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鳥的子孫，商人的想象力，像鳥兒一樣翱翔

古代思想史是“做”出來的，而不是“思”出來的。這個法則幾乎適用於整個先秦思想發生史，那麼，古代思想史，包括商代的思想史是怎麼“做”出來的呢？

商王朝在成湯之前，在甲骨文中出現過的祖先，還經歷了從契開始的十三世先祖。契是否真的是契他娘吞食玄鳥蛋而生的，不得而知。但一般認為，這是母系時代的尾聲，契之後的諸商先祖，都知道他們的父親是誰了，也就是說，商文明是伴隨著父系開啟而開始的。換個角度看，也可見母系時期母權的微弱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和藹可親的，並未給歷史造就一個強悍的女王形象，這與女性的柔和天性或有必然關係。從這一點來講，母系時代的權力形態是符合現代政治文明精神的。

商人“做”出來的思想史，這幾個是不能不提的：文字、占卜、貴族精神、酷刑政治。

作為鳥的子孫，商人的想象力像鳥兒一樣翱翔，每個甲文字看起來就像鳥兒的各種形態。雖然在甲骨文之前出現了很多象形的符號，但所有這些符號都是零散的，不能互釋的，也就未能形成一定的話語體系。也許把文字刻進甲骨中實在太費事，因此甲骨文簡潔得像備忘摘要。這個特點確定了漢語表達的基本調子，甚至左右了漢語演化史。

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發現，上古漢語中有很多屈折語的痕跡，因此，他提出上古漢語很多是屈折語。若此說成立，那麼，文字對語言的影響之大，可能大大超出我們目前的認識。也就是說，方塊字把屈折語的古漢語逐步約塑成孤立語。從可知的表層面形態看，甲骨文影響了金文，進而影響了古文；文言的表達特點對思維方式、邏輯形式有決定性影響。再者，以象形文字形態確立的一些關鍵概念，也都直接影響到思想史的特點。

占卜：周作人等現代學者，將當世的迷信文化來源，歸因於北方蠻族的薩滿習俗的影響，不論先賢們找到多少有力的證據，都不能否定中原文化自身就有神秘主義傳統，這個傳統直接來自殷商，還有更遠的淵源，悠久得很。商人的占卜術演化到易，衍生易傳，基本定調了半形而上，半自然論的思維方式。占卜術以一甲子為一輪迴，自然界雖然沒有什麼是以六十年為週期的，但是天干地支改變了國人對時間的認識，地球每六十年打個嗝，太陽每六十年朝著大公雞笑笑。

貴族精神：我們在先秦著作中不難發現一個堂吉訶德式的形象，宋人，最典型的如宋襄公。周滅商後，周公把殷商貴族安置到宋。因此，一般認為從宋人氣象中或可看到殷商遺風。歷經西周四百年，宋人依舊保持著舊日風貌：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殺二毛等等，這些古代貴族戰爭的遊戲規則，在戰國往往成為被嘲笑的材料。但是，視法則高於利益，無疑是一種更高尚的人格。周禮因商禮損益而起，其中，包含人格複雜化過程。後世人傑甘為大道拋首，不一定直接來源於殷商，但肯定一脈相承。

酷刑：有人梳理後發現，後世的酷刑大都能在殷商找到源頭。商代的酷刑雖然主要針對戰俘，但卻形成了一種政治事實。從這個角度看，虐殺戰俘宛如虐殺自我。用酷刑虐殺戰俘，作為犧牲之事，幾乎每個文化都存在過，但是，商代的酷刑政治因種種原因，被繼承和延續很長時間，這卻是不多見的。歷代的酷刑無疑是踐踏人格的惡劣行徑，酷刑政治所造成的文化和社會意識，動搖了思想史“善”的土壤。

高貴的戰爭法則和邪惡的酷刑政治，同時存在於商文明中，形成的落差之巨大難於設想，兩種背道而馳的精神因素，在一種文明中共存，矇昧與鄙野或多或少掩蓋了人格的撕裂。殷商沒有自覺思想家，甚至西周都沒有。殷商文明的思想四要素，開始呈現古代思想的二極分化。極善與極惡的二元對立，從商代初見端倪。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