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ID：liweitan2014）

作者：

Hogenboom

凱西·塞克勒（Kathy Seckler）16歲時的一個意外發現，徹底改變了她的生活——

她有一個同卵雙胞胎姐妹

。

“那天是1977年9月4日，”她邊回憶邊說，聲音輕微顫抖著。當時一個朋友告訴塞克勒，她與朋友認識的一個叫洛麗·普里茨爾（Lori Pritzl）的女孩很像，並問她是否是被收養的。

塞克勒的生日與普里茨爾的是同一天，並且她們長得一模一樣。

儘管塞克勒從小就知道自己是被收養的，但照樣過得很快樂，直到她之後瞭解到普里茨爾竟然也是從同一個機構被收養的。

女孩們立即通了電話，並證實了那位朋友的猜測——

她們真的是雙胞胎

。塞克勒回憶說，當第一次見到她的雙胞胎姐妹時，她淚流滿面。

塞克勒說：“我看到洛麗正在過馬路……她的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容。然後我們擁抱了一下。那是一次相當好的經歷……我感到不那麼孤單了。作為一個被收養的孩子，我總是感到與眾不同……但是現在我覺得，

‘哇，我原來有個伴。’

”

凱西·塞克勒和她的同卵雙胞胎洛麗·普里茨爾在出生時被拆散，並在十幾歲時再次重聚，兩人的關係很恩愛，儘管有時也有隔閡。© BBC

她們都吸菸，對藝術感興趣（如跳舞和繪畫），而且都喜歡音樂。“簡直不敢想象，”普里茨爾說，

“我覺得我在看著鏡子裡的自己。”

她們本來可以更早相遇的——她們之間的相似性以前就被認識兩家人的熟人指出過。但是普里茨爾曾經不以為然——每個人不都是偶爾聽說自己長得像別人嗎？

這兩個女孩住在相隔僅僅15英里（24公里）的地方，她們也有著共同的親密朋友。

然而兩個女孩都不知道，她們的養父母十年前就清楚有另一個雙胞胎的存在，但被告知要保守秘密。

幾年後，塞克勒和普里茨爾的案例被發現屬於一項備受爭議的研究。

在20世紀60年代，一家當時備受尊敬的收養機構——紐約的路易絲·懷斯服務機構（Louise Wise Services），

將至少10組同卵雙胞胎或三胞胎嬰兒人為分開，並將他們安置在不同的家庭。

塞克勒和普里茨爾在1960年至1969年期間分離的，是六組新生同卵雙胞胎中的一組，另外還有一組三胞胎。

該機構與一群精神病學家和心理學家合作，試圖找出是什麼決定了我們的人格。

他們想研究我們的身份受先天基因和後天教養的影響分別有多大——

但為此，同卵雙胞胎們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圖源：電影《天生一對》

為了拍攝一部關於這項研究的BBC紀錄片，我採訪了那些在實驗中被人為分開的同卵幾異卵雙胞胎，以及一些早期研究人員，來弄清楚這些雙胞胎為什麼如此執著於尋找他們當初被捲進這項反人性研究的原因。

“我們確實被剝奪了做姐妹的權利，何況我們還是雙胞胎。我認為他們的做法太可怕了，”塞克勒在為這部紀錄片接受採訪時告訴我，

“作一個孩子被收養已經很有挑戰性了……剝奪我擁有一個姐妹，甚至是雙胞胎姐妹的權利，實在是太可怕了。”

“60年代路易斯·懷斯機構的被收養者都有理由猜測，也許他們有一個雙胞胎的親人，”遺傳學家、雙胞胎專家和《故意分割》（Deliberately Divided）一書的作者南希·西格爾（Nancy Segal）說。

她花了幾年時間追蹤許多參與了紐約兒童發展中心雙胞胎研究（New York‘s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 Twin Study）的原始物件，以及她能找到的參與過該研究的任何人。

同卵三胞胎：儘管大衛·凱爾曼（David Kellman），鮑比·沙弗蘭（Bobby Shafran）和埃迪·加蘭德（Eddy Galland）從小就被分開，但成年後他們三人都喜歡抽菸、熱愛摔跤。© Los Angeles Times

1980年，三個年輕人在19歲時偶然發現他們是同卵三胞胎，這是這些多胞胎們被故意拆散的故事首次公開曝光。他們的重逢成為全世界的頭條新聞。

不久之後，人們發現還有很多的多胞胎也被拆散，包括同卵的和異卵的。

雙胞胎們的故事長期以來一直令人浮想聯翩。

陌生人在街上會攔住雙胞胎——並經常問及他們之間的特殊聯絡——如果塞克勒提到她有一位雙胞胎姐妹，那麼她今天仍然會被問到這類問題。

對於研究人員來說，雙胞胎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瞭解我們的基因和我們生活的環境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

在不同家庭長大的同卵雙胞胎只共享他們的基因，而不是他們的環境。

因此，所發現的任何共同點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他們的基因，儘管近年來發現，先天基因和後天培養之間的關係比這要複雜得多。

例如，像智力、身高和體重這樣的特徵，都被發現有重要的遺傳影響。這些結論來自於多年來對（被分開撫養的）雙胞胎的研究中收集的資料。

西格爾說：“我們所發現的是，人們的很多種行為習慣都受遺傳基因的影響，其比重甚至超過了我們原本的預期”；

“遺傳學不是一切，但它確實解釋了人與人之間為什麼會有很大的差異。”

圖源：電影《哈利波特》系列

被分開撫養的同卵雙胞胎很少有找到彼此的，即使找到了，也已經過去了很多年。

因此，所有結論都是透過追溯過去獲得的。由於此類事件的稀有性，科學家們可以研究的案例有限。

例如，一對年輕的雙胞胎都喜歡番茄醬，這讓一個養母很高興，卻讓另一方很沮喪。

與路易斯·懷斯服務機構合作的研究人員認為他們已經找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他們意識到

，他們可以從出生開始研究同卵雙胞胎，實時捕捉他們的成長情況

——這正是他們要做的。

收養機構的精神病學顧問維奧拉·伯納德（Viola Bernard）認為將雙胞胎分開是合理的，因為她覺得這將有助於他們各自發展，而不是在同一個家庭中相互爭奪父母的愛。

她聲稱，這得到了當時的科學研究的支援。

“我可以誠實地告訴你，

根本沒有這樣的兒童發展文獻存在

。他們從來沒有被命名和研究過。”西格爾說。

在有記載的研究史中，從來沒有過分開雙胞胎這一研究。

伯納德與一位名叫彼得·諾伊鮑爾（Peter Neubauer）的研究人員合作，他當時在紐約猶太監護人委員會的兒童發展中心工作，長期以來一直在研究分開撫養的雙胞胎。

養父母沒有被告知他們的孩子是雙胞胎或三胞胎，只是被告知他們在參加一項兒童發展研究。

西格爾說：“很明顯，如果他們不接受這項研究，不接受研究人員定期到他們家來，他們可能就不會領養到這個孩子了。”

這些雙胞胎接受了許多測試，考察了一系列與智力和個性有關的特徵。他們還被拍下了照片。塞克勒回憶說，當研究人員來到家裡的時候，她察覺到了異樣。

“我的母親，她同意了，因為她是學習心理學專業的，知道兒童發展研究的重要性，”塞克勒說，“但事實上，這是一項雙胞胎研究，他們沒有告知我們真相。”

從一開始，這個實驗就出現了問題。

我們聯絡了勞倫斯·帕爾曼（Lawrence Perlman），他是為數不多的在讀研究生時期曾短暫參與這項研究的研究人員之一。

他在這項研究中的職責是訪問這些雙胞胎，測試他們並拍攝他們。他記得自己對這些被分開的雙胞胎的相似程度所感到的驚訝。

“不僅僅是外貌，還有他們的整個性格特徵。”他說，“我很清楚，遺傳的影響是非常強烈的。”例如，一對年輕的雙胞胎都喜歡吃番茄醬，這可能會讓一個養母很高興，卻讓另一個養母很沮喪，帕爾曼指出。

這對雙胞胎基於一些關鍵因素（如他們父母的年齡、社會經濟地位、教育、宗教和他們的其他孩子）被安置在精心挑選的家庭中。

帕爾曼說：“他們會從路易斯·懷斯服務機構那裡收養孩子，這就是機構迫使讓父母同意參與研究的一種手段。”據西格爾說，這也是在各個家庭中創造不變條件的一種方式。

這項研究很快就遇到了阻礙。

資金用完了，而且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關於知情同意的倫理問題。

家長們被要求在同意書上簽字，而有些家長拒絕了。

我與紐約大學教授、醫學倫理學專家阿瑟·卡普蘭（Arthur Caplan）進行了交談，他告訴我，這項研究發生在科學研究經常違反倫理的時期，因此他將這項研究描述為一個較為典型的案例。

“你真的可能造成嚴重的傷害，婚姻的破壞，孩子和他們的父母之間的爭吵，”卡普蘭說，

“造成實質傷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侵犯被試驗的人員基本權利絕對存在。”

這對雙胞胎之間的社交距離也沒有經過深思熟慮

——就像他們在以後的生活中相遇的可能性一樣。這些孩子都被安置在居住在紐約大都會區的家庭中，而當時的社群聯絡比今天要緊密得多。

塞克勒和她的妹妹被同一社會圈層裡的家庭收養。

事實上，在她們相遇之前，她們的養父母已經知道有另一位雙胞胎的存在已經超過十年了，

但為了女孩們的身心健康，他們被要求對這個訊息保密。

維奧拉·伯納德特別建議兩對父母不要告訴他們的女兒，認為這可能 “傷害性太大”，但沒有提供其他解釋。

其他被拆散的雙胞胎也是在偶然間相遇的，途徑則往往是透過共同的熟人，就像19歲相遇的那組同卵三胞胎一樣。

在科學上，這項研究本身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帕爾曼回顧說，他們收集的兒童資料是“一團糟”，研究沒有得到很好的組織。而且諾伊鮑爾和他的團隊從未發表過任何科學論文。

帕爾曼說：“從科學的角度來看，他們似乎並不真正瞭解處理此事的正確方式。

他們承受了被訴訟的威脅，但卻沒有發表任何東西。

”

西格爾一直在調查紐約兒童發展中心同卵雙胞胎研究的影響，作為她自己研究的一部分。© BBC

該研究的物件沒有包括異卵雙胞胎，而異卵雙胞胎其實本來就是一個自然對照組。

將同卵雙胞胎與異卵雙胞胎進行比較，可以幫助對比遺傳與環境分別對人格產生的作用。但即便如此，異卵雙胞胎還是被收養機構安置在了不同的家庭。

我們採訪了艾莉森·坎特（Allison Kanter），她與她的異卵雙胞胎姐妹曾被分開。

坎特也是路易斯·懷斯服務機構的被收養人，但最近才發現她的雙胞胎姐妹。

而這是由於她看了一部介紹同卵三胞胎故事的紀錄片，出於好奇做了一個遺傳學祖先測試。

“我記得我全身都在顫抖，想：

‘哇，如果這是真的呢？

’”

艾莉森·坎特與她的雙胞胎姐妹米歇爾·莫德科夫在美國兩岸長大後，只相處了不到三年的時間。© 艾莉森·坎特/BBC

有一個叫米歇爾·莫德科夫（Michelle Mordkoff）的人與她匹配了。她們一見如故。雖然時間很短，但她們的關係很親暱。

坎特說：“這就像我身上一直缺失的一塊東西，而我卻從來都不知道，我們越是瞭解對方，就越是意識到我們的相似之處，包括對待情感，以及我們對待生活的態度。”

冠之以科學研究的名義，他們從根本上利用了這些家庭，卻從未使用過以此得到的資料。

由

於帕

爾曼對這項研究的不滿，他只在這個專案上工作了10個月便找了新的工作。

但在隨後的幾年裡，他一直想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

而結果是，只有幾份高度類似的案例報告出現過，其中只提到了很少的細節。

最終，在2004年，西格爾和帕爾曼在各自尋找答案的過程中遇到了對方。他們一起到紐約市麥迪遜大道的公寓去見91歲的諾伊鮑爾。

對這項研究，諾伊鮑爾沒有表示任何遺愧疚。“他為這種做法辯護，說這是維奧拉·伯納德的主意，”帕爾曼說，

“他不打算承認做錯了任何事情，或為此承擔責任。所以這就是他的立場，他挖空心思，冠之以科學研究的名義。他們從根本上利用了這些家庭，卻從未使用過以此得到資料。”

路易斯·懷斯服務機構，這個曾經備受尊敬的機構，在2004年關閉了，並將其收養和研究記錄轉給了另一個叫斯賓塞·夏平（Spence-Chapin）的機構。

然而，與該研究有關記錄的控制權屬於猶太家庭及兒童服務局（The Jewish Board of Family and Children’s Services）。

“在對我們的回覆中，該服務局拒絕承擔關於諾伊鮑爾研究的任何責任。”一位發言人告訴英國廣播公司，“由於保密法，並考慮到這些研究記錄中所包含的資訊的極端敏感性和私密性，我們僅同意研究物件自己訪問這些記錄。”

他們補充說，所有在世的研究物件現在對他們參與的實驗都是知情的。

在徵得塞克勒和普里茨爾的同意後，我申請了她們小時候錄影的訪問權——但被告知這對雙胞胎必須自己申請才能訪問。

然後，她們被告知，就算獲得獲得訪問權，她們也不能與其他人分享這些檔案，因為它們可能包含“除研究物件本身之外的人的敏感資訊”。由於重溫過去會給她們造成情感傷害，這對雙胞胎不希望再繼續檢視資料。

目前，研究中收集的資料仍然封存在耶魯大學，在2065年之前不能被開啟。諾伊鮑爾在1990年安排將這些影片記錄鎖在耶魯大學，聲稱他這樣做是為了保護這些雙胞胎。

“我一點也不相信。我認為這樣做是為了保護他們自己，”西格爾說。

卡普蘭則覺得封鎖記錄主要是為了隱藏科學工作者的無能。“為什麼要把研究的記錄密封起來？我想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釋就是他們為自己的失職感到尷尬。”

但是，不管這些資料以怎樣的形式存在，由於它在倫理問題和嚴謹程度上的缺陷，其可用性仍然是值得懷疑的。

例如，西格爾強調，這是一項從一開始就不應該進行的研究。

她說：

“它真的沒有給我們帶來什麼啟發。

我們對資料內容

並不十分了解。

而且，就算我們得到了它並將它發表出來，這又將向未來的研究人員提供些什麼樣的資訊呢？

”

對於這些家庭來說，為什麼被侵犯的問題一直存在，卻始終沒有得到解決，而這個實驗也給不少個體留下了陰影。

沒有任何此研究的實驗人員被追究責任。

該實驗的一個意外的收穫是，它提供了一個例項，說明科研不應該怎麼做，以及在每個研究階段的倫理考慮是多麼重要。

而對於塞克勒來說，在個人方面，她希望透過講述她的故事減輕她的痛苦。

直到最近，當人們得知她是雙胞胎中的一個時，還會不可避免地提出一些問題，例如：“哦，你們在一起長大一定很有趣，你們的穿著、長相都一樣嗎……”

圖源：

電影《天生一對》

塞克勒說，不重提這個故事，情緒控制往往更容易。

“我會撒謊說，哦，是的，我們穿得不一樣……我不得不承受這個秘密妹妹帶來的影響，這很困難，”她說，”所以我有點高興，希望人們能看到這一故事，並把它傳播出去。”

雖然這項研究可能是為了揭開基因和環境對他們人格發展的作用，但它反而對他們的生活——以及他們的家庭——產生了難以想象的影響。

發現他們被隱匿的雙胞胎親人，永遠改變了他們的生活。

參與研究的那對三胞胎在發現彼此後，多年來一直遭遇著心理健康問題的折磨（儘管他們在青少年時期也有精神問題），其中一個人自殺了。

據瞭解，他們的生母有精神疾病史。另一案例來自一對雙胞胎的女性，雖然被分開但沒有被研究，也被確認為自殺——她的親生家庭也有抑鬱症的歷史。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特殊的經歷不一定會導致精神不健康，但嚴重的壓力會加劇以前的精神健康問題——尤其是對那些有遺傳傾向的人來說。）

有一些人為自己曾經參與實驗感到憤怒、悲傷和後悔。對那些被實驗的物件來說，這研究影響了他們與養父母的關係。而最重要的是它影響了他們與自己雙胞胎親人的關係。

圖源：電影《天生一對》

“我們再也回不去了，因為我們雖然是雙胞胎，但我們不是姐妹，”塞克勒補充說，

“我們沒有一起長大，甚至到今天，這一直是我們關係中非常難以接受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這個實驗讓那些被研究的人對此研究的主題提出了一個更深刻的問題：

他們的人格被那些拆散他們的人影響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