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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漢書·藝文志》

春秋戰國，戰亂橫生，生靈塗炭。動不動就會爆發涉及幾十萬人的戰爭，甚至還出現過上百萬人參與的戰爭，長平之戰和秦滅楚之戰，至於真實戰爭的情況是不是涉及如此之眾，我們不得而知，至少史書中都是這麼記載的。但戰爭是把雙刃劍。春秋戰國時期的戰爭，生靈塗炭的同時，也促進了民族的融合，更解放了民眾被禁錮的思想，所以又可以說，春秋戰國時期是華夏曆史走向文明的奠基石。

說到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大解放，就不得不說百家爭鳴，其實諸子百家之數只是籠統之說，根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但是最後成為學派的也就不過十家，其中又數儒、墨、道、法最為有名，不過就諸子百家的目的為“取合諸侯”而言，儒家和法家的競爭則最為激烈。那麼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漢武帝的獨尊儒術，為何法家與儒家之爭，卻分不出最終的勝負？既然說百家爭鳴是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那麼為何後世卻很難再出現？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還得先聊聊春秋戰國為何會出現百家爭鳴。奴隸制的解體，促進了思想的解放。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紛爭，大混亂的時代，自古以來“大破便會有大立”，這時期奴隸制度的“破”，也正是為了新制度封建制的“立”所做準備。現在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曉，是封建制取代了奴隸制，但是在當時而言，誰也不知道奴隸制之後的社會制度會是什麼樣，所以百家學說開始出現。而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君主們，同樣不知道什麼樣的學說，能夠治理國家，能夠使國家強大，這就使得儒、墨、道、法、兵、名、陰陽等學說開始爭奇鬥豔。可以說，春秋戰國之所以能出現百家爭鳴，和當時社會的大背景，是無法分割的，時代的發展造就了百家爭鳴，而百家爭鳴又反過來促進了時代的發展，二者相輔相成。法家出現最晚卻成為了治國思想。

在百家爭鳴的過程中，儒家和法家的爭鬥最為激烈，為了爭奪統治者的“寵愛”，進行了上千年的爭鬥，但是就春秋戰國而言，儒家學說是不適應時代發展的，而法家則順應了潮流。百家學說中，法家的出現無疑是最晚的，這是因為不到布衣力量開始急劇膨脹的戰國時期，法家思想無法成行，各個諸侯國爭相的變法，也是以法家學說為基礎的。變法究竟變的是什麼？表面上是革除舊貴族的世襲權力，實際上就是對於奴隸制的否定。

春秋戰國，戰亂不斷，只有採取君主專制，才能最大限度的集合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戰爭，所以從根源上講，誰以法家學術為根基進行的變法徹底，誰就能完成大一統，秦國做到了，所以最後它完成了統一。從焚書坑儒到獨尊儒術。秦朝的建立，說白了是新社會制度取代舊社會制度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法家思想是指導思想，秦始皇亦看到了法家學說的巨大威力，依然以法家為治國之道，但這也間接導致了後來秦朝的崩盤，因為法家學說，只適合戰爭年代。在和平年代依然沿用法家學說，就會造成政令的苛刻，太史公司馬遷，就把秦朝的滅亡歸結為“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尤其是秦始皇時期進行的焚書坑儒，更是把法家思想推上了最高之位，隨之而來的就是其餘學說的沒落。

到了西漢，劉邦吸取了秦朝滅亡的教訓，開始廣施仁政，但是其學說依然是以法家思想為主，但是漢武帝時期，法家的思想又露出了弊端，於是文韜武略的漢武帝實施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再次把儒家推到了治國的指導思想上。後世為何不能出現百家爭鳴，其實當國家完成了大一統之後，治國思想也隨之確定，疆域的一統，造就了治國思想上的統一，正所謂：秦朝，疆域已定，漢代，民族已成。無論是秦始皇崇尚法家，還是漢武帝推崇儒家，這都是說明了一個國家內，只能有一種主流的治國思想，其餘學說可以並存，但只能在文化領域找到存在的價值。此外，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百家”，幾乎囊括了方方面面的學說，後世之人雖有創新，也只能在此基礎上，足見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對於後世的影響之深。

那麼為何法家與儒家之爭，分不出最終的勝負？這是因為社會發展到達的階段不同，就會有相適應的學說，戰國大爭之世需要法家思想來完成統一，漢朝華夏文明圈已經大體確定，儒家學說的優勢又被顯露了出來。到了後來，統治者治國思想，則慢慢把儒家和法家學說相互結合，一方面以法家治國，另一方面又以儒家教化臣民，二者相輔相成，最終使得華夏曆史出現了一個有一個令西方難望其項背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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