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譜與家訓“共盛之象”
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的宋光宇教授撰文以為“明清兩代，家譜與家訓一起昌盛，而且兩者有合而為一的趨勢，家訓成為家譜之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著名歷史學家陳捷先教授也指出：“到了明朝，隨著譜學的進步與發展，家訓成為譜書匯中重要的部分，好的譜書必有家訓。”兩位學者的言論，實際上指出了，家訓普遍依譜而生的生存形態，某種程度上而言，有譜必有訓。甚至判斷一部家譜好壞的標準乃是視其家訓的有無。因而家譜的昌盛無疑也是家訓的昌盛。
明清時期蘇州許多家族十分重視家譜的纂修，無論世家大族還是尋常百姓，興修族譜的活動十分頻繁，如夫椒丁氏自其明代第十一世任禮公創譜，後世子孫“踵修不一，至民國巳未凡九修”。他們“誠恐年久不修，難免失考之虞”。多數家族恪守“三十年一修”的重修之期，此外，也有一些對此有嚴苛要求，如常熟歸氏其道光二十有三年虞山支十八世孫歸衡在家族譜序中追溯前次的修譜時間，“自康熙中葉迄今已百數十年，距嘉慶中修譜之時亦將已四十年矣”，明顯流露出對“近四十年一修”的重修頻次甚為遺憾與不滿，故“欲舉通族之譜，一一釐訂之，詳且核，不尤難之難哉”洞庭南徐徐氏對家譜的重修之期規定更為嚴格的規定，“修譜牒古人論定為三十年一修，但必經始於平時，乃能精詳於臨事，每歲春祭之日，子孫群集，各房錄其生死之數，令值祭者收藏於笥，歲終錄成草譜一冊，然後修譜之歲可以據草直書，無事訪求”，不難看出，此番議論將“家譜的重修”上升至修譜定式的制度層面。
明清時期蘇州家譜的確切數量無法計算，因其家譜、族譜系私家纂修、儲存，數量十分龐大，且經歷代兵亂等等各種社會動盪與浩劫，又致私家所藏的家譜四處分散，有些甚至輾轉於國外。限於此，筆者只能對“世界上收藏中國家譜原件最多的”上海圖書館以及蘇州各地方圖書館的館藏家譜稍作統計。據粗略統計，僅在上海圖書館編著的《上海圖書館館藏家譜提要》中提及的蘇州家譜即已收錄了 76 家姓氏 469 種家譜資料，譜籍地涵蓋蘇州府及其下屬各縣，即吳縣、吳江、長洲、崑山、常熟（海虞）、太倉。此外，蘇州圖書館、蘇州博物館、常熟圖書館、吳江圖書館、崑山圖書館尚藏有為數不少的家譜資料，上圖以及蘇州各地收藏的這些家譜資料幾乎多為古籍善本。明清蘇州家譜不僅數量多，且種類多樣，從名稱上看，有族譜、宗譜、世譜、家譜、家乘、合譜、支譜、近譜等等，或一門之譜，或一族之譜，或一支之譜，或一房一派之譜，以血緣關係為紐帶，凝聚起家族勢力。同時，家譜的體例十分完備，內容完整而豐富，明清蘇州家譜基本由譜序、譜傳、凡例、誥敕、歷代世系圖、墓圖、墓誌銘、祠圖、像贊、家傳、村居圖、翰墨文章、義莊規條、家訓、族規等部分組成，以世系表為時間主軸，力圖展現出一家一族的全部生活，體現“譜乃一家之史“之義。
明清蘇州的多數家譜中均包含家訓，《虞山鄭氏支譜》、《洞庭東山沈氏宗譜》等則將“家訓”列在卷首，足見其對家訓的重視。除了家譜中所涉及的大量家訓以外，尚有許多儲存在文集中的家訓，如清代太倉人邵廷烈所輯錄的《婁東雜著》（又名《棣香齋叢書》），即存有同鄉王時敏的《奉常家訓》；清代太倉人趙詒琛、王大隆輯錄的《丙子叢編》收錄的王師晉的《資敬堂家訓》。此外，也有單獨成篇或冊的家訓，如清代常熟馮班的《鈍吟雜錄》即收錄有大量有關家訓的著作，《家戒》、《誡子帖》、《遺言》、《將死之鳴》四種，表達其在教子擇師、律己待人、讀書治學等家訓的有關論題上的獨到看法。崑山朱柏廬的《朱子治家格言》更是歷來被奉為家訓圭臬之作，集中了古人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不但是書香世家的治家良策，同時也是整齊門風的範例。
（二）明清蘇州家訓興盛的原因
明清蘇州家族無論家譜抑或家訓數量都較龐大，附著於家譜之中的家訓不僅數量繁多，體式多樣，內容也完整而豐富，涉及個人、家庭、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究其繁盛之因，則與明清時期蘇州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密切相關。
首先，修譜傳統促進了家訓的興盛。明清時期，人口較之於宋元時期明顯增長，滋生大量的小家庭，加之宋元時期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原許多大家族爭相南渡自保。在其南遷過程中，許多大家族不可避免地產生分化，大多散為小家庭，不復昔日中原的大家興旺氣象。而促成這一切的首要即在於敬宗收族的家譜纂修工作。因而，自宋元至明清，人們普遍熱衷纂修家譜，形成了家家修譜的社會風氣。蘇州地區雖遠離戰火，未有兵亂造成的大動盪，但北方士族的南遷，使得當地土著之家認識到必須團結一致對外的緊迫性與必要性，故而擴大、強化家族規模，嚴密家族組織，而在傳統社會組成並維繫一個大家族最有效且直接的方法即是纂修一族之譜。總之，明清時期無論蘇州土著家族抑或僑寓於此的北方南渡之家，都不約而同地表現出對能夠“定世系，辨昭穆，別親疏，序長幼，敬宗收族”的家譜的重視，修譜成為家族世代相接的事業。
明清蘇州的家族承襲由來已久的修譜傳統，又因無論南遷的北方士族抑或蘇州土著士族出於自身所處環境的變化而產生現實生活中的緊迫修譜需求，造成明清時期蘇州修譜風氣熾盛。其中家訓作為家族教育的重要方式和重要內容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視，因其承載著世家大族渴望家運長久的迫切需求。家族祖輩們企圖以家訓的形式向子孫後代或講述其人生經歷，或傳遞其經驗教訓，或灌輸其精神主張，訓誡子孫為家族建設事功，以收“顯親揚名，光宗耀祖，光前裕後”之效，取得家族長盛不衰這一終極目的。同時，家訓對於凝聚人心，促使家族成員之間產生了一種相互需要、相互依存的家族共同體意識貢獻莫大。
其次，經濟發展為修譜立訓提供了基礎。明清時期蘇州經濟發展至一個高峰，其人口急劇增長，絲綢織作業、棉布加工業等手工業生機勃發，商品經濟發展繁榮，市鎮勃興。此外，僅從蘇州府所佔全國賦稅的比例也不難窺見其雄厚的財力。明代邱浚曾感嘆：“東南，財賦之淵藪也。自唐宋以來，國計鹹仰於是。其在今日，尤為切要重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道出了明清時代的江南，賦稅甲天下。明人李樂更進一步指出：“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直接言明蘇州府居於古代中國稅源地的首要性。因此，明清時代的蘇州府當之無愧地處於全國經濟領先的地位。在此大背景下，許多實力雄厚的大家族也應運而生，他們將一部分土地、房屋等貢獻出來作為族人共同的產業，設立義莊、義田、義塾，救濟族中貧弱者，這些族產成為維持宗族存續的重要經濟支柱。早在宋代，范仲淹即在蘇州創立了最早的範氏義莊，此後蘇州的義莊代有興廢，數量不斷增多，明清時期蘇州成為“我國義莊最多的城市”。世家大族紛紛仿照正規化義莊，在本族設立義田、義莊、義學。如長洲宋氏家族“裒田千畝，置立義莊，收租，以供贍族之用，以竟先人之志，並設宗祠供奉”，制定相應的祠莊規條；大阜潘氏設立“專祭祀而恤宗族”的松鱗義莊，並訂立一整套精細的“松鱗莊規條”、“松鱗莊祭祀規條”、“松鱗莊贍族規條”；蘇州望族彭氏設立誼莊，有“三百餘畝潤族田”以供“族人之無田者與之粟，婚嫁喪葬與之錢，鰥寡孤獨之無靠者錢粟兼之”；常熟望族丁氏設立丁氏義莊，清代咸豐六年（1856），丁鳳池按照其父丁錦峰的遺命，捐出土地五百四十五畝，價值達白銀千兩以上，設定義莊、書田，訂立“義田條規”、“續置書田規條”，其中“贍族義田，共伍百伍畝一分二釐九毫，書田四十畝四分五釐”，但只有與莊裔血緣關係較近的族人才能從義莊、書田處領得月米等津貼。
明清蘇州世家大族的雄厚經濟實力為其家譜的興修奠定了物質基礎，同時其家訓中關於治生的言論頗多涉及，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對工商業的態度有所轉變，不似傳統觀點一味地貶斥其為“末業”，相反，更多地流露出對其支援、讚許的眼光。一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是受到明清商品經濟的時代風潮影響。
再次，文化發達形成修譜立訓的氛圍。明清時期蘇州發達的經濟孕育了當地繁榮的文化，文明在其肥厚的經濟沃土上開出似錦繁花，人文昌盛，黌序崇宏，書院林立，書肆櫛比，藏書宏富，英才輩出，各學術流派爭鳴不已。尤其是科舉盛況成為蘇州的一大奇景，甚至有“狀元之鄉”的美譽，由此而形成的世家大族比比皆是。各地商人匯聚蘇州，形成一道亮麗的會館文化景觀，商品經濟繁榮推動了市民階層的形成、市民勢力的增長，隨之而來的是世俗文化的興盛，尤以崑曲為代表。總之，明清時期，蘇州的精英文化、世俗文化各自競綻其流光溢彩的一面，璀璨奪目的地域文化使得蘇州躍居全國重要的文化中心地位。
明清時期蘇州存在大量的科舉世家，這些士人群體十分強調詩禮傳家，而“名門右族，莫不有規有訓”，他們往往藉助家訓對子孫後代進行家庭教育，同時，這一形式也可世代延續。透過認真細緻地家訓撰寫來傳遞其成功經驗及精神主張。他們本身即具備很高的文化修養，故其家訓往往價值很高，范家的同時也廣為傳誦，成為範世之標杆。此外，明清統治者為加強思想文化的專制統治，極力推崇程朱理學。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將崇儒定為基本國策，理學家因其“存天理，滅人慾”的主張以及對封建綱常倫理的維護得到明清統治者的大力支援，而“封建統治者加強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上的專制統治的需要，相應地要求作為‘國’之縮影的‘家’的統治者——封建家長也要加強對子弟家人的管束和教化，這在客觀上也促進了家訓的發展”。皇帝甚至躬身親撰帝訓，以示範民間、鼓勵百姓，如朱元璋《祖訓錄》、《誡諸子書》，朱棣仁孝文皇后《內訓》，雍正輯錄康熙的訓言而成的《庭訓格言》。明清蘇州的官僚士大夫本身即深受儒家思想的習染，在此大環境之下，無論出於內在還是外在需要都促使他們對家訓文化樂此不疲地傳佈宣揚。
“事實上，絕大多數家訓都是口述的，成文的只是少數，原因很簡單，絕大多數古代中國人是文盲。由於家訓主要用以約束本家族的事務，因而在成文的家訓中大多數也只在家族內流傳，如附記在族譜上或作為傳家物由家長單獨掌管。家訓要在社會上流傳，不僅必須是成文的，具有普遍性意義的，而且家訓的制訂者或後繼者必須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基礎。缺少其中的任何一個條件，家訓就很難為外人所知，產生社會影響”此番論述不難看出，家訓繁榮與否與讀書入仕計程車人群體有莫大關聯。明清時期蘇州的科舉十分發達，形成了一個透過讀書而步入仕途計程車人階層，蘇州這樣的世家大族所在非少。他們既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又有官職身份帶來的經濟實力，本身也十分注重家訓的家庭教育功能，由其書寫的成文家訓往往還具有普遍性意義，對平民百姓之傢俱有一定指導性，他們往往也希望本家族制定的家訓既能范家，亦能範世，並在家訓中毫不含蓄地直接表露，如虞山莊氏即希望家訓“爰為家人朂，併為族人朂，且為後人朂也，其勉旃”。同時，傳統社會中，有著功名、官職身份計程車人階層往往也是民間風尚的風向標，成為普通百姓爭相靠攏、效仿的物件，食祿之家制定家訓的舉動亦躲不開民間時刻盯梢的銳利目光。無論商賈抑或立農之家，無官職身份的食力之家也十分注重家譜中家訓的書寫，觀其內容，很多與士族之家大相徑庭。在此社會風氣之下，明清時期蘇州的家訓文化蔚為大觀。因而可以說，明清時期蘇州許多具備較高文化修養的世家大族對於其地家訓的繁榮功不可沒。
以上論述可以得知，明清時期蘇州的家族無論是迫於外部環境變化所帶來的競爭力的增長，抑或是為了家族內部的和諧與治理的便利，都需要“制定一整套相應的家庭行為規範來克服和對付家族的缺陷”，而“在全社會高度政治化的傳統中國，家庭實際上是組成國家的基本細胞”，皇帝清楚地知道民間家族的穩定與和諧對其統治穩定性的重要，故躬身撰寫帝訓以示範民間，而蘇州的社會主體是士大夫階層，他們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一方面積極響應中央號召，樂於在家譜中鄭重地寫上家訓，而其本身具備的高水平文化素養，使其家訓的內容範家的同時亦可範世，民間百姓紛紛學習、效仿之。加之明清蘇州經濟發達、文化繁榮，秩序良好的社會環境之下，家訓的化育作用意義凸顯。由此，明清時期蘇州家訓的繁榮則不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