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湯開建（1949—），湖南長沙人，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方向為澳門史，中西交通史；周孝雷（1988—），山東濟南人，澳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國天主教史。
[提 要]《全海圖注》是明代海防史上一部重要的海防地圖，圖中所隱含的許多資料資訊，為現今傳世文獻不載。其中的“廣東沿海圖”記錄了明代中葉從正德末到萬曆初所發生的最為重要的幾件海上事件及學術疑案，如葡萄牙人來華貿易的“番船澳”和“番貨澳”，中葡“西草灣”之戰的地望問題，“濠鏡澳”之名出現的最早時間，澳門開埠後最早華人村落的建立，明代廣東海盜的盛行及其治理等問題。透過對此圖的研究，將上述重要事件和史實挖掘出來，將為我們對於明代中葉廣東海上中西交往及沿海海防增加新的認識，對於早期中葡關係史及明代海防史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宋應昌；《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海防；澳門
在明代的海防地圖中，《全海圖注》無疑是最為重要的一種海防地圖。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圖書編號 12444。該圖為紙本雕版墨印，一長幅，縱 30。6 釐米，橫 1309。3 釐米【1】。該圖圖首為萬曆十九年（1591）李化龍的序，其後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即《廣東沿海圖》，第二部分即《福建沿海圖》，第三部分即《浙江沿海圖》，第四部分即《南京沿海圖》，後面還附有《日本島夷入寇之圖》【2】。原圖上並未提寫圖名，但李化龍的序稱其為《全海圖注》。該圖亦未標明繪製者，但據李化龍序稱此圖系“大中丞宋公所輯”，“大中丞”是明代對“巡撫”的別稱，而萬曆十九年，宋應昌正出任山東巡撫，故知該圖的編纂者應即宋應昌。此圖雖然很早就有人介紹，但由於原圖一直收藏於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未曾出版，故學術界對於此圖的認識大多都不甚了了。近日筆者於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戴龍基館長處獲得此圖，本文即對這一部對明代海防具有重大影響的海防地圖展開研究。
【1】孫靖國：《明代海防全圖—〈全海圖注〉》，《地圖》2013年第2期，第130-131頁。
【2】該圖亦見於［明］王在晉：《海防纂要》卷首《圖序》，續修四 庫 全 書 影 印 萬 歷 四 十 一 年 高 舉 序 刊 本 ，第 739 冊 ，第6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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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宋應昌（1536-1606），字思文，號桐崗，浙江仁和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隆慶初知絳州，升刑部員外郎，轉刑、禮二科左右給事，出知濟南府，歷江西、福建左右布政使，萬曆十七年（1589）進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山東【1】。據李化龍序稱：“公家在武林，頃歲倭奴之變，蓋所習見，謂滄波萬里，天地所以限華夷也。”這就是說由於宋應昌生長於浙江杭州，常年飽受倭寇之苦，故很早就留心海防之事。又先後在山東、江西、福建等地任職，所以每到一處都親力調查訪問海上事，“公宦轍所至，遇有習海事者，無論纓弁簪紳，與夫長年三老，必倒囊叩之，隨乎籍記，復畫為一圖。”又據黃汝亨《寓林集》之《宋應昌行狀》稱他出任山東巡撫後，“於是巡視三府，一意整飭，乃題海防事宜五事：一設專官，以備責成；二加職銜，以資彈壓；三增營房，以恤士卒；四撤防海，以俾實用；五復海汛，以消奸勼。又提海防要略，大意謂倭奴情形已著，春汛可虞，進選將、練兵、積粟三策，仍親歷海口，修險隘、築管堡，督造軍器、火藥，分撥沿海官兵，畫策設防。”【2】可見，在宋應昌早期的官宦生涯中，不僅對明代海防極為關注，而且身體力行，在山東巡撫任上表現尤著。據前引李化龍序，《全海圖注》完成於宋應昌山東巡撫任上。宋應昌出任山東巡撫的時間為萬曆十七年六月，而李化龍的序寫於萬曆十九年（1591）季秋，則知此圖完成的具體時間應是萬曆十七年夏到萬曆十九年秋之間。明人王在晉《海防纂要》收錄了宋應昌《華夷沿海經略序》，其中也記錄了宋應昌輯繪《全海圖注》的時間：“歲在赤奮，餘受上命建節青、兗之墟。不佞過計畿封，密邇江淮，外控遼海，內環脫有，駭獸徵輸為難，爰飭將吏訪先臣湯信國之故智，與吾所成海圖出而商度品處焉。”此處稱“受上命建節青、兗之墟”，即是指他出任山東巡撫，而據《明神宗實錄》其出任山東巡撫的時間為萬曆十七年【3】，“吾所成海圖”即指的是宋應昌完成的《全海圖注》。所以，我們可以確切獲知，宋應昌完成《全海圖注》的具體時間應為萬曆十七年（1589）。
值得注意的是，該圖既稱為《全海圖注》，所謂“全海”，就應該包括中國從東北到西南所有的沿海，方可稱之為“全海”。然而，現存之《全海圖注》卻只有廣東、福建、浙江、南京四省沿海圖，最北方只不過到了長江口，何以稱“全海”？又據李化龍序稱：“隨乎籍記，復畫為一圖。上自登萊，下達閩廣，遠近萬餘里，諸所為波流之險易，島嶼之瀠洄，某為賊所經，某為我所恃，某可宿兵，某可置帥，某利於我不利於賊，某便於賊不便於我，若明鏡在懸，鬚眉必照，若神鼎初鑄，魍魎難逃。蓋海國之方輿，水戰之蓍蔡也。”從上序可以看出，宋應昌圖應該是畫有山東到廣東的全部沿海圖，但現存《全海圖注》卻是從廣東畫到南京，北面僅到長江口截止，並未見山東之圖。所以，我們懷疑現存的僅有廣東、福建、浙江、南京四省沿海圖的《全海圖注》並非全帙，很可能是一個殘本。
宋應昌完成《全海圖注》後，不久調入北京，升任工部侍郎和兵部侍郎，萬曆二十年（1592）八月，時任兵部右侍郎的宋應昌被調往保薊、遼東等處經略備倭事宜【4】。九月二十六日，神宗帝親頒敕書：“今特命爾前去薊遼、保定、山東等處經略防海御倭軍務【5】。就在此時，宋應昌又完成了第二幅海防圖──《華夷沿海圖》。據《華夷沿海圖序》稱：
昌不佞，入關繪圖為說，進之王上，或萬幾之暇可覽而知也。圖由遼以迄閩廣，萬有四千裡。信國之規畫，真如棋置，犬牙盤錯，遵海之濱，島列門戶，大抵貴截之外洋，不止株守內地已也。【6】
從宋應昌的表述可知，他所繪之圖應該是入關以後才繪製的，而且該圖的地理範圍應是“由遼以迄閩廣”，但是實際刊出的圖卻只有薊遼、山東、四鎮及朝鮮，無南京、浙江，更無閩廣。【7】根據現存可見的兩幅宋應昌繪製的海圖，一幅是現存於國家圖書館的《全海圖注》，包括了廣東、福建、浙江、南京四省沿海圖，另一幅則是儲存在《經略復國要編》中的《華夷沿海圖》，包括了薊遼、山東和朝鮮。因此，筆者懷疑宋應昌在萬曆二十年八月出任朝鮮經略時，曾將萬曆十七年完成的《全海圖注》薊遼、山東、朝鮮部分拿出來，改繪成《經略復國要編》【8】中的海圖，所以原萬曆十七年完成的《全海圖注》就沒有薊遼、山東、朝鮮部分，而僅剩下廣東、福建、浙江、南京四省沿海圖。而在刊刻《經略復國要編》時，因為是經略朝鮮的需要，所以只刊登了薊遼、山東、朝鮮的三幅海圖。所以我們認為，這就是我們今天見到的《全海圖注》為什麼只有廣東、福建、浙江、南京四省沿海圖，而沒有薊遼、山東、朝鮮沿海圖的原因。
李化龍序又稱：“吾觀於大中丞宋公所輯《全海圖注》，何其知之神防之豫，獨睹於所未然若是哉。”這就告訴我們，《全海圖注》並非全部由宋應昌繪製，部分內容為宋氏輯錄而成。筆者認為，宋應昌繪製的主要是上言薊遼、山東、朝鮮三圖，而其他四省沿海圖均應是先由各省分別繪製成圖，最後由宋應昌編輯、增補而成。其中一個重要的例證，便是郭棐《粵大記》卷32後也附有與《全海圖注》相仿的《廣東沿海圖》。
《粵大記》，明郭棐撰。關於《粵大記》成書的時間，郭棐自序雲：“其事斷自萬曆丙申以前，其未悉者，伺採而續入之。”【9】萬曆丙申，即萬曆二十四年（1596），可以認為，郭稱自己的《粵大記》成書於萬曆二十四年之前。又據《嶺海名勝記》王學曾萬曆二十四年序：“餘同鄉夢菊郭公……業已刻《粵大記》三十二卷傳於世矣。”【10】王學曾為郭纂修《廣東通志》的主要助手，關係十分密切，其言應可信，故知《粵大記》於萬曆二十四年之前已刊刻成書。然今《粵大記》點校本的作者黃國聲對這一時間提出疑問，認為“《粵大記》刊成於萬曆二十四年之說無法成立”【11】。理由是該書卷五、卷十八及卷三十二均錄入有萬曆二十五、六年間的事情，因此稱王學曾為“誤記”。筆者認為，郭自序其紀事斷於萬曆二十四年，王學曾又於萬曆二十四年見過《粵大記》的刻本，這應該是不會錯的。至於今傳本《粵大記》有多處萬曆二十五六間記事，很可能是《粵大記》初刻後，郭氏又進行了增補。特別是萬曆二十七年《廣東通志》纂修開局後，郭氏同時又對《粵大記》進行了增補，並重新刊刻。我們今天所見均為重刻之增補本，而萬曆二十四年前刻本，今已不存。筆者認為以上這樣解釋，應當更為合理。《粵大記》之成書雖在萬曆二十四年，但開始編纂時間甚早，據《粵大記》袁昌祚序：“郭勳卿語餘雲：異時新城先大夫嘗志茲事，謂《通志》作於宮詹黃太史有年矣，欲補近事而緒正其浮濫，因詮次留笥中，間以草示蜀諸生。”【12】這是指其任四川提學使之事。據《南海縣誌》之《郭傳》【13】，其任四川提學使是在萬曆五年至萬曆十年之時，這就是說，郭《粵大記》的編纂早在萬曆初年即已開始進行，所以說《粵大記》從纂修到初刻到增補重刊，前後共耗費時間20餘年。這裡要提出的問題就是，是《粵大記》所收《廣東沿海圖》早，還是萬曆十七年宋應昌完成的《全海圖注》所收《廣東沿海圖》早？比較《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與《粵大記廣東沿海圖》，可以發現兩圖所繪圖的形制和所載錄的地名基本相同，但認真比對，還是可以發現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如《全海圖注》香山縣部分標有上十字門和下十字門兩個地名（圖3-1），而《粵大記》香山縣部分僅有十字門一名（圖3-2）；又如《全海圖注》潮州部分寫作“柘林水寨”，而《粵大記》潮州部分則寫作“石林水寨”。這些不同可以說明什麼呢？如果說是《粵大記》抄自《全海圖注》，必須要說明《全海圖注》在當時並未刊刻，《粵大記》何以得抄？所以我們認為《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和《粵大記廣東沿海圖》有一個共同的來源，那就是在萬曆初期此圖已經完成，所以郭棐修《粵大記》時就將此圖收入其中，而宋應昌萬曆十七年編《全海圖注》時，也從廣東蒐集了當時已經刊刻的《廣東沿海圖》，將其刪削增補後，編入到《全海圖注》中來，同時又將福建、浙江、南京等地完成的沿海圖亦編入其中，和他自己編纂的薊遼、山東、朝鮮等地沿海圖匯在一起，合稱《全海圖注》，萬曆二十年擔任朝鮮經略後，又改繪成為《華夷沿海圖》，而刊登該圖時，則刪去了廣東、福建、浙江、南京部分，只剩下薊遼、山東、朝鮮部分。以上就是宋應昌《全海圖注》及其《華夷沿海圖》的編纂成書脈絡。
【1】［明］黃汝亨：《寓林集》卷17《行狀》，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天啟四年吳敬、吳芝等刻本，第1369冊，第254-256頁。
【2】［明］黃汝亨：《寓林集》卷17《行狀》，第256頁。
【4】《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251，萬曆二十八年八月乙巳條，第4681頁。
【5】［明］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卷首《敕書》，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萬曆刻本，史部，第38冊，第6頁。
【6】［明］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卷首《圖說華夷沿海圖序》，第7頁。
【7】［明］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卷首《圖序》，第8-9頁。
【8】《經略復國要編》，又稱《朝鮮復國經略》，參見［明］祁承：《澹生堂藏書目》，《史部》上，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宋氏漫堂鈔本，第919冊，第589頁；又稱《平倭復國編》，參見王在晉：《海防纂要》卷3，《皇圖一統說》，第700頁。
【9】［明］郭棐：《粵大記》（上冊）卷首《郭棐自序》，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黃國聲點校本，1998年，第3頁。
【10】［明］郭棐：《嶺海名勝記》卷首《王學曾序》，廣州大典影印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四年刻本，第3-6頁。
【11】［明］郭棐：《粵大記》（上冊）卷首《前言》，第6-7頁。
【12】［明］郭棐：《粵大記》（上冊）卷首《袁昌祚序》，第6頁。
【13】［明］劉廷元：《南海縣誌》卷10《人物誌郭棐傳》，廣州大典影印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第272冊，第3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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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弄清了《全海圖注》的作者、版本、修纂時間和實際內容後，再來看其中的《廣東沿海圖》，我們便可以利用該圖解決明代廣東海防的三個重要問題。 下面依次予以評述：
1、《。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所記錄高州電白縣的“番船澳”和“番貨澳”。
明萬曆時期完成的《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圖 1-1）在電白縣連（蓮）頭山稍東標有“番船澳”的島嶼，並在島旁標有“灣泊南風船三十隻”，而在電白縣的西南海面標有“番貨澳”的島嶼，而在島旁還注有“可寄泊”三字，再旁又繪有兩艘外國形制的洋船。很明顯“番船”指的就是外國之船，而“番貨”指的就是外國的貨物，這就是說在今天廣東電白縣有兩個外國商船停泊和卸貨的島嶼。
由於《全海圖注》完成的時間應在萬曆十七年以前，其所記錄的廣東海上形勢大體應該是嘉靖和隆慶時期的海上形勢，而這一時期由於明政府嘉靖初年的海禁政策，基本沒有外國船隻來中國進貢。而從馬六甲直至日本的海上貿易航線完全已被東來的葡萄牙人所控制，這一時期在中國南海海面航行的主要外國船隻以及與中國東南沿海商人走私的外國商人基本上都是葡萄牙船隊及其商人，或依附於葡萄牙船隊的東南亞商人，所以我們可以認定《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中所記錄的番船澳和番貨澳的“番”，指的就是葡萄牙人。17世紀的《莫雷拉航海書》則稱：
從銅鼓山（Pulo Gom）可行上川，以前曾稱呼其為貿易島（A Ilha da Veniaga）。【1】
《利瑪竇中國札記》則雲：
在澳門城興建之前，上川島是中國和葡萄牙人貿易的地點。【2】
1555 年梅爾喬爾（Mestre Melchior）神父致果阿耶穌會修士的信稱：
此地富甲天下。僅在我們停泊的港口，有一條從日本來的大船載三十幾萬公擔胡椒及價值十萬的白銀。這些貨物不消一個月便銷售一空，原因是允許他們（指華商）將貨物從廣州運來上川，在此與華人交易，換取運往印度、葡萄牙及其他地方的貨物。據說，每年如此交易。【3】
上川變成了“富甲天下”的國際貿易據點，而且是“每年如此交易”。這從上川島花碗坪遺址出圖大量明代外銷瓷碎片可以獲得證明【4】，當時的上川島確是“貿易之島”。1623 年時葡萄牙人迪 奧 戈 卡 爾 代 拉 雷 戈（Diogo Caldeira Rego）亦稱：
第一批葡萄牙人於 1524 年到了中國這一帶地區，在上川島與中國人做了 18 年的生意。【5】
雖然，1623 年雷戈記錄第一批葡萄牙人來中國的時間 1524年不太準確，但反映的另一方面則是第一批葡萄牙到達的中國之地是上川。雖然葡文文獻記錄的都是葡萄牙商人在中國進行走私貿易的地方是上川，早期的葡萄牙海圖也是將葡萄牙人來到的地方是上川，而上川距離電白和吳川還有一段距離，很難將《全海圖注》中的“番船澳”和“番貨澳”與葡萄牙人所記錄的上川島完全地統一起來。但是，我們看一看早期葡萄牙海圖中的上川（So Joo）實際上是指的一片很寬的海域，而不是指一孤零零的小島。這樣我們將“番船澳”和“番貨澳”理解為葡萄牙人灣泊船隻的港口和與華人進行走私的港口就可以獲得一致的認識。《明史佛郎機傳》載：
先是，暹羅、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市舶司領之。正德時移於高州之電白縣。【6】
《明熹宗實錄》卷六載：
先是，暹羅、東西洋、佛郎機諸國入貢者，附省會而進，與土著貿易，設市舶提舉司稅其貨。正德間，移泊高州電白縣。【7】
過去，有史家對這一材料表示懷疑，認為廣州市舶司從未移至電白，東南亞及西方商人同中國貿易也從未移至電白。【8】故有人認為，此電白恐為“浪白”之訛。【9】
首先需要說明的，不管是《明史》還是《明實錄》，這一條材料並未言移市舶司於高州電白。《明熹宗實錄》中的“移泊”二字已可證明是指外國商船移泊高州電白。明電白縣在今電城鎮，明又設神電衛於此。有的學者認為：
中國與東南亞南海諸國貿易，船舶到來，灣泊有定所。新寧廣海、望峒；新會奇潭；香山浪白、蠔鏡、十字門；東莞雞棲、屯門、虎頭門等處海澳，都是指定灣泊的地點。從未見過有任何記載提到電白。電白偏遠，交通不便，不是互市之地。【10】
這裡列舉的外國商船停泊的地點出自黃佐《廣東通志外志》。這裡確實無電白之名。但需明白，該志成書於嘉靖四十年（1561），內中所見之事均為嘉靖中的事，確切一點說，應是嘉靖八年（1529）林富上疏重開海禁以後的事，並不能說明正德年間無番舶進入電白附近海域進行貿易。明宋應昌的《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中有這樣的圖示，在電白縣蓮頭山稍東南即有一澳名“番船澳”，並稱“可泊南風船三十隻”；又在電白縣稍西南有一澳名“番貨澳”，並稱“可寄泊”，在緊靠電白縣的海灣中還註明，“泊北風船三十餘隻”。【11】《全海圖注》成書於萬曆十七年以前，以“番貨”、“番船”作為海島的名字出現在地圖上，可以反映兩點：一是這裡的“番貨”囤積多，“番船”經常停泊在這裡，且對這一地區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二是這裡屯積“番貨”和停泊“番船＂已有相當長的時間了，不然，決不會作為具有相對穩定意義的地名出現在地圖上。《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所載的“番船澳”和“番貨澳”在什麼地方呢？明人曹學佺《廣東名勝志》新寧縣條載：
上川，左右為大小金門，又西南二百里番舶往來之衝，是為寨門海。【12】
新寧西南兩百里之寨門海，以地望推之，當即電白海面，而以圖中所標方位推之，在電白縣東南的“番船澳”，當指今陽江之海陵島，其西南角之閘坡舊名“戙船澳”，是良好的深水港灣，也是海陵島上最早的船隻停泊的港灣。阮元《（道光）廣東通志》卷12四載：
明初，陽江、海朗、雙魚三所各裝置倭官一員，每年駕船汛海，扎泊海陵、青州、戙船澳等處。【13】
“備倭”官的設立，除有防止倭寇之意外，還有對外國商人的管理職責，故凡是外國商人出入的沿海港口，多設有“備倭”一職。明人霍韜言：
若欲知備倭以下官賢否，觀其處番夷入境，略見之矣。東南夷皆由廣入貢，因而貿易互為利市焉，中國不可拒之以自困。惟佛朗機之夷，則賊虜之桀也，不可不拒。因拒佛郎機，並拒諸夷，非策也。為今之策，在諸夷之來，則受之，在佛朗機則斥之，否則歷兵以防之，示之必誅，應機失得賢否。辨矣。【14】
“戙船澳”有備倭的定期汛守，而備倭就是為防止番夷而設，而當時的番夷指的就是佛朗機（葡萄牙），反映這一地區確有葡萄牙的外國商船出入，其地又正在電白蓮頭港之東南，因此，筆者認為《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之“番船澳”當為“海陵島”之“戙船澳”。海陵島在《廣東沿海圖》中未標，可能是已標“番船澳”之名，故無海陵之名。否則像海陵這樣的大島決不會在《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這樣詳細的海圖中遺漏的。
至於“番貨澳”，筆者以為是明代電白城西南的“博賀港”。道光《重修電白縣誌》卷3：
蓮頭山西五里為博賀港。
白蕉南三里為雞籠山，濱臨大海，遙對大小放雞山，南門、博賀兩港中分，為海舶必經水道。【15】
《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中“番貨澳”之位置正在“蓮頭山”之西南。“番貨”之“番”古音亦可讀作“博”之音，故疑“博賀”是“番貨”二字的轉讀。查今博賀鎮亦建於明代，故疑《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中電白縣西南的“番貨澳”即“博賀港”。“澳”者，港灣也。《道光電白縣誌》卷 10 有一條材料：
正統五年（1440 年），都指揮張演奏裝置倭隸神電衛。【16】
張甄陶《澳門圖說》亦載：
先是，海舶皆直泊廣州城下，至前明備倭遷於高州府電白縣。【17】
電白有倭患，始於隆慶，而正統五年電白裝置倭一職，亦可證明前期這一帶常有外國商船出入。據此可知，前引“電白偏遠，交通不便，不是互市之地”的結論未免武斷。在電白海面出現“番船澳”和“番貨澳”這樣的港口名就足以證明，電白海面不僅是互市之地，其對外貿易還表現得相當活躍。
還有一條清順治初年的重要檔案文獻可以佐證此說：
濠鏡澳，所名佛朗西國人住居百餘年矣。此國之人種，系西洋來，聞其經歷外洋，如暹羅、日本、交趾、瑪珈沙（Macassar）各國。皆彼此往來貿易，即以番島各貨。向年乘潮至高州電白海濱，停泊番舶，搭蓋茅寮，與粵賈為市，市畢焚寮而去。嘉靖年間漸入至濠鏡澳僑居。【18】
這是關於葡商在電白海面交易的最詳細資料，記錄時間是順治四年（1647）五月，記載人是兩廣總督佟養甲，順治時佟氏既不可能見《明史》、《明史稿》諸書，更不可能見《明實錄》。故可以斷定，佟氏一定看到過比上述更為原始的明代資料，故言在嘉靖前葡人來高州電白貿易。再從葡文史料記載的情況來看，葡萄牙人最初是在上川島及其西北海面貿易，時間是 1514 年到 1517年間，即正德九年至正德十二年，而電白海域不論從地域還是時間均與葡文史料相合。因此，筆者認為，《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中的“番船澳”和“番貨澳”就是正德以後葡萄牙人以及附屬的東南亞商團來中國南海貿易時留下的兩個港口，一個當為電白縣東南海陵島上的戙船澳，一個當為電白縣西南的博賀港，在葡萄牙早期海圖上統稱為廣義的上川海域。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明正德年間，西起電白海面，東至上、下川島這一區域已成為外國商船的重要貿易區。那麼，葡萄牙人為什麼選擇這麼一片遠離廣州的地方進行貿易呢？筆者認為，應該是基於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葡萄牙商人從馬六甲航海到中國，從航線上看，是經海南島東部進入南海海域，而進入南海海域後，最先進入的即西起電白、東止上、下川島這一海域區，由於這一地區有較多的良好港灣，又是番舶的必經之道，因此，那些對中國情況還完全不熟悉的葡萄牙商人將這一片最先接觸到且又靠近中國大陸的海域作為自己的貿易駐點，就是情理中的事了。清初人姜宸英稱：“高、廉、雷，西洋貢道之所以入也。”【19】即也是認識到，從西洋往中國的航線，高、廉、雷三洲乃必經之地 ，是 外 國 商 隊 最 先 進 入 中 國 領 域 的 第 一 海域區。
二是正因為上川、電白一帶距離設有專門管理外國商人的市舶司的廣東省城較遠，而這一區域歷來又是中國“商漁聚集”之地，在這裡進行民間的商業貿易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這應是葡萄牙商人為什麼會最早選擇電白─上川這一區域作為他們對華貿易基地的重要原因。
圖 1- 1 《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番船澳”、“番貨澳”部分
圖1- 2 《粵大記廣東沿海圖》“番船澳”、“番貨澳”部分
圖2 《蒼梧總督軍門志全廣海圖》之香山縣濠鏡澳部分
2。《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香山縣部分記錄的澳門及其附近地名
關於澳門的開埠時間，各種文獻記載不一，但關於葡萄牙正式入居澳門的時間，中外文獻記錄基本一致。中文文獻唩嚟哆《報效始末疏》稱：
迨至嘉靖三十六年，歷歲既久，廣東撫按鄉紳悉知哆等心跡，因阿媽等賊，竊據香山縣濠鏡澳，出沒海洋，鄉村震恐，遂宣調哆等搗賊巢穴，始準僑寓濠鏡，比作外藩子民，授廛資糧。【20】
而眾多的葡文文獻均記錄嘉靖三十六年（1557）是葡萄牙人正式入居澳門的時間。而最早記錄澳門的地圖應該是應檟、凌雲翼、劉堯誨三人合編的《蒼梧總督軍門志》卷 5《全廣海圖》（圖 2）及宋應昌《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圖 3-1）。據研究，前書前後凡三纂，嘉靖三十一年（1552）應檟初輯，萬曆初年凌雲翼嗣作，萬曆七年（1579）劉堯誨重修。【21】該書在廣東省城之南的海面繪有一長條形半島，在半島旁標有“香山澳”之名，在半島上還注有“夷人住此”四字，在香山澳西側又標有“十字門澳”，還稱：“夷船泊此澳內。”十字門西有“西草灣”，其旁還注有“此澳大，可泊東北風，至老萬山二潮水，至虎頭門三潮水，至雞公頭一潮水。”在西草灣之北還標有“大小釣可泊颶風，濠鏡澳有夷船”。其南則標有島嶼“橫琴山”，再西則為島嶼“三灶”和“浪白”。《蒼梧總督軍門志》雖然最後完成於萬曆七年劉堯誨之手，但關於當時海上形勢變化的資料應來自於萬曆初年的凌雲翼，因為萬曆七年劉堯誨剛來廣東，他不可能獲得詳細的澳門資料，而凌雲翼從隆慶中到萬曆初一直在廣東海域作戰，對廣東海上形勢極為熟悉，所以筆者認為，《蒼梧總督軍門志》中的澳門資料應來自於萬曆初年凌雲翼參加撰寫的部分。《蒼梧總督軍門志·全廣海圖》，可以說是見於中國歷史地圖中的第一幅記錄澳門的地圖，同時也是明人第一次在地圖上記錄了澳門及其周邊地區的地理環境和形勢，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至於《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應是第二幅記錄澳門的中國歷史地圖，該圖在香山縣東南繪有一長條形的半島，在半島上明確標有“濠鏡澳”之名，在半島中部還繪有六座房屋，旁邊標有“番人房屋”。在半島的頂端繪有兩艘外國形制的船，旁邊還標有“番船”二字。在番船旁又標有“亞馬港”三字，以示該處為外國船隻停泊的港口。在半島的北部，標有“望下村”三字，旁邊還標“有陸路至香山縣”七字。在半島之南的海面標有“上十字門”和“下十字門”，在下十字門之南又繪有一個島嶼，島上有“橫琴村”、“深井”和“淺井”等三個地名，在橫琴之東，則繪有一島嶼，標明為“西草澳”，在西草澳和橫琴島之間還標有“亞婆尾”三字。很明顯，《全海圖注》所繪製的澳門及其附近部分較《蒼梧總督軍門志》所繪製的內容又要詳細一些。
在這幅《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中，濠鏡澳所佔的比例明顯大於它的實際地理區域，這也反映了繪圖者對新開埠不久的濠鏡澳的重視。而且筆者認為，繪製此圖的宋應昌雖然沒有去過澳門，但他手頭一定掌握了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廣東人所寫的有關文獻和報告，也應該參考過凌雲翼在萬曆初年完成的《蒼梧總督軍門志·全廣海圖》。否則，他不可能對濠鏡澳這一在當時歷史上尚未見其名的彈丸之地有如此詳細的繪製。然而，在這樣詳細的澳門地圖上，一座 最 具 代 表 性 建 築 卻 沒 有 提 及 ，即 萬 歷 二 年（1573）中國政府在澳門興建的關閘。清以後的澳門地圖，不論大小詳略，澳門關閘總是最醒目地標在澳門圖上。因此，我們大致可以推斷，關於《全海圖注》濠鏡澳部分地圖應繪於萬曆二年之前，或者說這一部分地圖應該是根據萬曆二年之前的文獻和資料完成的。下面擬將對上面所述有關澳門及其附近地名逐一進行考證：
（1）濠鏡澳
圖中澳門半島中間部分在“番人房屋”旁標名為“濠鏡澳”。“濠鏡澳”作為一個地名正式出現在中國歷史地圖上，這是第二次，第一次即出現在上述《蒼梧總督軍門志全廣海圖》中。而在古文獻上，“濠鏡澳”一詞則出現得更早，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龐尚鵬的奏疏中即已提到：
廣州南有香山縣，地當瀕海，由雍麥至濠鏡澳，計一日之程，有山對峙如臺，曰南北臺，即澳門是也。【22】
嘉靖四十五年（1566）在吳桂芳的奏疏中再次提到“濠鏡澳”：
馴至近年，各國夷人據霸香山濠鏡澳恭常都地方，私創茅屋營房，擅立禮拜番寺，或去或住，至長子孫。【23】
值得注意的是，繪圖者將“濠鏡澳”三字標在澳 門 半 島 中 部“番 人 房 屋 ”處 ，這 與 埃 雷 迪 亞（Manuel Godinho de Erédia）繪於 1615 至 1622 年間的《澳門平面圖》（圖 4）一樣，當時被稱之為Macao 的葡人居住區僅在南灣附近澳門半島中部的一小塊地方，而南部與北部均為中國官方控制的地區。【24】《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之澳門部分之濠鏡澳標法與埃雷迪亞《澳門平面圖》標法完全一致，即濠鏡澳僅表示澳門半島中部之“番人”居住區，而不是澳門半島全部。這也應是第一次在中國地圖上較準確地界定了濠鏡澳的地理位置及地域內涵。
（2）亞馬港
圖中在澳門半島尾端海旁標有“亞馬港”三字，還在旁畫有兩隻“番船”。亞馬港，當即阿媽港的異譯，白樂嘉稱：
阿媽閣前面的港叫做“阿媽港”，葡萄牙人未到澳門之前，此名即已傳聞。【25】
16 世紀曾居住澳門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說：
那 裡 敬 奉 一 座 廟 宇（pagoda），叫 阿 媽（Ama）。因此，稱此地為 Amacao，在我們的語言中，意即“阿媽港”。【26】
16 世紀很多葡萄牙文獻均稱澳門為 Amacauo、Amaquo、Amagao，即指阿媽港。如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收藏的 1555年平託寫回葡萄牙的信，即稱 1555 年 11 月 20 日發自亞馬港，其葡文的寫法則是“Amaquo”，梅爾喬爾神父寫回果阿的信亦稱 1555 年 11 月 23 日發自亞馬港。【27】可知在 1557年葡萄牙人正式入住澳門之前，澳門就已經有了“亞馬港”之名。此外，16 世紀至 17 世紀初，很多日本文獻均稱澳門為“阿媽港”。如日本學者川北喜右衛門《原城紀事》稱：
天正九年二月，阿媽港載伴天連來，伴天連入京師，遂詣安土謁信長。【28】
天正九年，即萬曆九年（1581）。又如林羅山撰寫的文書《諭阿媽港》、《寄阿媽港父老》、《諭阿媽港諸老》、《誅耶穌邪徒諭阿媽港》。【29】林羅山（1583-1657），本名信勝，又名忠，號羅山，字子信，出家後法號道春，日本德川幕府初期著名學者。他所撰寫的上述文書都完成在慶長十六年（1611），可見 16 世紀後期及 17 世紀初，日本人均稱澳門為“阿媽港”，又譯“亞馬港”。從《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中出現“亞馬港”一地，可以反映來源於葡語 Amaquo、Amacauo 澳門古名在當時是流傳很廣的，不僅在葡萄牙及西方國家傳播，而且日本人也完全接受，甚至中國人也予以接受，故在中國的廣東海圖上標出了“亞馬港”一名。但很明顯，《廣東沿海圖》標“亞馬港”僅指澳門半島尾端的港口部分，而不是像西方人與日本人一樣以“阿媽港”通指當時的整個澳門。
（3）望下村
圖中於澳門半島與大陸相連處標有“望下村”三字，這是文獻中第一次出現“望下村”之名，望下村，又作旺廈村、望霞村等，今作望廈村。但據此文字可知，望廈村最原始的名稱應為“望下”。筆者以為，望廈一帶原為一山，稱望廈山，又稱蓮花山【30】，山以南俱為低地，而葡人居住區俱在低地，至蓮花山望下一看，盡為葡人居屋，故很通俗地命名其地為“望下”。屈大均《廣東新語》描繪當時蓮峰山之地形：
一嶺如蓮莖，踰嶺而南，至澳門則為蓮葉，嶺甚危峻，稍不戒，顛墜崖下。既踰嶺，遙見海天無際，島嶼浮青，有白屋數十間在煙霧中，斯則澳夷所居矣。【31】
“望下”之意蓋來於此，即從嶺望下看之意。明代稱“望下”者還有顏子卿《安平顏氏族譜》：
十二世：廷弼之子克邁，號衷魯，生萬曆己亥年六月初四，卒崇禎戊辰十一月初三，葬廣州府香山縣望下村，僑住廣東省，遂世居其地。【32】
安平顏氏第十二世顏克邁在崇禎以前即移居香山縣望下村，死後即葬該地。《開基瀛洲分基高厚王氏族譜》：
兆懋，日瞻公長子，字發慎，諡謹齋。住澳。生崇禎庚辰年九月初三日，卒康熙癸未年七月十九日。考葬澳門望下西村。【33】
崇禎十三年出生的高厚王氏之王兆懋世居澳門，其父死時亦葬澳門望下西村。明鄭芝龍《鄭氏族譜》：
南衢公第五子，諱儲琰，字明苑，號□□。少年夭，葬香山望下村。娶，無嗣。【34】
此譜原文稱“葬香山望村”，此處當脫一“下”字，當為“葬香山望下村”。《鄭氏族譜》為崇禎十三年鄭芝龍撰修，故可知，直至明末該村一直被稱為“望下村”。後之望廈、旺廈，均為後人改寫之訛。目前最早見到改為“望廈村”者，即康熙十年成書的《香山縣誌》卷首《濠鏡澳圖》，圖中標有“原望廈村”。【35】望下建村具體時間已不可考，但據《全海圖注》，則大致可斷，望下村建村約在萬曆初年以前，也就是說澳門開埠後不久就已經有人移居澳門望下村，上述移居望下村之安平顏氏、高厚王氏、石井鄭氏均為福建人，大致可斷，明代最早移居澳門並在澳門望下開村者當即為福建人。（4）上十字門和下十字門
圖中在澳門半島近海處標有“上十字門”和“下十字門”。十字門是澳門半島南面海道之名，《澳門記略》稱：
澳門，則以澳南有四山離立，海水縱橫貫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門，故合稱澳門。【36】
而《全海圖注》則是分為“上十字門”和“下十字門”，這是中國歷史地圖上第一次對十字門的記錄，《道光香山縣誌》亦將十字門分為上下：
若上十字、下十字、黃麖、馬騮等門，正當廣州南衝，與虎跳、雞啼等門互相聯絡。【37】
明代文獻則稱上下十字門為內外十字門，嘉靖《香山縣誌》稱：
大吉山上東，中水曰內十字門；小吉山上西北，中水曰乾門；九澳山，上東南西對橫琴，中水曰外十字門。【38】
康熙《香山縣誌》亦稱：
大吉山，山之東中水曰內十字門……澳山山之東南西對橫琴，水中曰外十字門。【39】
還有稱之為大小十字門者，張甄陶《澳門圖說》：
凡海中依山可避風、有淡水可汲曰澳，又其東有大十字門，西有小十字門，海舶可以出入，因呼為澳門。【40】
大小十字門均為進入澳門必經水道。大十字門即外十字門，即下十字門；而小十字門則為內十字門，為上十字門。
（5）西草澳
圖中在澳門半島與橫琴島之間標有“西草澳”一地，以圖中方位顯示，“西草澳”應在今路環或凼仔島之地。《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作者為什麼會在這裡標“西草澳”這一地名？查《蒼梧總督軍門志·全廣海圖》，同樣也是在澳門半島之西，橫琴山之南標有“西草灣”之名，“西草澳”當即“西草灣”，兩圖所標西草澳（灣）地望基本一致。將一個以前從未出現過的極小的地名，繪入明代海防圖中，筆者認為，應與中葡西草灣之戰有關。《明史·佛郎機傳》：
嘉靖二年，（佛郎機）遂寇新會之西草灣，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御之。【41】
《明世宗實錄》卷24亦載：
嘉靖二年三月壬戌，佛朗機國人別都盧【42】寇廣東，守臣擒之。初，都盧恃其巨銃利兵，劫掠滿剌加諸國，橫行海外。至率其屬疏世利等千餘人駕舟五艘破巴西國。遂寇新會縣西草灣。備倭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率師截海御之。【43】
《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作“西草澳”，而《蒼梧總督軍門志·全廣海圖》及《明史》《明實錄》均作“西草灣”。“澳”即海灣，正因為中葡曾在此地交戰，故“西草灣（西草澳）”這種極小的地方能在廣東海圖中標出，筆者認為，這應是《全海圖注》作者標出“西草澳”的原因，也正好說明當時宋應昌繪此圖時手頭擁有正德末嘉靖初中葡交往的原始資料。值得注意的是，《明史》《明實錄》均稱為新會之西草灣或新會縣西草灣，而《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和《蒼梧總督軍門志·全廣海圖》卻標在香山縣境內，均在澳門半島之西的橫琴山下標有“西草灣”，這就說明西草灣，中葡交戰的這一著名戰場，就應該在澳門半島和橫琴島之間，或即在今天澳門的路環島附近。關於西草灣之地，前人有很多爭論，有的認為在今大嶼山北岸沙螺灣與大澳之間【44】，林天蔚也認為：“正德年間，出兵掃蕩葡人的根據地的茜草灣戰役，即在香港大嶼山附近。”【45】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筆者查閱了數以萬計的明清原始文獻，從來沒有出現過“茜草灣”之名，而當代學者普遍將“西草灣”寫成“茜草灣”，特別是對閱了《全海圖注》的原圖後更清楚地顯示所有文獻所目標都是“西草”，而非“茜草”。此雖小事，但足以反映今人治學之粗疏。《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與《蒼梧總督軍門志·全廣海圖》都是經過詳細調查沿海地形才繪製的海防圖，其準確性應是很高的，筆者以為，《明史》《明實錄》稱新繪西草灣當誤，應為香山西草灣（西草澳），而將西草灣之地考證到大嶼山則離史實更遠矣。
（6）亞婆尾
圖中在“橫琴村”和“西草澳”之間標有“亞婆尾”一名，橫琴村之右則標“深井”和“淺井”，深井和淺井為橫琴島之兩地，文獻記載甚明。從《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深井與亞婆尾的標法，亞婆尾應為橫琴島東南一地名。又據康熙《香山縣誌》稱：
前山寨：明天啟元年建參將府衙門，陸兵柒百，把總貳員，哨官肆員；水兵壹千貳百零，把總叄員，哨官肆員，大小哨船伍拾只，防守石龜潭、秋風角、茅灣口、掛椗角、橫洲、深井、亞婆尾、九洲洋、老萬山、狐狸洲、金星門各處汛海。【46】
很明顯，在明代至少在天啟時“亞婆尾”和“深井”、“秋風角”、“掛椗角”等澳門周邊之島嶼和海灣均已經成為明軍水師防汛之地。
但是，清代地圖至少有四幅圖將“亞婆尾”標在路環島，一是《清初海疆圖說》，在橫琴島東面，雞頭（仔）島南面之島上標名“阿婆尾”【47】，很明顯，此阿婆尾即指路環島；二是陳倫炯《海國聞見錄》卷 下 附《沿 海 全 圖》亦 將 路 環 島 標 名 為“阿 婆尾”【48】；三是王之春《清朝柔遠記》附編之《澳門圖》亦將路環島標為“阿婆尾”【49】；四是阮元《廣東通志》卷一二四《海防略》二《廣東海圖》在凼仔島之南、九澳角之東標有“亞婆尾”【50】，很明顯，這一“亞婆尾”亦應在路環島上。“亞”、“阿”，粵語同音。故今人陳業東稱：“路環又名阿婆尾。”【51】雖然陳業東這一結論有清代多種文獻的證據，但上述四種文獻所載路環島為“阿婆尾”之名是否正確，我們還必須核查其他的文獻資料。祝淮《新修香山縣誌》之《海防總圖》將“亞婆尾”標在橫琴島之南，與橫琴島上的深井標在同一島上【52】，很明顯，祝淮之《海防總圖》認為“亞婆尾”在橫琴島上，而不在路環。張人駿《廣東輿地全圖》及宣統元年《廣東輿地全圖·香山縣圖》亦將“阿婆尾”和“亞婆尾”分別標在各圖的橫琴島之東南，是橫琴島上的一地名。【53】究竟是誰正確呢？筆者以為，主“亞（阿）婆尾”為路環者，多為大概言之的海防圖，圖之準確性並不太高，《清初海疆圖說》、陳倫炯《沿海全圖》、王之春《澳門圖》，甚至包括阮元的《廣東海防圖》多屬未經實地勘察而繪製之海圖，故有可能將“亞（阿）婆尾”這麼一個小地名標錯。而祝淮之《海防總圖》均是為修縣誌而繪製的地圖，其準確程度應高於前圖，特別是光緒二十三年及宣統元年的兩幅《廣東輿地全圖》均採用現代地圖測繪方式標有經緯線的地圖，其準確程度已大大高於前圖，這些地圖均是經過實地勘測繪製而成，其記錄應較為可信。除此之外，筆者還找到一條文字材料為其力證，清光緒時期的《海道圖說》亦稱亞婆尾在大橫琴的東南：
過九澳東角，相距一里半，水深四拓半之處，即可過大橫琴東南角之亞婆尾。任離遠近，皆無阻滯。蓋近亞婆尾處亦深四拓也。又東至蒲臺，則由漸而深，當對亞婆尾角時，可見西面二水島順列成直線。【54】
這是西方人經過實地考察完成的在海上地理書，其翻譯者又為著名的漢學家傅蘭雅，所載廣東海上地理十分可信。故光緒修《香山縣誌》時亦將金約翰《海道圖說》的澳門周邊水道地理全部抄錄其中。據此，我們可以相信亞（阿）婆尾不是路環的別名，而是橫琴島上的一地名，最為重要的是，因為從明代萬曆時期完成的《全海圖注》就已經證明亞婆尾是橫琴島東南部的一個地名。
《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圖3- 1）和《粵大記廣東沿海圖》（圖3- 2）香山縣濠鏡澳部分
圖4 1615- 1622 年間繪《澳門平面圖》
圖 5- 1 《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之南澳島“吳平窠”；圖 5- 2 《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之南澳島“許朝光窠”、東湖“莫應敷窠”，南洋“朱良寶窠”；圖5- 3 《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之廣澳“林道乾窠”、大家井“魏朝義窠”
3。《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記錄的潮州及南澳部分海盜巢穴
圖中在南澳島部分標有“吳平窠”和“許朝光窠”，在澄海縣之東湖標有“莫應敷窠”，南洋標有“朱良寶窠”，在海門所對海廣澳之下會標有“林道乾窠”，並靠近河渡門，在蓬州所鮀浦司大家井處標有“魏朝義窠”。在《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中明確地標明瞭從嘉靖末到萬曆初崛起於潮州地區六位著名海盜首領的藏身的窠巢，這應該是在中國歷史地圖上第一次出現的事情，也更深刻地證明《全海圖注》完全是一部著眼於如何準確掌控當時國家海上形勢而編纂的極為實用的海防地圖。
（1）吳平窠
據圖 5-1 吳平建立的據點位於南澳島東側，又稱“吳平寨”。據《南澳志》：“竹棲澳，離吳平寨裡許。”可知吳平寨實在南澳島竹棲澳近旁。吳平為福建詔安四都人，少即為盜，後逐漸發展，並吸納多次被明軍擊敗的流散倭寇，勢力越來越壯大。嘉靖四十三年，福建總兵俞大猷招降吳平，“已而復叛，造戰艦數百，聚眾萬餘，築三城守之，行劫濱海諸郡縣。”【55】後被戚繼光率兵襲擊，吳平遂率戰船百餘艘進據南澳，在深澳之東築寨，並在島上“造居室，起敵樓於娘娘宮澳口之前後，泊蒙衝鉅艦於澳前深處。”【56】據《潮汕文物志》載，吳平寨遺址在今南澳縣深澳東村東側，寨牆用土木石壘築，還設有海底石牆，海陸寨總長約三千米。【57】其規模甚大，亦可反映吳平海寇集團在南澳島上的軍事實力。俞大猷亦稱吳平“結巢於海嶼深澳，半在寨，半在船”。【58】嘉靖四十四年，吳平寨被明軍摧毀。據《明史·吳桂芳傳》：“平初據南澳，為戚繼光、俞大猷所敗，奔饒平鳳凰山。”【59】
（2）許朝光窠
據圖 5-2，許朝光建立的據點位於南澳島西側的隆澳附近。《南澳志》稱：“許朝光巢隆澳深處”【60】，又稱“後澤澳，在隆澳。明賊首許朝光築寨於此。今毀”【61】。“南澳中有石城，乃近時賊人許朝光所造，雉堞濠塹，屹然雄鎮”【62】。據此可知，所謂許朝光巢指的就是許朝光在南澳島隆澳地方建築的一座石城。據《潮汕文物志》稱，“許公城遺址，位於南澳縣隆澳東側山腳下，嘉靖四十年（1561）由許朝光建立，方向三百度，圍六十餘丈。現遺存城基厚二米，高米餘，長斷續數十米，夯貝灰土中夾以條石”【63】。許朝光，本姓謝，廣東饒平人，為嘉靖時巨盜許棟之養子。嘉靖三十七年，朝光殺其養父，收其部眾，遂駐守南澳後澤澳，並在此築城寨。據史料稱，當時“有許朝光新舊城”【64】，可以證明許朝光在南澳有很大勢力，居然前後在南澳修建了兩座城寨。然而，關於許朝光之死，各種文獻記載不一，郭棐《粵大記》稱，“嘉靖三十四年，撫盜許朝光分據潮陽牛田洋，後為陳滄海所殺”。並稱“今南澳有許朝光舊寨雲”【65】。而齊翀《南澳志》則稱：“嘉靖三十七年，許朝光據南澳，其黨莫應夫殺之。”【66】據乾隆《澄海縣誌》又稱許朝光：“築寨東湖，分遣頭目，駕鉅艦，屯牛田洋，沿海剽掠。隆慶元年為其黨莫應敷所殺。”【67】許朝光被殺的時間有三種，殺許氏者有兩人，不知當以何為是，待考。
（3）林道乾窠
據圖 5-3，林道乾建立的據點位於海門所對海的廣澳。林道乾，潮州澄海人【68】。原屬吳平海寇集團，吳平死後，即與曾一本分別糾合吳平餘部，並各自發展自己的勢力【69】。嘉靖四十五年，率部屬進據南澳。三月，從雲澳發舟五十餘艘進犯詔安，被俞大猷擊敗，逃遁人澎湖、臺灣。後又返潮州，被明廷招撫，居於潮陽下尾鄉。據林大春《潮陽縣誌》稱：
埭頭下尾俱有寨。下尾，一名華美，即今撫民林道乾安插之所。初隆慶二年，道乾以知縣陳王道、總兵郭成之招，因住於此。【70】
《潮陽縣誌》又稱：
繼招林道乾於華美，民怨未舒，然猶僻在一隅，離縣三十餘里，今所議白土地方即在潮陽城外與海門所聯屬。【71】
《潮陽縣誌》稱，林道乾的住所是離潮陽縣城三十餘里的下尾，又稱華美，但《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上所標“林道乾窠穴”卻在潮陽縣海門所對海廣澳之“下會”，下會與下尾雖然都是明朝招降海盜之所，但並非同一地方。《潮陽縣誌》記載招收之村既有下尾，又有下澮，下澮當即下會。並在“下澮”條下稱：“隆慶元年總兵湯克寬議招海寇曾一本於此。”【72】《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以廣澳之下會為林道乾巢穴所在，而《潮陽縣誌》則以潮陽縣城外的下尾為林道乾安插之地。筆者認為當以《全海圖注》為準，因為《全海圖注》標“林道乾窠穴下會”旁還有“河渡門”一名，順治《潮州府志》稱：“有林道乾寨依河渡。”【73】即可證明林道乾的巢穴應靠近河渡門，亦可證《全海圖注》將林道乾巢穴標在廣澳之下會是正確的。圖上還標明此處“泊北風船三百隻”，“泊南風船五十隻”。可以表明當時林道乾的船隊有數百隻船泊於廣澳。招安後的林道乾並未實心歸明，他暗地招收海上精兵，並在此處控制南澳海面。萬曆元年，殷正茂蕩平山寇後，又率軍攻林道乾，林率部再次進據南澳，由於明廷官兵緊追不捨，林道乾遂走柬埔寨。【74】
4）莫應敷窠
據圖 5-2，莫應敷建立的據點位於澄海縣的東湖。莫應敷，潮州人，先為許朝光之部屬。嘉靖末，與陳滄海殺許朝光而代之，佔據南澳許朝光駐地。並與諸良寶、魏朝義糾黨入海行劫，與林道乾相應。後因地方多事，兵力難分，勉為招撫。莫應敷被安置在澄海縣東湖寨。【75】《萬曆武功錄》亦云：“時應敷先受撫在東湖寨矣。”【76】此即《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中澄海東湖的莫應敷窠。萬曆元年，兩廣總督殷正茂發動對林道乾集團的圍剿，莫應敷的東湖寨亦被譭棄。莫應敷與許朝光子許國柱並餘黨四百二十三人攜帶鳥銃、銅鐵炮及發熕“請入澄海，籍居城中。”故知莫應敷的東湖寨被明軍攻毀後，又率餘部移居澄海城中。莫應敷的巢穴東湖寨據《萬曆武功錄》稱：“始敷所築圍牆甚壯麗，足以示威。一旦毀巢散黨，曰寧為治民，使阿寨生荊棘、 鹿遊干戈之場也。”【77】
（5）朱良寶窠
據圖 5-2，朱良寶建立的據點位於澄海縣的南洋。朱良寶，又作諸良寶，潮州澄海縣蘇灣都人。故多稱其為“蘇灣賊首”。【78】“南洋”，即在澄海縣蘇灣都。【79】乾隆《澄海縣誌》稱：
全郡險要鎮有五，澄居其三：……東北曰南洋，蓮峰峙其背，管隴、獅子諸山，環列左右，水自橫隴溪東流，歷程洋崗由蓬子港直通外洋，昔為朱良寶負固之所。【80】
明王天性《平寇論跋》稱：“嘉靖間朱良寶叛，聞官軍將至，縛獻其黨求媚。”【81】又據嘉慶《澄海縣誌》稱：“良寶，蘇灣南洋人。初從鄉人王伯宣為白哨，伯宣誅，良寶輔伯宣子若魯以叛。當道議發兵剿之。良寶懼，縛若魯以獻，旋丐撫，結寨南洋，仍肆劫掠。”【82】隆慶五年（1571）八月，明軍在程洋岡圍剿朱良寶，敗績。【83】萬曆二年（1574）三月，廣東總兵張元勳率兵大破朱良寶與南洋寨，朱良寶自焚死。【84】
（6）魏朝義窠
據圖 5-3，魏朝義在建立的據點位於潮州澄海縣鮀浦司大家井。魏朝義，潮州海寇，據《粵大記》稱：“潮地自嘉靖壬子以來，倭奴海賊縱橫，殘破為甚。良寶與逃夷林道乾及改行魏朝義、莫應敷各先後紏黨出海，其為禍最慘者，則林朱也。官府苦於地方多事，兵力不暇，準其告招。招之後，朱據南洋寨，林據華林寨，魏住大家井。”【85】《萬曆武功錄》則稱：“魏朝義者，潮海寇也。隆慶中，與曾一本、林道乾、諸良寶並雄海上，頃之，一本伏誅，朝義自度吾犬馬齒長，不足以當椹質，何乃以身試法，而直為此廩廩奸將軍旗鼓哉。孰與為治民便，於是，詣疆吏受撫，請居大家井，部兵六百一十一人。”【86】魏朝義建城寨於蓬州所鮀浦巡檢司旁的大家井，《萬曆武功錄》稱：“始義所居寨，皆有圍垣，甚壯麗，足以自蔽。”【87】可知，魏朝義所築大家井寨是一座頗為堅固的城垣。魏朝義歸服後，一直與明王朝合作，直至萬曆六年還為兩廣總督劉堯誨所命率軍入海搜尋林道乾。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吳平窠”、“許朝光窠”、“林道乾窠”、“莫應敷窠”、“朱良寶窠”及“魏朝義窠”均為嘉靖末和隆慶初潮州海盜在澄海、潮陽、南澳等地修建的城寨。《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第一次將這些海盜的窠巢準確地標明在當時得海防地圖上，可以反映海圖作者對於當時海防文獻掌握之全面詳細。這一部分海圖除標出了上述六位海盜的巢穴外，還有一處極為重要的記錄，即該圖在南澳島上還標有“新副總兵城”，南澳於萬曆三年九月設副總兵【88】，萬曆四年建南澳副總兵城，據載：“南澳城在饒平縣信寧都海島，明萬曆四年丙子副將晏繼芳建澳城。坐南朝北，其形如箕，高二丈二尺，厚五尺，周圍六百一十九丈，垛堞六百一十四，門樓四。門四：東朝旭，西揚威，南金城，惟南倚金山，有城樓而未設門，北曰候潮。敵樓七座，窩鋪七間。”【89】可以反映，這是一座極具規模的城堡，以今天尚存的遺址看僅存東西城基 50 米。《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既然標註了萬曆四年建立的南澳副總兵城，而且還特別標明為“新”副總兵城，那麼可以說明這部分地圖應當是在萬曆四年（1576）後不久繪製的。同時，也可以為《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部分大致確定了一個繪製的時間，即萬曆四年後。
【1】《莫雷拉航海書》，轉自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0頁。
【2】〔意〕利瑪竇、〔比〕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第2卷，第1章，（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28頁。
【3】《平託信札及其他文獻》第 67-68 頁，載金國平：《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 世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0頁。
【4】 黃薇、黃清華：《廣東臺山上川島“花碗坪”遺址出圖瓷器及相關問題》，《文物》2007年第5期，第78-88頁。
【5】〔葡〕迪奧戈卡爾代拉雷戈著，範維信譯：《澳門的建立與強大記事（1623 年）》，澳門《文化雜誌》第 31 期，1997 年，第145-150頁。
【6】［清］張廷玉：《明史》卷325《佛郎機傳》，（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8433頁。
【7】《大明熹宗悊皇帝實錄》卷 11，天啟元年六月丙子條，（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影印本，1962年，第549-550頁。
【8】 戴裔煊：《明史佛朗機傳箋證》，（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84 年，第 59-61 頁；黃文寬：《澳門史鉤沉》第 3 編《地誌考》，（澳門）星光出版社，1987年，第197-297頁亦持此說。
【9】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12頁。
【10】戴裔煊：《明史佛朗機傳箋證》，第 59-61 頁；黃文寬：《澳門史鉤沉》第3編《地誌考》，第197-297頁亦持此說。
【11】［明］郭棐：《粵大記》卷 32《廣東沿海圖》，第 538 頁上亦同。
【12】［明］曹學佺：《廣東名勝志》卷 1《新寧縣》，廣州大典影印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明刻本，第 228 冊，第533頁。
【13】［清］阮元：（道光）《廣東通志》卷124《海防略》，廣州大典影印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年刻本，第 253 冊，第566-567頁。
【14】［明］霍韜：《霍文敏公文集》卷 10《兩廣事宜》，廣州大典影印中山大學圖書館藏同治元年刻本，第 425 冊，第 578-579 頁。霍韜死於嘉靖十九年（1540 年），則此言當是指正德時或嘉靖初，“備倭”是處置番夷之事的官。
【15】［清］章鴻：（道光）《重修電白縣誌》卷 7《海防》，清道光五年刻本，第1頁和第3頁。
【16】［清］章鴻：（道光）《重修電白縣誌》卷 11《兵制》，第1頁。
【17】［清］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 9 帙《澳門圖說》，（杭州）杭州古籍書店影印光緒刻本，1985年，第315頁。
【18】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文獻叢編》第 24 輯《總督兩廣巡撫佟養甲為請許濠鏡澳人通商以阜財用事題本》，（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民國三十六年排印本，1991 年，第19頁。
【19】［清］賀長齡：《清經世文編》卷83《兵政》14，姜宸英《海防總論擬稿》，（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92年，第456頁。
【20】［明］韓霖：《守圉全書》卷 3 之 1《制器篇》，（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室藏明崇禎十年刻本（殘本），第86-91頁。
【21】何林夏：《蒼門總督軍門志研究》，載影印本《蒼梧總督軍門志》，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影印，萬曆九年林大春序刊本，1991年，第486頁。
【22】［明］龐尚鵬：《百可亭摘稿》卷 1《陳末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二十七年龐英山刻本，集部第129冊，第130頁。
【23】［明］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卷 342 吳桂芳《吳司馬奏議》，（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明崇禎十一年平露堂刻本，1962年，第3669頁。
【24】 〔 葡 〕曼 努 埃 爾·埃 雷 迪 亞（Manuel Godinho deErédia）：《澳門平面圖》，轉引自《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文化交流》，（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1994年，第112-113頁。
【25】 Jack M。 Braga，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of Macao，Macau：Imprensa Nacional，1949，p。105。
【26】〔意〕德禮賢：《利瑪竇全集》第 1 卷，（羅馬）國家出版社，1942 年，第 151-152 頁，轉自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第216頁。
【27】《平託信札及其他文獻》，第 66-70 頁，轉自轉自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第228頁。
【28】〔日〕川北喜右衛門：《原城紀事》卷 2《前編》第 2《天教之害》中，《長崎叢書》據弘化三年序刊本翻刻，第 1 卷，長崎市，大正十五年，第48頁。
【29】〔日〕林羅山：《羅山先生文集》上冊卷 12《外國書》上，日本帝國圖書館藏日本京都史蹟會大正七年翻刻本，第 133-134頁及下冊卷58，《雜著》3，第246-247頁。
【30】［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形勢篇》，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西阪草堂刻本，第 2頁：“又二十里為濠鏡澳，不至澳六七里，山嶄然斷，亙沙堤如長橋，曰蓮花莖。莖末山又特起，名蓮花山。”
【31】［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 2《地語》，（北京）中華書局據清康熙十九年木天閣刻本整理標點，1985年，第36頁。
【32】［民國］顏子卿：《安平顏氏族譜》卷 8《東大廳房欽吾公派》，晉江市圖書館藏民國丙子年重修本影印本，第19頁。
【33】［清］佚名：《開基瀛洲分基高厚王氏族譜》不分卷，泉州中國閩臺緣博物館藏瀛洲王氏族譜高厚鄉支譜道光重修稿本，原譜無頁碼。
【34】［明］鄭芝龍：《鄭氏族譜》，《臺灣文獻彙刊》第 1 輯，第5 冊，影印明崇禎庚辰年鄭芝龍修鄭氏族譜，九州島出版社，2004年，第574頁。
【35】［清］申良翰：《（康熙）香山縣誌》卷 1《輿地志香山縣誌圖》，廣州大典影印中山大學圖書館藏康熙十二年刻本，第295冊，第265-267頁。
【36】［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捲上《形勢篇》，第1-2頁。
【37】［清］祝淮：（道光）《新修香山縣誌》卷 4《海防》，中山文獻影印清道光七年刻本，第3冊，第630頁。
【38】［明］鄧遷：（嘉靖）《香山縣誌》卷 1《風土》1，日本藏中國稀見地方誌叢刊影印明嘉靖二十七年刻本，第302頁。
【39】［清］申良翰：（康熙）《香山縣誌》卷 1《山川》，第 276-277頁。
【40】［清］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 83《兵政》14，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影印清道光六年自序光緒十二年刊本，正編第 74輯，第2975頁。
【41】［清］王鴻緒：《明史稿》卷199《佛郎機傳》，暨南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十年敬慎堂刻橫雲山人集史稿本，第18頁。
【42】 別都盧，葡萄牙船長，葡文名為 PeroHomem，又作 Pedro Homem。1522年率船隊來華，準備接葡萄牙使團回國。
【43】《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 24，（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影印本，1962年，第693頁。
【44】蕭國健：《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76頁。
【45】林天蔚：《浪白滘地理考》，載南開大學歷史系編：《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第207頁。
【46】［清］申良翰：（康熙）《香山縣誌》卷 9《兵防志》，第464頁。
【47】［清］佚名：《清初海疆圖說》不分卷，《粵東海圖說》，臺灣文獻史料叢刊影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清抄本，第9輯，第178冊，第81頁。
【49】［清］王之春：《國朝柔遠記》卷 19《附編沿海輿圖》，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清光緒十七年廣雅書刻本，第 3 輯第 15冊，第522頁。
【50】［清］］阮元：（道光）《廣東通志》卷 124《海防略》2，《廣東海圖》，第584-585頁。
【51】 陳業東：《路環又名阿婆尾》，載氏著《鏡海鉤沉》，（澳門）：澳門近代文學學會，1997年，第37-38頁。
【52】［清］祝淮：（道光）《新修香山縣誌》卷 4《海防海防總圖》，第718-719頁。
【53】［清］張人駿編：《廣東輿地全圖》不分卷，《香山縣圖》，廣州大典影印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三年廣州石經堂石印本，第 237 冊，第 244 頁；［清］廣東參謀處測繪科製圖股編繪：《廣東輿地全圖》不分卷，《香山縣圖》，廣州大典影印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宣統元年廣東參謀處測繪科製圖股石印本，第237冊，第579頁。
【54】〔英〕金約翰著，〔英〕傅蘭雅譯：《海道圖說》卷 2《海道》2，《自海南瓊州府至珠江並香港以同治元年羅經偏東三十分為準》，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光緒元年刻本，第7頁。
【55】［清］張廷玉：《明史》卷212《俞大猷傳》，第5606頁。
【56】［明］陳子龍輯：《皇明經世文編》卷 383 姜寶《姜鳳阿集》卷 1《議防倭》，（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明崇禎十一年平露堂刻本，1962年，第4153頁。
【57】 陳歷明：《潮汕文物志》上冊，第 1 章《古遺址》，（汕頭）汕頭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編印，1985年，第47頁。
【58】［明］俞大猷：《正氣堂全集》卷 16《前會剿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標點本，2007年，第407頁。
【59】［清］張廷玉：《明史》卷315《吳桂芳傳》，第1874頁。
【60】［清］齊翀：（乾隆）《南澳志》卷 11《藝文》，［明］楊彩延《南澳賦》，乾隆四十八年刻本，第3頁。
【61】［清］齊翀：（乾隆）《南澳志》卷2《澳嶼》，第7頁。
【62】［清］齊翀：（乾隆）《南澳志》卷3《建置》，第5頁。
【63】 陳歷明：《潮汕文物志》上冊，第 1 章《古遺址》，第42頁。
【64】［明］陳子龍輯：《皇明經世文編》卷 383 姜寶《姜鳳阿集》卷1，《議防倭》，第4153頁。
【65】［明］郭棐：《粵大記》卷32《政事類海防》，第523頁。
【66】［清］齊翀：《（乾隆）南澳志》卷3《建置》，第3頁。
【67】［清］金廷烈：（乾隆）《澄海縣誌》卷20《經略》1，乾隆二十九年刻本，第11頁。
【68】［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 3《林道乾傳》，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年刻本，第 436 冊，第 227 頁。但［清］吳穎：（順治）《潮州府志》卷 38《徵撫》，清順治刻本，第 37 頁，則稱其為惠來人。
【69】［明］林大春：《井丹先生集》卷 15《上答中丞書》；［清］齊翀：（乾隆）《南澳志》卷 8《海防》，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第26頁
【70】［明］：林大春：（隆慶）《潮陽縣誌》卷 6《輿地志》，暨南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六年重修本抄本，第17頁。
【71】［明］林大春：（隆慶）《潮陽縣誌》卷 6《輿地志》，第15頁。
【72】［明］林大春：（隆慶）《潮陽縣誌》卷 6《輿地志》，第17頁。
【73】［清］吳穎：（順治）《潮州府志》卷 12《古今文章》，第78頁。
【74】［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 3《林道乾傳》，第227頁。
【75】［清］吳穎：（順治）《潮州府志》卷38《徵撫》，第37頁。
【76】［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 3《莫應敷傳》，第244頁。
【77】［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 3《莫應敷傳》，第244頁。
【78】［清］吳穎：（順治）《潮州府志》卷6《人物部》，第67頁。
【79】［清］吳穎：（順治）《潮州府志》卷1《地書部》，第58頁。
【80】［清］金廷烈：（乾隆）《澄海縣誌》卷1《形勝》，第14頁。
【81】［清］周碩勳：（乾隆）《潮州府志》卷 41《藝文》中，清光緒十九年重刊本，第81頁。
【82】［清］李書吉：（嘉慶）《澄海縣誌》卷 22《海防》，清嘉慶二十年刻本，第8頁。
【83】［清］李書吉：（嘉慶）《澄海縣誌》卷22《海防》，第8頁。
【84】［清］金廷烈：（乾隆）《澄海縣誌》卷 20《經略》1，第15頁。
【85】［明］郭棐：《粵大記》卷3《事紀》，第45頁。
【86】［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 3《魏朝義傳》，第243頁。
【87】［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 3《魏朝義傳》，第244頁。
【88】［明］應檟、凌雲翼、劉堯誨：《蒼梧總督軍門志》卷 6《兵防》1，第97頁。
【89】［清］周碩勳：（乾隆）《潮州府志》卷6《城池》，第11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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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關於《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相關圖注的考證，反映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史實，這就是宋應昌《全海圖注·廣東沿海圖》記錄了明代中葉從正德末到萬曆初所發生的最為重要的幾次海上事件。第一，自葡萄牙人正德十一年（1516）正式進入中國以來，到正德十四年（1519）在廣東海上活動的事實。圖中在高州電白縣附近海域留下的“番船澳”和“番貨澳”及繪製的“番船”，就是葡萄牙人在這一帶貿易事實的遺存，與之相對應的，便是正德十四年廣州市舶司市舶提舉官員移至電白，並留下了公署遺址。圖載與文獻完全吻合，證明了正德末年葡萄牙及其率領的東南亞海商，確實在電白一帶海面進行貿易。第二，“西草灣”一名，出現於香山縣澳門半島南與橫琴島之間，也佐證了嘉靖二年（1523）中葡西草灣之戰發生地是在香山澳門半島之南，或即就在今天的澳門的路環島，而非新會，更不是大嶼山。第三，葡萄牙人嘉靖三十六年（1557）正式入居澳門，其地當時中文文獻稱“濠鏡澳”，而西方人稱其為“亞馬港”，即葡文的 Amacauo、Amaquo、Amagao。早期中、日文文獻出現的亞馬港或作阿媽港，葡文文獻出現的 Amacauo、Amaquo、Amagao 就是指濠鏡澳，亦指澳門，這一點獲得了《全海圖注》的證明。第四，澳門開埠後，望下村成為了澳門半島第一個華人移居的村落，而且移居的華人多為福建人。第五，從嘉靖末到萬曆初是明代廣東海盜最為猖獗的時期，圖中標出的這一時期崛起的吳平、許朝光、林道乾、莫應敷、朱良寶及魏朝義六位海盜首領的巢穴，分別築建於廣東潮州府的南澳島、澄海縣及潮陽縣等地，明軍將這些海盜先後平定，又在南澳島上建立南澳副總兵城，以對這一海上地區進行專門的軍事管制。我們從圖中所看出的這五件大事，應該說都是明代中葉發生於廣東地區的重要事件，而圖中所隱含的資料資訊，大多為現今文獻不載。因此，透過對此圖的研究，將上述重要事件和史實挖掘出來，這將為我們對於明代中葉廣東海上中西交往及沿海海防增加新的認識，對於早期中葡關係史及明代海防史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注：
1、本文原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20年第3期， 第5—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