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儒家的祖師

《漢書·董仲舒傳》中記載，董仲舒在面對漢武帝的策問時提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於此中“孔子之術”，秦進才教授認為，“孔子是儒家的祖師，其學說應屬於儒家學說的組成部分，但儒家並非孔子一人，儒家學說並非只存在於春秋時代，歷朝仍有發展，亦有董仲舒、朱熹等大儒，其思想亦應屬於儒家學說的範圍。

因此，孔子學說與儒家學說有重疊、有聯絡而不能畫等號……‘孔子之術’似乎也應與以孔子之名命名的著述相聯絡。”秦進才教授以“孔子之術”來對標孔子的著述，或許沒有兼顧公羊學在漢武帝時期的巨大變革以及董仲舒哲學思想的相容幷蓄。漢代的公羊家（董仲舒之前）在面對強力的漢武帝時，不再堅持《公羊傳》“實與，而文不與”的精神，於政事中踐行了“實與文也與”。如果說，戰國時期公羊家們在崩潰的秩序中還依然堅持文王之正，那麼這一學理與現實的矛盾在西漢前期的公羊家們身上則不再執著。

“道統”精神

公羊家所代表的“道統”精神，開始服從於君主所代表的“政統”，代表人物即為公孫弘。《史記·儒林外傳》記載：“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漢書·儒林傳》記載“胡毋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那麼公孫弘的學術源流亦為公羊春秋。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漢武帝下詔書徵召文學，公孫弘以對策文章第一而拜為博士。此一時期春秋公羊家較以往更顯政治上突出地位。公孫弘在政治舞臺上，並沒有發揮春秋公羊學的文化強勢，而是作為徵召博士，熟悉文書法令和官場事務，還能用儒學觀點加以文飾，以迎合皇帝的意志。

公孫弘受漢武帝的重用並沒有獲得其它經師（董仲舒）和大臣的尊重。“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史記·儒林列傳》），如果說董仲舒認為公孫弘阿諛逢迎以身居高位的觀點不客觀，那麼我們排除經師之間的互相傾軋的可能性，非儒者的汲黯評價公孫弘的話就更為可信。汲黯“面觸（公孫）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漢書·張馮汲鄭傳》）。在筆者看來，公孫弘在哲學史或思想史的意義上，更多的是以當代君王（漢武帝）比附《春秋公羊傳》中的聖賢（周文王）。正值朝廷追查參與淮南王和衡山王謀反的黨羽時，公孫弘大病。

政權“合法性”

他認為自己沒有功勞而官位升至丞相。如今有諸侯反叛朝廷，這是丞相不稱職的結果。公孫弘害怕自己一旦病死，沒有辦法搪塞治國失職的責任。於是他向皇帝上書分析《史記》中這一關於公孫弘的記述，即可得出這其實是漢武帝時期政治與學術（公羊學）的一樁隱秘“交易”。在學術層面，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知識階層的代表人物對政權“合法性”的肯定才是政治真正關注的問題所在，因為這同時也代表了“道統”對政統的肯定，亦或是屈服。

“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幹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以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公孫弘位極人臣，認為漢武帝建立起周代的治國之道，已然兼備了周文王與周武王的才得，這不僅將春秋公羊學的“欲天下之一乎周”的政治願景轉換為現世實際，而且以漢武帝比附周文王、周武王，在學術（公羊學）上賦予了漢武帝的“聖人”形象。在政治層面，為了打造自身政權的“合法性”，因儒學是“守成”之學於此時已成共識，那麼漢武帝便不得不重視儒學的功用。

總結

政權邏輯認為，“世以混濁莫能用”，那麼能用便世不混濁。學術代表人物需要在政權體制內部“封為列侯，致位三公”，其象徵意義才可發揮出來。當公孫弘肯定了漢武帝為周文王之後，“文王之正”的學術期許與政權的“合法性”建構便一同完成。在政權看來，知識階層的主要功用便是“惟所與共為治者”，國家治理成為這一時代的主題。春秋公羊學的學術精義於此時幾被肢解、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