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西晉和東晉的歷史朝代劃分，既是我國政治中心的劃分，也是我國經濟和文化中心的改變，晉朝由北向南遷移之後，封建王朝的各種政策都不斷向南部轉移，這其中就包括對人才的使用。

隋朝之時，隋文帝、隋煬帝二人皆刻是提高對南方文人的重視，尤其是隋煬帝更是進行了多次南巡查。唐朝之時，從唐太宗李世民到武周女皇武則天，他們對南方文人的重用依然是重點。

今天，咱們就來聊一聊隋唐時期，統治者是如何對南方以及南方的學子進行管理的。

一、隋煬帝對南方人才的態度

隋朝對南方學子重用的高峰期發生在隋煬帝執政時期，當時楊廣在消滅陳朝之後就開始廣泛收納江南人才，甚至還破格錄用這些人為學士（一種官位）。

這時楊廣對江南學子的不斷吸納並不是單純的吸納而不重用，受到他青睞的南方籍士人甚至獲得了參與政權的權力，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與楊廣本身的經歷有極大的關係。

從與江南的淵源和政治根基來看，楊廣出身關隴貴族門閥，但他從小的教育卻深受江南人士的影響，就連自己的皇后蕭皇后也是南方人士，可見楊廣與江南的淵源有多深。

隋煬帝奪嫡之前，他的人生與事業基本都在江南地區，長期任職江南並鎮守江都，隋文帝對楊廣委以重任也是讓他安定江南的政治環境。

因此，不難理解楊廣在執政江南期間必然會與江南士人產生一定的交集，而在交流期間也定然會受到他們思想的影響，更是會以南方士人集團為支援。

或許也是因為如此吧，楊廣登基之後不斷加大對江南的投入，亦或者說制定各種各樣的政策促進北方與南方的溝通，南方士人也不斷得到他的提拔和重用。

似乎在楊廣看來，隋朝的人才基礎不再是關隴士族而是江南的人才，這一點在楊廣奪嫡時便有體現。

隋煬帝一直認為他的根基是在江南，即使自己奪嫡失敗了也能夠劃江而治，依託江南士人幫助其與兄長對抗。

隋朝末年，楊廣在戰亂的情況下依然冒險前去江都，由此也可見他對江南以及江南人士的信任之情，想要依靠江南的基礎和力量恢復隋朝統治天下的局面。

二、唐太宗對南方士子的觀念

唐太宗李世民與隋煬帝楊廣的思想多少有些相似之處，比如李世民在開府之初便不斷吸納南方士子，根據歷史的記載秦王府邸內大約有十八人來自南方，他們皆在弘文館裡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與隋煬帝雖然都重視對江南人才的使用，但是他們重用的目的和程度卻是不相同的，亦或者說李世民雖重視江南卻不重用江南士人。

回看貞觀年間的歷史便不難發現，唐太宗對江南士人的使用情況表現在文學府中，他們的主要工作便是修撰史書、處理一些非重要的文化產業。

相比較隋煬帝對南方士人的重視，李世民對他們的重用程度還是不夠，因為在後者的心中關隴和山東士人才是自己的基礎，才是治理天下的基石，如此也就形成了關隴、山東集團權傾貞觀一朝的局面。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呢？仔細分析就不難發現，楊廣是為了破除“關中本位”的現象，比如他設立科舉取士的目的也是如此，就是為了消除關中門閥對皇權的限制與影響。

他統治天下的時候將洛陽化為第二個政治中心，也有這樣一層考量。唐太宗李世民重視江南士人的想法便是，以此來穩固江南的局面，給予他們進入官場的渠道消除階級矛盾防止叛亂，這是一種“關中本位”的手段。

大致意思就是穩住南方的文人集團，以保護關中以及關中周邊士族人士的利益，這與唐高宗李淵統治時期的理念非常相似，雖然想要吸收南方文化、促進南北融合，但是又不能夠損害關中的利益。

貞觀一朝，唐朝為歷史文化產業做出的貢獻基本都集中在江南士人身上，當時還形成了一個名為“東南儒生”的群體，他們的活躍推動了南方與北方文化交融的發展。

不過，江南士人出現在唐朝政權體制內並不是開始於貞觀時期，唐高宗李淵執政時期就存在了，而那時江南文人基本所做的工作、活躍的範圍皆在修撰史書、充實文化。

唐高宗時期編纂史書之人大約有9個來自江南，而唐太宗吸收的這類學者大約有7人，可見江南人士在這一方面人數佔比的比例有多麼大。

總體來說，李世民幾乎延續了其父對江南士人的態度，既給了江南士子上升的渠道，又給了他們政治上活躍的空間，但是卻大多數都不掌握實權，文學領域才是他們參與政治的重要區域。

無心插柳柳成蔭，唐太宗李世民對江南士人的態度雖然不如隋煬帝楊廣重視，但無形中卻促進了唐朝歷史文化的發展，也促進了東南文人集團的出現。

三、唐高宗、武則天對江南的治理

回看唐朝的前期的歷史發展，如果說李淵執政時期對南方的治理政策，基本都處於探索也研究階段，那麼唐太宗執政時期就處於高度發展階段，而唐高宗歷史和武則天時期則處於成熟期。

唐高宗、武則天時期，唐朝的疆域版圖、政治影響力和經濟基本都達到了一個巔峰，同時也相對穩定。

唐朝周邊的政權雖然蠢蠢欲動對其有影響，但唐朝基本都處於優勢狀態，影響不到君王對天下的統治和管理。

為了保障國家社會安定、民眾安居樂業，也為了進一步促進南方與北方的融合，唐高宗和武則天執政後不斷加強中央政府對南方的治理和管控，最大的特點之一便是評定南方的叛亂。

上述提到隋煬帝任職江南期間，大量使用江南士人，使得大部分江南文人歸心。這也就導致了一個問題，隋末發生暴亂後雖然唐朝統一了天下，但卻沒有做到真正的天下歸心。

從某個角度來說，唐高宗、武則天時期的南方判斷，更像是隋末農民起義的一種延續，而這樣的現象在唐高祖時期就存在，比如武德七年南方就曾發生叛亂。

當時，李淵派兵快速鎮壓了這一場動亂，穩固了唐朝對南方的統治，也標誌著唐朝對南北統一的完成。可是，疆域上的統一併不代表天下歸心，南方小範圍的動盪依然存在。

唐太宗打造了歷史上有名的貞觀盛世，但即使如此南方依然存在盜賊劫掠、江路不清的問題，而這些政治上的問題多為隋末戰亂的勢力殘留，就與明朝早起的海患一樣（張士誠、方國珍殘餘分子割據海外）。

貞觀二十二年南方爆發了大規模的少數民族暴亂，唐高宗時期又出現了陳碩貞叛亂，這些大大小小的叛亂都代表著唐朝雖然擁有了江南，卻也沒有真正統治江南，或許這也是李世民不重用江南士人的因素之一把。

除此之外，高宗李治執政時期，瓊州地區還出現了少數民族的起義叛變，甚至於武則天執政時期的徐敬業謀反，也是在江南士人支援的基礎上發起的。

這些南方地區的小範圍叛亂雖然不比隋朝末年的眼中，卻也極大的影響了唐朝的社會秩序，尤其是皇權對天下的統治力遭到一定的破壞與打擊。

戰亂爆發的同時，也影響了唐高宗和武則天對江南士人的政策，雖然依然不斷在吸納江南士人進入朝堂，可吸納的力度明顯不如隋煬帝、唐太宗時期。

其實有這樣現象的出現也很好理解，畢竟江南士人在那樣的情況下從事朝堂政治，必然會對唐朝中央政府對南方的治理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臥榻之側其容他人酣睡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另外，江南地區受南梁的影響那裡的佛教文化非常濃厚，這一種文化的出現不利於皇權思想的統治，諸多叛變唐朝的人有很多都是利用佛教文化號召老百姓的。

知道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李世民與隋煬帝治理南方的手段不同了，李世民治理南方的終點在於思想與文化，他力圖以儒家思想來取代南方的佛教文化，進而消除南方人對唐朝統治的敵視，重新樹立忠君愛國的思想。

重用南方士人編纂大量的文學典籍、從事各種文化工作，也是為了在潛移默化中統一併影響南方士人的思想，把它們佛教思想扭轉為儒家理念，這樣做不僅是對南北文化的統一，也是對皇權的加強與提高。

治大國如烹小鮮，任何一種政策的出現與實施都必須要“因地制宜”，從李淵、李世民到唐高宗、武則天，看似對南方士人在打壓中重用，其目的就是為了削弱地區文化，加強唐朝在南方的影響力。

以儒家文化思想為基礎，慢慢改變南方士心中雜亂的百家學說，既可以統一文化，又能夠提高皇權，進而加快南北文化的融合，似乎無形中此事成為了唐朝的責任。

對此，你有什麼不同的看法呢？

參考文獻：《唐會要》、《舊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