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華學誠 學術匯
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要使源源不斷的出土文獻和數千年綿延不絕的古代文獻“活起來”，因為這些汗牛充棟的文獻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最主要、最全面、最系統的載體。古籍整理是讓古代文獻“活起來”的基本方式，而古籍整理的水平與質量，需要很多專業條件來保障，其中最基本的則是文獻語言學。文獻語言學既是中國古老的學問，也是一門新興科學，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文獻語言學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之學、傳承之學，也是古籍整理的根柢之學。大力發展、建設文獻語言學，是古籍整理事業不斷髮展的學科保障。建設並發展文獻語言學意義重大，值得大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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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成就與問題
我國現存古文獻包括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出土文獻主要指甲骨文、金文、戰國盟書、璽印、簡牘、帛書、敦煌文獻等。這些考古發掘而獲得的文獻，時代確定，沒有經過後人改動，十分珍貴。根據《中國古籍總目》和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的統計，我國現存古籍有20萬種，總字量約200億字以上。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在古籍整理方面完成了不少大型工程。1958年開始，全國上百位文史專家先後匯聚北京，歷經20年時間，完成了4700多萬字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點校出版工作。此後，近億字的《中華大藏經》、超2億字的《中華大藏經續編》、近2億字的《道藏》、收入4萬多片甲骨的《甲骨文合集》，以及《中國古籍總目》《續修四庫全書》《古逸叢書三編》、“七全一海”等，無不是體量龐大、規模宏富的鉅製，充分顯示出新中國古籍整理和出版業的氣概與實力。其中，《續修四庫全書》是新中國編纂規模最大的一套古籍叢書，收書達5213種。
目前，我國古籍整理的學術力量主要來自高校培養，古籍整理與古籍保護從業人員分佈在高校、出版社、圖書館等單位，而從古籍出版力量方面看則專兼結合。古籍整理與古籍出版需要著力解決以下主要問題。
第一，形成合理學科體系。古籍整理的下游是古籍圖書出版、古籍數字化等，而古籍整理的上游則是人才培養。古籍整理人才培養涉及很多學科，其中最關鍵的基礎學科是文獻語言學，主體學科是古典文獻學，關涉學科則是中國史及其各專門史學科。目前，只在“文獻學”專業培養古籍整理人才，這種歷史形成的格局已不能很好滿足古籍整理的實際需要。
第二，提升古籍整理、出版力量的有效供給。如果按照每年完成學術性古籍整理圖書出版800種計算，單是沒有經過任何形式整理的16萬種古籍（不包括出土文獻）的整理，不談重複整理，就需要200年。即使從16萬種古籍圖書中優選出三分之一優先整理出版，也需要70年左右，何況還有不斷產生的出土文獻。顯然，這樣的進度與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活起來”的要求是極不相稱的。所以，古籍整理、古籍出版力量都亟待增強，迫切需要增加人才的有效供給。
第三，改進規劃方式與思路。制定古籍整理圖書出版規劃，這個制度能夠保證古籍整理出版的有序和質量。現在制定規劃的基本方式是，由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主導，依託各地古籍出版機構，邀集各方專家研討，在分地區召集會議徵求意見的基礎上形成草案，再進一步徵求專家意見，最後形成規劃。基於這一方式，列入規劃的古籍整理圖書容易缺乏學科整體意識，從而不能從全國範圍內把古籍整理出版圖書納入學科需求的科學軌道，導致重複出版，浪費出版資源。對此，可按照學科大類召集專家提出古籍整理圖書規劃意見，作為現有規劃制定方式的補充。
第四，加大古籍“活起來”的幅度和速度。按照現代古籍整理規範並運用文獻語言學知識進行深加工的古籍出版物不是很多，經典、大型的古籍圖書多為影印出版。而符合現代科學研究和人民群眾閱讀需要的現代整理本，則需要具備文獻語言學專門知識的各科專家投入精力，進行精細整理，這才是古籍“活起來”的有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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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語言學是古籍整理的根柢之學
無論是出土文獻，還是傳世文獻，都是特定時代的文化產物。這些文獻用特定時代的文字書寫出特定時期的語言，真實儲存著一代代文化。傳承與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要研究發掘這些寶藏。首先必須讀懂它們，這就需要研究歷朝歷代的語言和文字。這種基於古代文獻來研究語言文字的學問，就是文獻語言學。
出土文獻，特別是先秦兩漢的出土文獻，文字形體豐富多彩，構形歧異、構意古奧，只有經過文獻語言學專家特別是古文字專家的辨認和考釋，才能認識並讀懂這些用甲骨文、金文、簡帛文字等古文字書寫的文獻。出土文獻中一個個難題的不斷破解，正是一代代文獻語言學專家和古文字專家不懈努力的結果。如同出土文獻、古文字需要專家去做專門的研究一樣，更為大量的傳世文獻（即歷代古籍），同樣需要文獻語言學學科的專家付出不懈努力。
以漢語裡最簡單的“一”為例，作為漢字，自然不需要考釋，即使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書寫的文獻裡也能一眼認出，但這不等於說古文獻裡的“一”就真的人人都懂。其實，如果不經過文獻語言學家的努力闡釋，古書中很多的“一”還真不能準確瞭解其意義。陸機《嘆逝賦》：“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這句話中的“十一”如果當作“11”來理解就大錯特錯了。這篇賦是陸機感慨於“懿親戚屬，亡多存寡；暱交密友，亦不半在”而撰寫，這句的意思是：回頭看看還活著的至親老友，已經在千百人中十不存一了。所以，這句話中的“十一”指的是“十分之一”。很多時候，“一”在古文獻中的意義已完全看不出與數字有什麼關係，這種發現也是來自文獻語言學家。《晏子春秋·問上十八》：“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這句話是談治國理政問題的，其中的“一”並不表示數字。“明王修道，一民同俗”的意思是：聖明的君主整飭王道，要使老百姓齊心、讓風俗相同。可見，其中的“一”與“同”的意義很相近，當動詞使用，是使動用法。
再看《論語》這部書中的“道”字。道路，是“道”的本義，如“任重而道遠”；但“不以其道得之”之“道”是指途徑、方法；“雖小道，必有可觀焉”之“道”則是指技術、技藝；“朝聞道，夕死可矣”之“道”指的是道理、規律；“吾道一以貫之”之“道”則指的是思想、學說、主張；“夫子自道”之“道”的意思是述說；“君子道者三”之“道”的意思是循行；“道千乘之國”之“道”的意思是治理；“天下有道”之“道”的意思則是指好的政治局面；“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之“道”指的是合理的行為；“就有道而正焉”之“道”則是指道德……一部古書中的一個字詞，就有這麼豐富複雜的意義，如果不能一一考辨清楚，自然就無法準確理解原文的意思。
貌似簡單的“一”和“道”，已如此不簡單，何況古文獻中還存在著大量的生僻字詞和複雜詞義、語義。對此類字詞的正確解讀，則要依賴文獻語言學。文獻語言學在中華典籍闡釋與傳承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古籍整理的根柢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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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語言學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古代語言，包括記載它們的甲骨文以及各種古文字，是中華文明的活化石，也是中華文化得以傳承與發揚的歷史瑰寶。重視語言文字研究，把語言文字置於崇高地位，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早在先秦時期，古人就已知道語言文字是發展的，任何新時代的來臨都“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漢代人就認識到前人能夠“垂後”、後人可以“識古”的文字是“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圍繞經典闡釋，聚焦於文字分析、訓詁考據、語音研究的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綿延不斷2000多年，成果豐碩無比。
100年前，中國的語言文字研究走上了西方語言學主導下前進的道路，雖然取得了不少成果，特別是語法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對中國語言文字包括漢語言文字內在規律的探索和理論體系的建構一直存在無解的難題。西學可鑑，但畢竟存在其侷限性。對於中國古籍中的文獻問題和語言文字的釋讀、闡釋問題，它們終究無能為力。實踐證明，將中國的語言文字研究納入西方語言學的分析體系之中，終究是方枘圓鑿、治絲益棼。即使是語法研究，一味“儀刑西方”也是沒有出路的。
語言學家們早已洞察到這一點。王力先生於20世紀30年代就敏銳地發現了這一問題，並“論證了依附西方語法來建立漢語語法體系是流弊甚多而走不通的絕路”；羅常培先生於20世紀50年代初也曾指出，《馬氏文通》“以後的五十年來，還不免停滯在‘拉丁文法漢證’或‘拉丁文法今證’的階段”。並且，我國一代代學者默默耕耘，潛心古學，不斷探索立足於中國實際而又能吸收融合西學精華的學科之路。20世紀60年代初至80年代，陸宗達先生和他的弟子王寧先生，吸收黃季剛先生的思想精華，提出了“文獻語言學”。這一重要主張在近年來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開始得到推闡併發揚光大。
劉君惠先生曾告誡門生：民族文化根本的載體是民族語言、民族文字、民族歷史；語言文字是民族特徵的本質要素，語言文字之學具有特殊的民族風格、特殊的研究方法和特殊的歷史發展道路。繼承傳統，融合現代，結合古代文獻實際而提出的文獻語言學，正是這樣一種具有中國特質的學科，更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之學、傳承之學，也是古籍整理的根柢之學。西方語言學在中國的百年實踐之所以一直水土不服，根本原因在於其無法適應中國語言文字深厚的人文性特點。文獻語言學提倡借鑑、吸收、消化世界上一切先進的語言學理論與方法，其根柢始終在於立足本土、專注文獻、重視人文；理念上特別強調發揚中國古代重綜合的傳統，尤其重視藉助多學科的支撐對材料做精微的科學分析，正確理解材料中的語言事實，繼而探索規律。這是文獻語言學鮮明的中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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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建設與發展文獻語言學
無論是通用文獻學專業，還是專門史文獻專業，共同的基礎學科就是文獻語言學。除了單純影印，其他形式的現代古籍整理都離不開對文獻語言文字的科學解讀。因此，需要在現行學科體系中明確文獻語言學的學科地位，並將其納入古籍整理人才培養體系之中。
文獻語言學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但在西化傾向深刻影響下的現行學科分類體系中，無論是國標學科分類體系，還是學位授予學科分類體系，都沒有文獻語言學的位置，這個古老而有中國特色的學科被消解在“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漢語言文字學”“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古文字學”“考古學”等學科之中。這從根本上制約了文獻語言學的理論建構和科學應用，也從根本上阻礙了其發展。在人才培養上，這一問題顯得尤為突出。
2020年1月13日，《教育部關於在部分高校開展基礎學科招生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印發，決定自2020年起在部分高校開展基礎學科招生改革試點，其中同古籍整理、中華優秀文化傳承與發展密切相關的是“古文字”強基班。目前招生的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中國語言文學類（古文字學方向），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山東大學、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中山大學、四川大學、蘭州大學的漢語言文學類（古文字學方向），中央民族大學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類（古文字學方向）等。
古文字學是一門交叉學科，涉及語言文字學、考古學、古文獻學、歷史學等多個學科，它以古文字和各種古文字資料為研究物件，對探索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發揮著重要作用。古文字資料的發掘、整理和保護工作，需要依靠現代考古學；古文字的辨識和解讀，需要立足於對先秦語言文字發展歷史和規律的整體認識，也就是古漢語知識和文字學基礎；古文字資料的整理和研究，涉及古代文獻學的理論和方法；古文字資料與傳世文獻的結合，為歷史研究開闢了新的領域和前景。但是，這一名稱畢竟有其特定的內涵和外延。比如，在文字形態上限於古文字，而習慣上主要指隸變之前的文字，所以在文獻主體資料上就必然限定在出土文獻，浩如煙海的傳世文獻反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需要合理整合，適度擴大包括古文字在內的內涵和外延，從而使之能夠包含我國的所有古文獻，這樣既能實現人才培養的寬口徑，又能為碩博研究生培養提供厚重而足夠的人才基礎。如果將古文字學擴充套件為文獻語言學，這樣既能解決古文字學口徑太窄的不足，又能整合古典文獻學，進而滿足高校、科研院所、出版社、圖書館、博物館以及各種古籍數字化公司等在古籍整理事業中對有關人才的需求。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中國古代方言學文獻整合”（16ZDA20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文獻語言學研究所）
原標題：《關注 | 古籍整理與文獻語言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