我有意見都對最應該聽到的人說了，而不是反過來，我見了身份很高的人物，掩藏起我的意見，說他愛聽的話，回過頭在小說裡面開始使暗勁。我覺得這樣的小說家活得也比較擰巴，關於我在會上的段子也是比較多的，我該怎麼說全說了，已經表達了，到小說裡邊我可以不那樣了。”

年過七旬的梁曉聲感慨說或許他這個年齡的人都會反思人生的意義，他說在《人世間》中寫光明出家的時候，曾想在出版前再加一段，“就是光明那時候已經是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了，他去北普陀的路上遇到大雨，他是盲人，然後迷路了。我腦海中始終有那麼一個畫面，那個畫面我一想自己就很感動：在迷路的過程中，暴雨傾盆，天上閃電雷鳴，這個十八九歲的盲人青年就地盤坐，在天地之間，因為他也不知道往哪兒走了。他是在發燒的情況下被北普陀寺的僧人們給揹回去了，然後老僧人就問他：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他說我要回家，然後這個老僧人說你到家了。”

梁曉聲說自己寫到這的時候，就想自己70多歲的人生走過，人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麼呢？“想來想去，除了真善美，其他都是過眼煙雲。”

文/本報記者 張嘉 供圖/曉藝

【來源：北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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