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明嘉靖時期裕王的府臣，隆慶年間的次輔，萬曆年間的首輔、帝師，小萬曆也一直尊稱張居正為先生，但凡大小事務均以張先生擬票為準。在萬曆年間推行萬曆新政從而讓一個沒落的王朝走向了富強，但在萬曆十年卻因皇帝生厭而讓太醫下藥致死，而且張居正死後萬曆還下旨抄沒其家，逼死其子……其在皇帝面前前後大相徑庭的“禮遇”，確讓人不得不深思。
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張居正這位萬曆年間的大功臣在皇帝面前有如此差距巨大的“禮遇”呢？筆者認為可以援引一句“勢無常也”來概括：初期萬曆新政的推行全賴李太后、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皇上的鼎力支援，（為什麼把皇上排在最後呢？因為剛剛當上皇帝的萬曆帝年幼，年僅十歲。）後隨著皇帝的成長，皇帝的支援度在變，也就是萬曆新政最重要的“勢”在變，但張居正並沒有因為皇帝“勢”的變化而變化，最終招至殺身之禍。正如《易經》詮釋的“不易、變易、簡易”，張居正只做到了“不易”，而沒有做到“變易”。所以自己給自己導演了悲劇。
細品之下可以分為以下幾點：
1、萬曆帝朱翊鈞的心德。
萬曆皇帝朱翊鈞由張居正自幼教導，張居正為了教好小萬曆，不惜親自畫圖文並茂的連環畫《帝鑑圖說》以教之。對之可謂披肝瀝膽，躹躬盡瘁。但萬曆皇帝的本性沒有得到很好地調教，正如《大學》所講：“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萬曆皇帝初長成時，也有幾分豪情想做一個明君、聖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本性逐漸顯露—-貪圖享樂。為了享樂，內庭的收入遠不夠其揮霍，於是將手伸向了太倉（國庫），在遭到張居正的反對後開始對這位元輔逐漸產生了厭惡之感。
那麼萬曆帝的享樂之情是否可以得到很好的調教呢？筆者認為可以調教，試想當萬曆帝在豪情初長時，無論是李太后還是張居正如果給予適時誘導，讓其逐步涉政、逐步培養他的政治見解，從而讓自己的一些想法得到重視、一些政見得以實施，那麼萬曆帝可能就是另外一個萬曆帝。因為當一個人豪情初成時，沒有得到及時的疏導，就很有可能將這種豪情轉於他處。特別是萬曆帝初期，李太后凡事都讓他請張先生守奪，從而在小萬曆心中種下了“什麼都是張先生說了算”的陰影。
2、皇帝成長土壤劣質。
過去的皇宮中要求太監、宮女最好不識字。但正因為他們不識字，所以對道理就懂得很少，往往都是從皇帝的喜好出發：視皇帝樂為樂，視皇帝悲為悲，而很少從國家大局、道德禮義去評判。當萬曆帝向太倉伸手遭到張居正的拒絕以後，貼身太監張鯨立即幫皇帝鳴冤，從而助長了皇帝心中的怒火；當萬曆帝嫌內庭銀錢太少想自鑄銅錢再次遭到張居正的拒絕時，張鯨立即獻計可趁張居正患病而除去張居正的歹計，並立刻得到萬曆帝的首肯……雖然身邊人都是視“主子”之樂為樂、之悲為悲，但是如果一個有良知、有正義感、識大體、知大局的人在其身邊又會截然不同。因此我認為身居要職之人的枕邊人、司機、秘書的重要性遠勝其高職下屬。假如在李世民在要揚言殺死魏徵這“山野村夫”時，皇后娘娘不是立即下跪，祝賀皇上得一諍臣、諫臣，而是立即獻上讒言或者毒計，我想唐朝的歷史就有可能改寫。
本例中我們看張居正對待馮保與張鯨的態度截然相反，也可預知張居正的結果。在萬曆初年，張居正初登首輔之位時，對馮保不說是言聽計從，但至少是給予了不少薄面。所以馮保在皇上、太后面前多多美言，以使萬曆新政得以順利實施。但張居正對待張鯨就不是那樣了，以致張鯨心生怨恨，總想借機洩洩私憤，所以當皇上不滿時獻計獻策立即會得到皇帝的首肯。如果張居正對待張鯨能夠像對待馮保那樣，其結果肯定會截然不同。可以語之曰：“成為蕭何，敗也蕭何。”
事實上在現實社會中這種事例也舉不勝舉。有很多“貪官”其實自己本意是不想貪，無奈其妻、子、父母甚至遠親貪財、好財。枕邊風頻吹，久而久之也讓清者濁矣。
正所謂：“國易治，家難齊。”
所以當我們管理一個企業的時候，不要僅盯著企業的成員，還要把眼光盯在企業成員的家庭成員身上，在這一點上，蒙牛的經驗值得學習與借鑑：他們不僅組織企業成員進行學習，而且還組織他們的家屬進行學習，儘量給企業成員培植一個乾淨的生存土壤。
3、張居正身為人臣，沒有謹遵“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這句話
張居正身為臣子，雖然有先帝的顧名大臣之諡，但臣子終舊是臣子。代天子而行權，皇帝偶有所言亦未得施行，久而久之，大家只知張首輔而不知萬曆帝，這就逾越了君臣之別。雖然張君正心中誠惶誠恐，但是事實終歸是事實，再加上那些張君正得罪了的權貴們的添油加醋，必然在萬曆帝心中播下“仇恨”的種子。
張君正回鄉葬父，接受了沿途省、州、府官員的拜謁，禮儀之隆遭人所忌。特別是接受了32人抬的大橋而不拒斥，在“制”為嚴重逾越。因為皇帝貴為九五，也僅16人抬橋，試想萬曆帝知道此事後會是什麼樣的心情。張君正在葬父時遭到何心隱的指責，後何心隱被抓遭殺，張君正也未“秉公”。由此可見張君正身居高位以後，並沒有初登高位時的嚴謹。而是放鬆了警惕，也是導致其悲劇的原因之一。
張居正在萬曆新政之初，得罪了權貴；後因為父親仙逝需要回家守制，但遭到萬曆帝與李太后的強留，因違制而得罪了天下讀書人；後因整頓學政而再次得罪天下讀書人；再後來因為沒有及時還政於帝而得罪了萬曆帝，自此張君正在朝野上下僅剩下幾個孤憐憐的支持者，以致死後家中被抄朝堂之上也沒有幾人為其鳴冤伸屈。在清朝和紳只以康熙為勢而權傾朝野，最後將小皇帝嘉慶沒有放在眼中，失去了嘉慶這個勢。後來康熙辭世和紳立即就得到了現世報。
太極圖教會了我們“陰盛陽衰，陽盛陰衰”這個道理，試觀本例中：假定皇帝為陽，張居正為陰。在萬曆初年，朝堂上下一切事務均以張居正的擬票為準，那麼屬於陰盛；但隨著皇帝的成長，這個陽在變化，在慢慢強大，因而不斷地會有自己的政見與獨斷，這在平常的事例中也有體現。但是張先生這個“陰”並沒有變化，而是延續了以往的強勢。雖然有李太后的“30歲以前不還政與皇帝”在做支撐，但隨著皇帝的成長，皇帝與太后之間的勢也在發生變化，太后這句話的效力自然也就在悄悄發生改變。當皇帝的“陽”在逐漸強大，張居正的“陰”並沒有因為皇帝“陽”的強大而減弱，而是延續強勢，那麼太極的圓也就發生了變異，最終導致了裂變。如果在皇帝這個“陽”勢由弱轉強的過程中，張居正這個“陰”勢逐漸由強轉弱，適時還政於萬曆，那麼太極的平衡將不會被打破，也就不會發生後來的裂變。
張居正是輔助萬曆帝的顧名大臣，輔助是其本職。但是他沒有適時還政於萬曆帝，也引起了萬曆帝的不滿。其實在清朝的時候我們也看到，鰲拜也是顧名大臣，同樣是因為沒有適時還政於帝，引起了皇帝不悅，最終遭致殺身之禍。
人有時候往往會因為參與得久了，就把自己當成了主人，從而毫無顧忌地做主、表態，最終這番“好意”惹怒了真正的主人而讓自己下場難堪。我在深圳的時候就見到過這樣一個真實的事例：我們以前的公司中的王姐與徐姐。徐姐是老闆，王姐是徐姐的表妹，在公司裡面相當於總經理。以前我們一直以為這間公司是她們倆開的，因為公司裡面的很多事王姐都可以作主，久而久之王姐認為自己能夠表態的就直接表態處理。後來很多事根本不向徐姐請示就直接做主。
2002年我離開時她們的合作還非常好，04年我回到深圳，見到徐姐時，徐姐向我聊起說已把王姐解聘了，問起緣由，徐姐說：“王姐的膽子越來越大，很多事問都不問我就直接做了，甚至很多代理只知道王姐而不知道徐姐。”由此可見無論是平民還是帝王之家，當權利受到挑戰時，都會打響“維權”之戰。因此我認為：“當我們得到權力時，一定要慎用，絕不可逾越，要知道自己的本、要知道界限在哪裡，否則‘好心’會把我們送入深淵、火坑。”
湯銀平
2011年7月寫於四川南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