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零 上海國際電影節預習課

2020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葛穎

■ 電影學者

■ 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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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費里尼的一個原因，是他總能喚起我對弄堂生活的懷念。

義大利人的大嗓門、喋喋不休、粗俗與下作、鄰里關係、孩子們對小動物的殘暴，都像極了七十年代上海人的作派。

僅只這些嗎？老覺得應該還有更重要的東西，但我說不清。

直至讀到《我是說謊者》中，費里尼對法西斯形象的認識，他說“他們彷彿凍結、停頓在青春期。”

“青春期之於我們的一生，正如法西斯之於歷史，就這樣無止境地停留在童年，把責任推卸到別人身上，放心地活在永遠有某個人關心你的感覺裡，有時是媽媽，有時是爸爸，有時是元首。”

我才頓悟這種奇怪的相似感覺來自“法西斯審美”。

在那個全民亢奮的年代，每個上海人差不多都是一名普通法西斯。

我們找不到敵人，只能將火力瞄準親人、同事、鄰居和鄰居的貓。

一種戰鬥姿態貫穿進日常生活，使人與人的關係既荒誕又緊密。

一邊是媳婦們為爭水籠頭、橡皮魚大打出手，一邊是視而不見的婆婆們敲鑼打鼓、高喊

“愛國衛生天天搞”

。

也許只有法西斯審美可以調和極端的庸俗與浪漫，將陽剛與激情注入自私自利的小市民。

政治不是普通人的訴求，而是他們不幸落入的景況。

費里尼對故鄉的悲憫，接通了我對童年的追懷。

我準備出發去尋找那個小小法西斯，尋找陽剛和天真。

雖然我知道在如今充滿雌性荷爾蒙的上海，只要我抬腿出門，就準保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