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Yinanaa
圖文：審稿-蟹黃撈飯、製作-七
封面圖：《憂鬱症》
正文照片（圖片）除標註外：均來自作者
今天這個標題是不是有點嚇人？不過，如果考慮到對精神問題的去汙名化和理性看待，住
精神病院
也許並沒那麼可怕，甚至未嘗不是一種
調控狀態
的選擇？——這正是筆者在
丹麥
的遭遇：
筆者感冒
發燒到38度
，
自覺心率較快
，而筆者的全科醫生則在聽了心臟後淡定開出
止痛藥+多喝橙汁+睡覺
的三合一藥方。筆者焦急地要求進一步檢查，全科醫生表示聽了心臟沒有問題。
在幾輪你來我往的推拉後，全科醫生給我開出一張轉診單：我認為你現在不是心臟問題，而是
驚恐發作（panic attack）
。拿上這張單子，你可以隨時去這個地址的精神病院住一晚。他們並不會讓你吃藥，但他們的監護、陪伴和那裡有節奏的生活會幫助你放鬆下來，調節到正常狀態。——筆者駭然，
精神病院是這麼容易去的嗎？
驚恐發作症狀可能包括顫抖、氣短、心悸、胸痛（或胸悶）、出汗、噁心、頭暈、換氣過度、感覺異常以及窒息感等。
在驚恐發作期間，身體通常會向血液中釋放大量腎上腺素。
許多第一次驚恐發作的患者認為他們正在經歷死亡、精神錯亂或心臟病發作。
圖：Unitone Vector
全科醫生解釋說，這張單子只是給你去住一晚的機會，幫助你度過發作期，但
去或不去都由你決定
。或者你下次驚恐發作時再去也沒有問題（即沒有時間限制）。我當然沒去！我把那張神奇的單子儲存好備用。
於是，我真的在後來一次驚恐發作時去了。當時，我要租的房子突然毀約不租了，而前房東讓我把暫放在那的兩件行李趕緊拿走，當時我還在七八公里以外上體操課。堅持到上完課，我徹底崩潰，坐在更衣室大哭，越哭越呼吸困難。
一起上課的人打了那張單子上的電話。於是我被一輛
警車
護送到
精神病院
。換上病號服時，我才注意到我的胳膊已經
因為焦慮爆了一堆蕁麻疹
。一位醫生跟我談話，評估我的狀況，讓我靜養觀察。一位護士給我塗了藥，防止我繼續抓破那些蕁麻疹。他們沒有給我開任何藥物。連我要求給我一片安眠藥助眠也被拒絕。
丹麥瓦埃勒精神病醫院。
該醫院在2018年歐洲醫療建築設計大獎（European Healthcare Design Awards）上獲精神健康設計獎
圖：Niels Nygaard
走進病房我驚呆了，這是我
不用花錢就能住
的嗎？加上獨立衛生間整個房間應該
超過30平米，隔音效果很好。
我確實昏昏沉沉睡了久違的一個好覺。早上，護士敲門也沒叫醒我。我睡到日上三竿後，去詢問早飯，得到僅剩幾片面包和一包果醬，一包黃油。
我的病房
院裡的早餐
吃完飯，我就開始四處走動。一開始晃盪時，我不無擔憂，鬼鬼祟祟。在發現並沒有人理睬我後，我便安下心來。室內的公共區域有一個無人問津的
圖書角
，一個無人問津的
音樂角
，一間無人問津的
健身室
，和一間始終有人的
觀影室
。
觀影室裡放了幾十卷DVD。我能辨認出一些超級英雄電影和另一些溫情電影。我去和彈鋼琴的人說話。她告訴我她是一名
音樂治療師
。我問她，音樂如何治療？她就
以不同顏色標記琴鍵
教我彈奏簡單的旋律。
一些學校裡會設有音樂治療學專業
圖：temple。edu/admissions
室
外的公共區域是一個
自帶健身區的小花園
。那時已是10月，青草竟意外得青翠欲滴。但穿著病號服的人們看上去都無心於風景，而是各自抽菸。清潔人員不時清理走四散的菸頭。我把我能活動的室內室外區域轉了十幾圈後，便回到自己的房間。
換病號服時，少不了交出鑰匙等尖銳物品。不知出於何種考慮，手機的充電線被收走（可以到護士站充電），電腦的充電線則被留下。於是，在那兒的三天時間裡，我就像
宅在家裡時那樣
網上衝浪、刷刷電影。我也確實睡了久違的幾個好覺。我所見到的其他“病友”大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唯一的一個同齡小哥和我在互相行注目禮幾個來回後，我走上前去跟他說話，開啟了一段友誼。
醫院的走廊
住院第三天，一位醫生又來和我談話，評估我的精神狀況。然後，我被
“釋放”
了。在走出大門後，我才有機會細細端詳這個地方。在那之後，每當我坐地鐵經過附近那一站，心中都會湧起一股
異樣的親切感
，好像那裡竟曾短暫地
成為我的港灣
。
在那次短暫的精神病院之旅後，我確實開始
以一種新的視角審視我的精神問題
。在出國前，我已在校醫院、省裡的醫院和北京回龍觀醫院被診斷為抑鬱狀態。校醫院給我開了一個月劑量的百憂解，並通知了我的輔導員。我的輔導員則一個緊急電話把我媽叫到了北京。我媽突然出現在宿舍樓下時，我著實嚇了一跳。
省裡的醫院則是掛的專家號，候診的患者密密麻麻擠滿了診室，長隊一直排到對面診室門前。而每個人就在那麼多人面前描述自己的精神狀況。我印象深刻的一個場景是，當一位候診患者描述自己對他人的嫉妒心和傷害欲時，其他人不約而同低下頭假裝自己沒聽到。
精神科醫院裡患者密密麻麻
圖：bilibili
因為排到我時量表室的醫生已然下班，這位醫生只得匆匆給我開了一堆藥物囑我吃兩週再來複查。回龍觀醫院給我的評估是中度抑鬱和重度焦慮，並未開藥，而是
建議我多運動
。
必須承認，我對精神類藥物
有恐懼心理
。這一是由於心理壓力——“神經病”成為了廣義的貶義稱謂，社會氛圍更是對之避而不談；二是我個人對安眠藥物的反應讓我感到惶恐——我很早就察覺，在服用佐匹克隆後，我會出現感官增強和空間感失調，這種
類似“嗑藥”的效果
讓我惴惴不安——
ONE OF US是丹麥的一項全國性反對病恥感運動
圖為H。R。H。丹麥王妃在2019年訪問奧胡斯大學醫院精神病學科時與ONE OF US的大使們交談
圖：Facebook/Jesper Voldgaard
自啟蒙以來，我們被教育，人是自己的主人，人能以理性控制自己的身體和精神。而流行的話語更是如此：透過健身我們能改造身體，透過各種自我暗示和心理訓練我們能改造精神。而當我體驗到，一枚小小的藥丸就能讓我腳下的土地漂浮起來，讓我“浩浩兮如憑虛御風”又“飄飄兮如遺世獨立”，這簡直細思恐極了。或許
我從來不是自己的主人，
而是一具
由各種各樣精密生物化學作用鏈條搭起來的機器
。
但這次北歐精神病院三日遊鼓勵了我暫時放下那些來自外界和自我的恐懼、緊張和遲疑，正視自己精神健康出了問題這件事。我意識到，似乎最糟糕的情況，即進入精神病院，好像也並沒有很糟……？
於是，我和全科醫生全面地報告了我過去的診斷並描述了我的情況。她將我轉診到一箇中樞性的精神衛生中心。在那裡，我和另一位醫生談話後，她評估我需要接受
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
，但不需要去精神科進行藥物治療。她從丹麥公共衛生網站上給我打印出一張列表。按照這張列表，我一個個打電話詢問是否及何時能得到預約。
心理治療一般由經過心理治療專業訓練的心理師及接受心理治療訓練的精神科醫師進行，建立關係、對話、溝通、深度自我探索、行為改變等的技巧來達到治療目標，改善受助者的心理健康或減輕精神疾病症狀。
圖：Prostock-studio
根據丹麥國家健康委員會的報告，
每五個丹麥人裡就有一個
至少在人生的某個階段經歷過抑鬱。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也存在著普遍的抑鬱問題。為了鼓勵人們正視可能存在的精神問題，減少諱疾忌醫的現象，丹麥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措施：
18到24歲的年輕人可
免費接受
針對輕中度抑鬱/焦慮的心理治療；因重大疾病、事故、喪親、性侵等原因需要心理治療的人群接受心理治療
可報銷一半以上的費用
；學生和低收入人群接受心理治療享有折扣，如筆者的諮詢費由學校報銷一半，又由保險公司報銷一部分。
丹麥精神健康基金會推動的一個研究專案名為Mind My Mind，計劃為學齡兒童（6—16 歲）提供精神病治療
圖：healthcaredenmark
此外，一些工會為與工作相關的抑鬱人群提供免費心理治療或報銷部分費用，如筆者的一位朋友就是服務於此類抑鬱的諮詢師，他和工會和相關企業有密切聯絡和合作。
在學校，學生們的學業活動
極為鬆散
，但學院和學校的各種部門會
不厭其煩地發郵件
告知如果你壓力大/頂不住/需要排解，可以聯絡哪些人，哪些部門，申請哪些延期和豁免。
自殺預防救助熱線
圖：healthcaredenmark
丹麥的這些舉措確實
營造了相對理性化的社會氛圍
。2019年丹麥奧胡斯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15到44歲的人群中抑鬱症的年均發病率在0。8%-1。0%，其中逾1/4的人在接受抗抑鬱藥物治療的五年內也接受過精神病院的護理。我常常驚訝於
丹麥人
談到自己精神問題的
坦誠
。很多人會坦然地提到自己最近“不太好”（not OK），在經歷精神“感冒”，在接受來自學校或教會或醫院或私人機構的幫助。
當我第一次在約會軟體看到有人把“雙相情感障礙”（bipolar）和“愛好無人機”並列作為自己的個人介紹時，我想，對他來說，雙相可能和無人機一樣是將他和別人區分開的一個特殊方面吧。
雙相情感障礙患者通常在抑鬱期和躁狂期中切換
圖：StunningArt
當我第一次在課堂討論中聽到同學說到自己一直接受心理治療後，我在短暫的詫異後幾乎馬上私信她，感謝你的坦誠，我深有共鳴……我於是收穫一段友誼。而當我也在課程討論中講到自己的經歷後，更是收到了一堆反饋……我從來不知道也不敢想象，那些健談的面孔後，那些燦爛的笑容下，也有那麼多焦灼的戰慄和輾轉反側。
我意識到，
遭受精神問題不是一件羞恥或悲傷的事，而正視甚至談論自己的精神狀況並不是“示弱”或“暴露弱點”
。當人們不再習慣性地將抑鬱視為洪水猛獸，當人們承認現代人在社會的劇烈變革和傳統價值的劇烈坍塌中無所適從並不只是自己的“無能”，人們就會意識到，短期或長期的抑鬱，很可能是我們共同的秘密。而這樣的秘密也可能是將人聯結起來並導向互助的紐帶。
丹麥精神健康基金會在過去的25 年裡，致力於透過理解精神健康疾病資訊來消除對精神健康的病恥感。
圖：healthcaredenmark
精神病院之旅的另一個意外結局是，我當時的男友在知道這件事後批評了我。他告訴我，我在那兒一天的各種費用估計得有8000克朗，我不該輕易聯絡那裡，那是昂貴的公共資源。那時我對公共資源這四個字尚沒有什麼特殊感覺。直到一年後的一天，當我在一個露天酒吧看世界盃時，突然發現所有人都像原地凝固了一般沒有聲音也不再移動，而路上騎腳踏車的人也突然下車靜立。我四處張望，才發現一輛救護車正從一個居民樓抬出一架病床，上面坐著一位老年女子。
直到那一刻我才理解，為什麼一方面是政府和社會以各種形式宣傳
“抑鬱不是問題，請盡情求助”
，一方面，丹麥人習慣以私立保險來覆蓋心理治療的費用，而公費醫療系統裡的資源往往只作為求助的開始（如公費醫療往往僅報銷前12次的諮詢費用）。
42%丹麥人持私人補充保險
圖：commonwealthfund。org
我意識到，公費醫療體系大概確實需要一點自覺意識或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慷慨無私才能維繫。我開始思考，受益於這些資源的我，如何能讓這些資源到達更需要的人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