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社會上是沒有白吃的午餐的，只有得沒有舍的事情並不存在，換句話來講，如果在一件事情當中只有得而沒有舍，那麼，一定會在另一件事情當中，付出更多的汗水或者沉重的代價，這個道理不僅僅適用於個人的為人處事，也同樣適用於家國天下的發展。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歷史社會自從漢武帝之後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他們以這種原則維護了帝國制度的發展，堅定了帝國制度的框架，讓社會的生產力能夠穩定的進行提升，讓人民能夠接受帝國框架下的行為方式。

也就是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於帝國時代的發展來講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沒有儒家學說的支撐和堅持，那麼，帝國就不單單只是王朝更替那麼簡單，王朝更替無疑是殘酷的，其中夾雜著無數人的鮮血和白骨。

如果沒有儒家學說，那麼，帝國的存在必然更加的尷尬，也會更加的危險。

可是天下並沒有白吃的午餐，儒家學說維護了帝國制度，維護了社會的秩序，也加強了君主的統治，那麼，在這樣的既得利益之下，民族也必然會付出相應的部分代價。

我們縱觀整個古代歷史社會的變遷，這個代價無異於是沉重而且巨大的。那麼，在以儒家學說為原則維持的帝國統治之下，我們都付出了哪些沉重的代價呢？本篇文章我們重點分析一下這樣的問題，看一看帝國的舍與得是如何平衡的。

首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我們民族其實就沒有了思想。在我們的印象中，西方的思想發展是比較鼎盛的，像是文藝復興、思想啟蒙，他們的思想黃金時代和變遷時代都比較多，但在中國古代歷史中，我們卻很少有這樣的印象。

其實，我們民族曾經是非常有思想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儒家有思想，道家有思想法，法家有思想，墨家也有思想，其他的學派也不落下風，十家九流競相爭鳴，思想發展非常的豐富燦爛。

這些思想與古希臘的那些哲學家，像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些人，以及印度佛教和希伯來先知的學說一起構成了雅斯貝爾斯所謂的軸心時代的輝煌。

這無一不說明，我們民族曾經也有過思想解放的黃金時代，也有過思想繁榮豐富的年代，但是不幸的是，這樣的年代只存在於先秦，也就是在秦朝建立統一的大帝國之前。

自從進入了帝國時代，我們的民族就開始變得沒有思想，也開始不會思想了。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書並不是思想家，他只能算作是漢武帝的一個臣子，哪怕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也不能將他看作是思想家。

簡單來講，他只是一個政客，他把先秦諸子的思想下載、複製、貼上，然後將它們雜糅成一個不倫不類的體系，之後又將這個體系貼上儒家的標籤貢獻給帝國，美其名曰實現了儒家學說從民間思想到官方意識形態的切換。

但實際上，卻只是為帝國設計了一個以倫理來治國的發展體系，此後的2000多年裡，諸如董仲舒一樣的政客數不勝數，但像是孔子孟子那樣的思想家卻是極其稀少。

他們沒有一個能夠達到先秦諸子的級別，也沒有一個人擁有先秦諸子的水平，更沒能超脫出先秦諸子的框架，王夫之是學問大於思想，王陽明是姿態大於思想，其他人也大多不過如此，比起真正的思想家，他們顯得不倫不類，也就是說，在大秦帝國建立統一的大帝國之後，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

因為帝國的本質其實是集權的，權力集中到國家手中，集中到皇帝手裡，只能是君主或者領導階層說了算，不服從就會被兼併，那麼，帝國的統治者必然是擅長權利集中的人，也就是說，集權其實是帝國的天性，而集權與專制的界限並不明顯，一旦不小心，集權就會變成專制。

其實，從根本上來講，集權不一定都是專制，專制也未必都獨裁，只不過他們之間的界限非常模糊，或者太過於稀薄，稍不留神就會從一邊轉化成另一邊，並且這個轉換過程很有可能是毫無察覺的，即專制主義很大的可能性會在集權的條件下誕生，可是專制顧名思義就是一個階層的統治，既然是少部分人的統治就不可能擁有自由，更不可能擁有思想自由。

人們如果想要真正的思想自由就必然會因為思想而有所行動，可是，如果所有人都想行動，那麼帝國和專制不就岌岌可危了嗎？

所以，帝國怎麼會允許這樣的情況出現呢？因此，王朝如果集權而不專制，實行開明的制度，那麼環境就會比較寬鬆但極易容易導致混亂，比如說，唐朝，唐朝是在漢朝之後又一個鼎盛的大帝國，也可以算作是整個古代歷史社會發展中最為強大的王朝，但這個王朝最終就是覆滅在它的自由上，安祿山為什麼能夠造反？很大程度上就得益於他擁有軍權。

而這樣的情況在專制的王朝中是不可能出現，畢竟某種意義上來講，軍權大於皇權，唐朝能夠將軍權放之於將軍手中，足以見識到唐朝社會環境的自由，正是因為這種自由最終導致了唐王朝的由盛轉衰。

如果即集權又專制，那麼，就很容易導致社會禁錮，形成文字獄，

比如說，清朝的乾隆和嘉慶時代，文字獄讓民眾苦不堪言。可是，相對於王朝的覆滅，人民群眾的痛苦好像不值一提，再加上我們上面提到專制和集權的界限並不明顯。

那麼，很多的王朝就會為了穩固國家的統治而加大集權的程度，而集權的程度一旦被加大就很容易在無知無覺的情況下轉變為專制，專制必然不會自由，而既然不允許人民群眾自由，自然也就不會允許他們產生自由的思想，所以，自從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制度成型之後，像曾經那種思想黃金時代必然不復存在。

其次，在沒有思想的前提下形成的學問並不具備很大的價值，也就是說，沒有思想的學問並不能成為學術，所以，古代歷史社會有一個非常尷尬的現象，那就是思想，雖然不常有，可是學問卻不少，大的智慧雖然不常有，但是知識卻不少，。

沒有了像諸子百家那樣的爭鳴討論，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爭吵，甚至他們沒有了研究卻多了很多鑽牛角尖的事，如此就成為了整個華夏學術界的悲哀，或者說成為了一個民族的悲哀。

因為，一個沒有自由思想的民族，就沒有了頭腦，沒有頭腦也就挺不起脊樑了，這是宋朝之後華夏民族，在世界範圍內不斷落後的原因所在。

也就是說，雖然，自古至今中國人都是講骨氣的，但在沒有思想的前提下，骨氣就很難成型，所以，在大清帝國最後的那幾年，一些朝廷大臣意氣用事清談誤國，他們沒有科學精神，也缺乏理性的分析和思想，最終，給我們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這場災難是我們幾乎承擔不起的，我們經歷了幾百年的爭鬥才從這樣的情況中脫離出來，才漸漸的擁有了自己的思想，才開始了自己的復興之路。

再者，帝國也沒有了言論的自由，比如說，當孔融說了，子女是父母尋歡作樂的結果之後就被殺掉了。難道他們真的是大逆不道的人嗎？其實並不，究其原因，只是因為當時的執政者以言論來治罪。

這就說明帝國沒有言論自由，誰要是膽敢懷疑和攻擊帝國制度之下的意識形態就只有死路一條，到了後來的乾隆時代，所有的人都膽戰心驚，噤若寒蟬。

但是，一個沒有思想和言論自由的社會，是不可能會擁有真正的道德的，從表面上來看，帝國時代的人雖然非常重視倫理治國，重視道德，其實他們重視的道德只不過是能夠被皇帝所利用的道德，是皇帝承認的道德，在此之外的種種則不在被人們重視的範圍之內，這其實也是一種悲哀。

無論是人們自然而形成的習俗也好，還是人們本該就擁有的道德觀念也好，又或者人們本身該發展的思想意識形態，這些通通都成為了皇帝手中的手段，甚至成為了他們去禁錮人民群眾的工具，這些本來應該讓社會發展變得更好的東西，最終卻制約了社會的發展，讓一個原本鼎盛的文明漸漸地衰落，並且在近現代付出了巨大而沉重的代價。

當然，或許我們的先祖並沒有選擇，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們只能應用這樣的方式，可即便如此，這種方式的弊端和漏洞帶給我們的傷痛卻依舊是永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