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切的金子》
就在近一週內，佛山和唐山分別發生了兩起暴力事件。先是大量網友網暴一位女子，只因她上了佛山一艘龍舟頭拍影片，被認為是“違反傳統”，宣稱“女人不得上龍舟頭”；然後是唐山某燒烤店內，一群男性對店內就餐的女性進行騷擾並在遭受拒絕後，實施極其惡劣的毆打暴行。
當性別暴力發生時，總有人辯護說，“這是個別的極端事件”，然而事實三番四次地告訴人們，絕非如此。這些案件中的男性分別透過“傳統文化”和力量優勢對女性施加暴力，並與場內場外的更多男性形成同盟。
上野千鶴子在《厭女》中引用了社會學學者佐藤裕在《歧視論》中的觀點：“歧視需要三個人”。她進一步解析道，“歧視就是透過將一個人他者化而與共同行動的另一人同化的行為。”
例如，當A男對B女實施了歧視言行，他實際上在尋求C男對歧視言行的認同。如果A男被認同了，則構成一個同盟；如果不被認同，則自身價值被否定。
與此同時，由於前期教育和後期懲戒的缺席，歧視的完成，不僅伴隨著“給予認同”的第三方，更指向了一個滋養、縱容著歧視和針對性別暴力的文化環境。
請與我們一起把主體性還給受害者，一起保持憤怒。
01。
要談論問題，
先讓我們回到具體語境
6月10日，幾段影片在網際網路上熱轉，畫面顯示，當天凌晨唐山某燒烤店外，一位女性被路過的隔壁桌男性數次言語騷擾、性騷擾，女性反抗，隨後被隔壁桌的男性群體暴力毆打。在店內長達四分多鐘的監控影片中，幾名女性試圖制止都被施以暴行，而在場幾乎沒有其他圍觀男性上前勸阻，影片的最後，還有一位受害女性被拖入巷子中，離開監控範圍。
看過影片內容的人大概無不感到震驚和憤怒，女性當街遭受暴力拖拽、毆打。影片在網路釋出後，立即發酵並引起熱議，女性的無助與絕望引發人們切身的恐懼，如果在人群當中被傷害不能反抗，反抗即會被毆打，個體的安全是否還有保障？
但必須指出的是，很多人認為此事件無關性別，不論男女，都可能成為突發事件中的弱勢方。事實果真如此嗎？
且不論如果主角是男性，在公共場所被性騷擾的機率有多大。此次事件中，仍有大量詆譭女性受害者的聲音。關於事件原因，“在外面吃夜宵就是不正經的地方”，“被打是因為主動用酒瓶砸人”；關於受害女性，“忍讓一下就好了，就是活該”，“肯定是特殊行業工作者”。
性騷擾、訴諸暴力、體力壓制、男性集合共同體，都是此次事件中無法忽略的議題，把焦點偏移，進行錯誤的歸因謬誤，是試圖把女性作為想象中有道德瑕疵的性客體看待，從而合理化許多結構性的問題。
此次針對女性的暴力事件並不能稱之為個例，此前雲南旅遊被打毀容、頤和酒店遇襲、拉姆案、杭州碎屍案等等，以及歷年來人身傷害的統計資料和結果，這些都不是用“隨機”就能解答的問題。
而在龍舟事件中，同樣的，一句“尊重傳統文化”或是“物權不可侵犯”，也掩蓋了厭女的社會環境的複雜面向，免不了讓人感到“雞同鴨講”，似乎完全不在一個層面上討論問題。
同時，這些事件涉及了日常生活的諸多場景，在表面上，經常與不同的問題耦合在一起呈現出來。
每一次，總不乏一些話語只揪著它可能涉及領域的概念，將事件的複雜議題平滑地掩蓋過去，迴避其中女性被傷害和羞辱的核心事實。
要面對和解決這樣的困境，我們恰恰需要直面這些事件中具體的語境，去看到它們涉及到各類抽象概念與社會文化現象時，現實語境究竟為何？
《金福南殺人事件始末》
即便從龍舟的私人物品屬性出發，表面上看，物權人確實擁有制定任意處分的規則，他確實可以阻止或批准人登船。但這很明顯違反了在當今現代文明語境下，大多數人關於“善”的直覺。
這種直覺認知上的衝突，來自於以下事實：這艘龍舟放置在公共場所，對它公開的處置，是被公眾看見的，具有公共影響力。什麼人可以登上龍舟，不再只是一個封閉的私域空間事件，所以不再只適合單獨考慮如何處置私人所有物。更不要說，在隨後的大量網路暴力之中，對女性的侮辱以及將女性視作第二性的貶斥。
02。
這恰恰就是性別問題
無論是唐山暴力事件還是網暴登船龍舟女性一事，可以說每一次類似事件出現時，都不乏一些貌似“理中客”的雜音。
這類言論有兩種非常典型的表現形式：第一類是試圖將這些行為個例化。急切地切割，表示這是少數人的行為，是統計上的少數事件，既和大局無關也和包括自己在內的大多數男性無關。當發生譬如惡性暴力這樣性質惡劣、傷害本身無從辯駁的事件時，這類撇清之聲尤其多。
第二類，則不斷挑選一些“向來如此”的理由，透過把問題背景拉入歷史傳統，來漠視與合理化這些行為。“它只是傳統的一部分，並不是有意針對女性”，“只是風俗”，如此云云。尤其是事件的惡性結果並未直接彰顯時，這類模糊嚴重性的聲浪就更多。
所有事件，當然都可以不僅只有一個標籤，比如暴力問題是與加強治安管理相關，龍舟爭議事件的背後有複雜的迷信認知等等。
但這些標籤並不能否定它們的性別問題屬性，反而凸顯了性別問題是如何廣泛地與各類問題共存。
“我不是這樣的人啊，為什麼要說男性如何如何”，“大多數男性不支援暴力嘛，你們為什麼要把問題上升為性別議題”……不去關心擺在面前的巨大苦難，反而在一旁樹立起稻草人式的自我委屈，這恰恰是在系統性模式這些事件中女性長期遭遇的結構性暴力與歧視，否定女性僅因性別造成的苦難與生存壓力。
本就沒有人指責這些人參與了具體的某次行動，這樣的自我撇清，並不能否認女性長期面臨的安全威脅與生存空間的逼仄。撇清之餘，有些聲音會進一步試圖藉機扮演“保護者”角色，“我們大多數男性要和少數這類行為鬥爭，我們要保護女性”，這進一步把女性矮化為行動的承受者，而非行動的主體。
《媽媽別哭》
正視廣泛存在的性別問題，並不意味著“挑起男女對立”，相反一直致力於同時改善兩性的生存空間
。是這些不斷髮生的事件一次次逼迫人們正視性別議題的艱鉅性與長期性，這類從撇清到保護的言論，刻意地忽略問題，則進一步傷害與邊緣化了整體女性，才是真正挑動兩性對立的幫兇
。同理，用傳統觀念為廣泛存在的歧視女性行為進行洗白，也屬於遮蓋併發酵性別問題的行為。
正是因為長期的漠視與遮掩，從未根本上去改變內在於性別問題中的結構性暴力，這類事件才會反覆發作。
男權社會存在許多扭曲的觀念：
在《厭女》裡提到的“男性共同體社會化”中，東亞社會的男性經常從小被灌輸了“贏者通吃”的社會達爾文式的邏輯，並被一再規訓不可成為競爭中的失敗者，過度強調所謂個體的面子與尊嚴。這助長了他們的佔有慾與嫉妒心，甚至讓暴力成為他們“有毒男子氣概”的最後身份象徵。
除此之外，把女性看作慾望的客體，而非獨立的主體是一些男性可以無視女性意願在公開場合騷擾女性的行為根源；以“丟面子”作為“有毒的男子氣概”的核心損失，強化了他們的心理失衡；最終習慣性地依賴暴力去掠奪一切所欲者，去無能宣洩他們的憤懣，希望藉由實施暴力奪回和彰顯權力，以掩蓋和補償自己在其他方面的失控感、無力感——這是這類事件最終惡化成嚴重傷害的關鍵。
在這每一步行動的背後，恰恰全是性別問題關注的核心議題。
而在龍舟事件中，未經允許上私人所有的船存在著不合適與可商榷點，僅僅是問題不那麼重要的一個分支，而由船主發起的“通緝令”宣告以及隨之而來的網路暴力，藉助“向來有之”的傳統，堂而皇之地強調歧視女性的偏見，透過“女人登船所以價格下跌”的性別歧視邏輯，進行公開追索“賠償”，則是把原來可以私域解決的議題放置在公共議題之下，藉助暴力邏輯來壓制女性，達成自身所欲。
《82年生的金智英》
我們能在所有這類事件中，清晰地看見結構性的暴力是如何被一再縱容，如作家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所說：“與其他惡習一樣，殘酷行為本身並不需要動機，它只需要機會。”
並不是所謂的“男女對立言論”造就了人
身
傷害事件，而是這些無來由的暴力捕捉到了行動的契機，就會突然降臨。
性別問題一再直面的核心，關切所有的暴力傷害，只是由於生理原因、父權社會歷史結構等複雜的問題，這些被傷害者通常都是女性，傷害的行動者通常都是男性。
（王向賢、方剛和李洪濤（2013）：中國性別暴力和男性氣質研究定量調查報告）
03。
被視而不見的“大象”
另一方面，“暴力本就一直存在”“這類問題就是很難解決”，類似的說法也層出不窮。無可否認，現實中確實存在著許多真實的困難，具體問題的解決需要逐一分析。但濫用與重複這種“無可避免”，實則是在給我們的認知加上一個魔咒，似乎這就意味著我們可以懈怠，可以縱容，甚至可以漠視。
不去面對性別議題的核心，滿足於找一個表面觀念的外殼來進行“糊裱匠”式的解釋，反而是在為這類現象找合理化的理由。
比如在龍舟事件中，不加節制地引用“物權”說法；在性騷擾與暴力侵害中，用戀愛自由來辯護不合理行為的動機，或用受害者有罪論掩蓋施暴者的問題。這些辯護通常完全忽略了前後的邏輯關聯，也無視了具體語境，拒絕討論最核心的如何面對暴力與壓迫歧視的問題。
比起這種容易被識破的辯護，還有一些討論，表面上看是在嘗試解決問題或者規範討論範圍，實則也是在模糊重點，偏移要害。
比如關注受害者而非關注施害者，討論“怎樣理性反抗傷害者”、“如何科學地防止侵害”，不但無助於從根源上阻止暴力的發生，還經常強化了“受害者有罪論”，形成二次傷害與壓迫。
介面新聞曾在《遙遠的平等 | 2019年性別新聞盤點》中總結分析，這類建議本質上是把安全問題完全視作女性自己的責任，透過限縮女性行動空間、讓渡女性權利換得安全，這種觀念正是性別暴力的一部分。
《82年生的金智英》
要反駁這些並不困難，首先，各類權威調查資料早已針對性別暴力的議題進行過充分研究，它們既非偶發也並非無可作為。
2021年，世衛組織釋出了一份名為《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的報告，調查顯示，全球大約三分之一（30%）的婦女在一生中遭受過親密伴侶的身體暴力或性暴力，或者是來自於非伴侶的性暴力。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violence-against-women
在北大法學院《關於我國兇殺犯罪狀況的一個基礎分析》的統計中，總體來說，兇殺犯罪中犯罪人的性別男女比例為95。6％：4。3％。進行過類似研究的世衛組織特別報告員胡安·門德斯曾專門強調，“不要淡化（犯罪議題）中的性別暴力”。這類研究報告通常都伴隨著許多建設性意見，像是衛生部門介入、在法律制定中加入系統性歧視的考量，能夠減輕與預防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
我們需要承認，這些傷害是常態化的，女性日常面臨的生存安全是廣泛存在的，這種恐懼是真實的，並不能被模糊和無視。
只有一方面去積極地發聲行動，並逐漸形成“平均觀念水位”的變化，進而推動系統性問題的改變，另一方面去探討和發掘結構性暴力的成因與歷史根源，才是解決問題的起點。
根據《中國性別暴力和男性氣質研究定量調查報告》的分析，暴力是廣泛存在的，女性可能遭到來自伴侶的強暴，但來自非伴侶的性暴力也很普遍。並且男性預設自身擁有“性特權”，這是“最常見的強暴動機”，“實施非伴侶強暴與童年創傷、酗酒和多個性伴侶強烈相關”。
這些對施害者的研究，顯示了我們應該正視男性教育與男性社會習俗中廣泛存在的問題。同時，調查也顯示了男性同樣經歷了高度的創傷和暴力。這也提示我們在男性的成長與社會化過程中，遏制暴力的急迫性。
因為暴力文化在男性群體中，經常因為各類歷史觀念與現實土壤，而具有高度的認同性與廣泛的傳遞性。一些生物學研究也指出睪酮等雄性激素會增加雄性生物的攻擊性，這提示我們更要系統性地建立防範措施，減少暴力發生的條件，而非在日常生活中，鼓勵與合理化“男性氣質”的攻擊性。
從歷史結構來看，人類社會的私有制與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家庭和父權社會，也一直在結構性地縱容暴力，縱容男性群體相互之間的暴力，更縱容男性針對女性的暴力。《厭女》一書指出：“相互承認對方為男人的人們之間的團結，是透過將沒能成為男人的人和女人排除在外加以歧視而成立的。”
換言之，男性被社會接納的過程，就往往伴隨著認知上將暴力與掠奪合理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同時也就是女性被成為第二性，被系統地客體化的過程。只要我們還承認暴力對人類社會組織凝聚的合理性，我們就會不斷陷入這場“厭女”的歷史夢魘之中。
而且，至今存在的對女性的諸多歧視，比如龍舟事件中對女性的嫌惡傳統，從根源上來說，也是前現代社會透過控制生育，把女性排除出公共生活的必然結果。在女性成為承載了男性慾望的客體之後，“神聖化-汙穢化”的二元結構就是一直貼在女性身上的標籤。
在傳統社會中龍舟文化背後的“祭”權體現了由男性把持的政治地位與經濟地位；歷史上海上經濟活動女性直接參與較少的結果，也讓女性在這個領域被抽象化，同時承載了女神與汙穢不潔的雙重形象：一方面保護海上最大安全的主神是女神媽祖，一方面卻廣泛存在女性上船不吉利的習俗。女性只有在各領域各階層廣泛地參與社會經濟、政治活動，才能徹底扭轉這些習俗中對女性的邊緣化和抽象化。
揭示這些內在邏輯，顯然並不只是為女性爭奪生存空間，也是為所有男性解綁，避免他們沉淪進觀念史塑造的暴力迴圈。所以從根上說，性別問題參與拯救的是全體人類。
在這個框架下，女性和男性各有自身要面對的特定議題，女性的生存與安全，並不再依賴另一性別的“恩賜”，男性自身的困境也不再被推諉與層層加碼。
04。
我們需要一些基礎的共識
所有這些核心的性別議題，無論是直面暴力的結構性成因，還是女性被排除在社會公共生活之外，都具有歷史與現實的雙重複雜性。這迫切需要我們透過推廣一些基礎共識，來促進問題的逐步解決。
社會的一些基礎“政治正確”是所有人的保障，對“政治正確”的盲目抵制的背後，往往意味著特定群體不願出讓自身的既得利益，也意味著許多個體不敢相信，可以透過廣泛的共識，達成新的鬆散聯盟，不參與舊體系的建構。
確實當下的現狀很嚴峻，要改變一些問題，背後的核心總是牽涉現實利益格局的再分配。今天，不同地區都存在不同的權益分配差序，有歷史的、文化的、也有現實的。
比如龍舟事件體現了宗族勢力強盛地區不願為女性重分傳統權力（“祭祀”與“祈福”）的蛋糕，唐山暴力事件體現了無視女性意願的直接侵佔欲的廣泛存在，還有一些地方生育意願也一再逼迫女性重回家庭，禁止女性逃離。讓女性“成為女性”的諸多觀念的背後，是整套社會分配製度下的多方利益的不斷糾纏。
但我們也不必過於悲觀，隨著重新分配現實利益程序的推進，許多歷史觀唸的更迭是必然發生的。當時當地看來似乎複雜得不行，完全雞同鴨講的一些觀念碰撞，後驗地看，一定也會隨著歷史條件的成熟，水到渠成地被社會接納。
換言之，改善的空間，始終是存在著的，而且觀念碰撞發生的時候，恰恰意味著新觀念正在逐漸取代舊觀念。譬如，這次的唐山暴力事件中，我們比前些年少見了很多勸女孩應該或是如何自保的話語。
因此，越是如此，越需要所有有心者，篳路藍縷，從自身做起。這兩天一篇2020年的舊文《男性可以為支援女權主義做到的35件實事》再次刷爆朋友圈，就是其中一例。
我們不要再一味片面地宣傳女性該如何保護好自己，這種原子化的個體自保，在今天甚至是無法完成自我拯救的犬儒與退縮。而只教受害者忍退，這不過是一種責任轉嫁和權利壓縮，也是對施暴者的一再縱容。
我們也不必說那些“女性由男性保護，其實要的只是不被傷害”之類的話語，交出對自身的保護權，是和整個系統的與虎謀皮。長久而言，只會助長對女性暴力的一再上演。
我們需要的不是男性的紳士風度與騎士精神——更何況這種說辭不過是披著“為你好”羊皮之下另一種看似善意的性別歧視，依舊是將女性作為客體或物去對待——我們需要的是女性成為騎士本身，成為遏制暴力的直接行動者。
《直美與加奈子》
就像上野千鶴子曾經多次表達過的
，“每當目睹到那些讓我們心生憤懣的現象，我們都會站出來表達自己的不滿，所以我們才會坐在現在的位置上。”“把困惑、忍耐的內容都表達出來，就會發現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理所應當的事情。”
我們可以去保持一份隨手性的不冷漠，保持憤怒，保持表達，隨時隨地在生活中不參與或反對系統暴力的建設。我們需要支援所有女性廣泛地參與公共議題，勇敢地走出守望相助的第一步，去共同遏制結構性的暴力。
頭圖：《冷酷祭典》
撰文：蘇有若、蘇小七、貓爺
林藍、汁兒、purple
編輯：蘇小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