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所以土司史料是研究土司制度的基石。要想說清楚幾百年前出現在宜州（慶遠府）的土司歷史，需要大量的文獻記載和文物材料，掌握當時的社會制度和正確的名詞概念，才有可能把它們的沿革、制度、事件、人物等歷史真相還原出來。因此缺乏系統文獻支撐的歷史研究，很容易信口猜想甚至臆念，哪怕有點碎片傳說或器物論據，也還是缺乏說服力的，更可能篡改歷史，誤導後人。而且，考慮史料論據的時代性和真偽性（造假前代的族譜、石碑絕非鮮見，（日）谷口房男，白耀天編著的《壯族土官族譜整合》多有論證），選擇文獻也還有優先原則，優先使用當代官方文獻及當代文物傳記碑文，輔以其他年代文獻及器物，互相印證的方法，是考究真史不二法則，這點值得注意。
可是，清修《明史》、地方誌如《廣西通志》、《慶遠府志》等，對明代廣西土司部分記載或語焉不詳，或以清代歷史覆蓋明代歷史，這樣的研究會造成明代的土司歷史真貌無法得以全面展現。而縱觀全國土司研究，很多歷史專家如胡起望、黃明光、黃彰健等對《明史》、《土官底簿》、《蠻司合志》、《嘉慶廣西通志》中有關廣西土司部分內容都作了校訂，這對學者正確運用史料，去偽存真有重要意義。目前宜州學界眾口鑠金，對慶遠府內土司的研究始終以清代輪廓取代明代全貌，缺少商榷和爭鳴，有必要對其廣度和深度進行拓展。因此我們對待史料須持謹慎態度，還歷史之本來面目。
筆者透過研究《明史》、《明實錄》、《大明會典》、《大明一統文武諸司衙門官制》、《讀史方輿紀要》、《萬曆廣西通志》、《大清一統志》、《嘉慶廣西通志》、《道光慶遠府志》、《道光天河縣誌》等文獻，以及參考廣西博物館編輯的《廣西土司制度資料彙編》、吳永章著《中國土司制度淵源與發展史》、龔蔭著《中國土司制度》、《20世紀中國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等著作以及其他相關土司研究論文，擬對明代慶遠府土司歷史進行儘可能詳盡的闡述。
在闡述明代慶遠府土司歷史之前，有必要釐清土司與土官的學術定義。史學界對土司的定義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土司既指少數民族地區的土著人在其勢力範圍內獨立建造的，且被國家法律允許的治所（土司衙署），還包括狹義土司的土官以及統治區。狹義的土司專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統其兵、世襲其職、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從字面可以看出，司與官之不同，司指政權，官指人，因此狹義土司只是俗稱，土司可以覆蓋土官，土官卻無法替代土司。所以要認識俗稱土官如土巡檢、土知縣、土知州等為土司，即以官職代替土官統治政權，如授某人為長官司（恰恰清修史料就這樣描述了）是不準確的，應是授長官司正副長官才是嚴謹的（《明實錄》、《明會典》、《明史》等）。另外，相對於土官是世襲的，是固定的，流官則是朝廷可以調動的，相對是流動的，土官與流官之分，並不是那麼難以理解。本人認為，明代官方文獻既然記載有“土司”和“土官”，特別在官方管理制度及官制上，已經明確了土司不僅包含土司衙門及土官，還應該是一個行政統治區域（含軍事性質），有轄區民眾（土民），即包括宣慰司、宣撫司、招討司、長官司及土官府、土官州、土官縣、土寨、土千戶所都是土司，而土巡檢司、土堡、土舍、土驛從建置及其功能來看，各地情況較為複雜，有些只有數人的一個關卡，有些可能有一片轄區，故嚴格上說，各縣設定的，那些僅具有衙門而沒有轄區行政管制權的土官、土流官結合的巡檢司、土堡、土舍、土官驛站不應屬於土司，因為它們本身屬於縣府或衛所機構，只有土官，沒有土民，更沒有獨立的行政管治權。如宜山縣懷遠土官巡檢司的居民屬於宜山縣戶籍或慶遠衛軍籍，明清史料沒有把它記載土司範圍內，而永定長官司居民戶籍屬於永定土司土籍而非宜山縣，二者都有土官，行政管治權卻明顯不同。所以清代為改土歸流，弱化土官實力，對於後來世襲的土司官實施等級降等，以達到削弱土司管治權，最後改制的目的。鑑於本文重點在於長官司之類土司，為行文方便，本文探討的明代慶遠府土司僅限於長官司，不計土官州、土官縣、土寨、土堡、土舍、土千戶所、土官巡檢司、土官驛站在內（下同）。
史料記載錄如下：
●《明孝宗實錄》：弘治六年（1493年）五月，增設廣西慶遠府永順、永定二長官司，設長官正副各一員，從兩廣鎮巡等官（案總督都御史閔珪）請也。弘治九年（1496年）九月，兩廣總鎮等官（案總督都御史鄧廷瓚）言：“慶遠府天河縣舊十八里後漸為獞賊所據，止餘殘民八里，請分設一長官司治之。”下兵部覆奏，遂增設永安長官司，仍隸慶遠府，授土人韋萬妙為正長官，韋全保、韋公利、覃應填為副長官，並置流官吏目一員。
●《明史 地理志》慶遠府，領州四，縣五，長官司三。永順長官司（案含永順司副長官轄區），府西南。永定長官司（案含永定司副長官轄區），府南。二司皆弘治五年（1492年）析宜山縣地置。永安長官司（案含永安司副長官轄區），弘治九年（1496年）九月析天河縣十八里地置（案府東北）。
●《明史 廣西土司志》：弘治九年（1496年），總督鄧廷瓚言：“慶遠府天河縣舊十八里，後漸為僮賊所據，止餘殘民八里，請分設一長官司治之。”部議增設永安長官司，授土人韋萬妙等為正、副長官，並流官吏目一員。
●《道光天河縣誌》：弘治九年，總督鄧廷瓚上言：“慶遠府天河縣舊十八里後漸為猺賊所據，止餘殘民八里，請分設一長官司治之。”部議增設永安長官司，授土人韋萬妙等為正副長官，並流官吏目一員。弘治十五年，天河賊首韋萬妙作亂，知府姜綰督那地土州兵抵巢擒萬妙誅之。
●《明史 廣西土司志》：慶遠領州四，縣五，又長官司二，曰永安（案應為永定司，永安司弘治十五年已經被滅），永順。永順司、永安司（案應為永定司），舊為宜山縣。正統六年（1441年），因蠻民弗靖，有司莫能控御，耆民黃祖記與思恩土官岑瑛交結，欲割地歸之思恩，因謀於知縣朱斌備。時瑛方雄兩江，大將多右之，斌備亦欲藉以自固，遂為具奏，以地改屬思恩。土民不服，韋萬秀以復地為名，因而倡亂。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覃召管等復亂，屢徵不靖。弘治元年（1488年），委官撫之，眾願取前地，別立長官司。都御史鄧廷瓚為奏，置永順、永安（案應為永定）二司，各設長官一，副長官一，以鄧文茂等四人（案鄧文茂為永順正長官，彭訪為永順副長官，韋槐為永定正長官，韋朝和為永定副長官）為之，皆宜山洛西、洛東諸里人也。自是宜山東南棄一百八十四村地，宜山西南棄一百二十四村地。議者以忻城自唐、宋內屬已二百餘年，一旦舉而棄之於蠻，為失策雲。
●（明）陶承慶校正《大明一統文武諸司衙門官制》：慶遠府，州四、縣五、永定長官司、永順長官司。
●（明末）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慶遠府屬州四縣五長官司二（永定長官司、永順長官司）。
●（明）《萬曆廣西通志》：慶遠府領州一、縣四、土官州三、土官縣一、長官司二（案永定長官司，永順長官司）。
●（清）《嘉慶廣西通志》：慶遠府領州二、縣三、土州三、土縣一、土司三（案永定正土司、永順正土司、永順副土司）
從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清修《明史》對慶遠府長官司記載的確不詳，甚至出現錯誤，但交代了明代弘治年間先後設定了三個長官司，即永順、永定（均弘治六年五月由宜山縣析地設定，在府南）、永安長官司（弘治六年五月由天河縣析地設定，在府東北。其不久（弘治十五年）被消滅，留下的統治區被在宜山縣的永順長官司副長官彭姓接管，詳見筆者《論永順副長官司統治區搬遷到天河縣的歷史》。長官司官員分正副長官，未說明正副長官是否有從屬關係。明代文獻從沒有提及副長官司一名（數量也是二個），說明明代無副長官司一說（明代獨立官制決定的，所以筆者認為正副長官有從屬關係），只有長官司副長官，也有衙門和轄區土地。從明清《廣西通志》記載來看，均以修志時土司存在者記錄，無存者不載（以後會論述永安長官司及永定長官司副長官滅亡的歷史），因此明修《廣西通志》只記載永定長官司，永順長官司二個。
但是，清代方誌混淆土司地區與土官概念，甚至按土司宗族實力，單列出永順副長官司（廣西省唯一，非常奇特，但有其道理。《嘉慶廣西通志》對也有正副長官的上林、安隆長官司卻沒有單列副長官司）。因為明代史料只是記載彭訪是永順長官司副長官，他雖是副職，卻是慶遠衛指揮使彭舉，及廣西都司都指揮使彭英的後代，實力絕不是正長官鄧文茂輕易壓得住的，正長官很難染指其統治區（據近代土司研究，土司間發生利益爭鬥都是靠“拳頭”說話的），加上後來接管被滅的永安長官司，由宜山縣搬遷天河縣，單列出來也說得過去（因為土司也可指其長官，永順長官司副長官就就俗稱永順副土司），只是不精確，此時已不是原來的統治區了。可是明代史料較清晰地區分土司與土官，不敢違背明朝官制作如是記載。後來，在宜山縣清潭附近楞村設理苗分縣（由縣丞管理苗、瑤、侗等少數民族的副縣），也有副縣長衙門，一樣有賦稅區，但不能稱宜山地區有兩個宜山縣一樣道理，故沒有單列記載。
可是，清代這種單列筆法與清修《慶遠府志》記載一樣，造成宜州文史界眾口一詞，如甘思靜著《明清時代宜山區域內幾個土司的設定存廢》、藍榮斌著《宜山區域內幾個土司官的承襲世襲》、施鐵靖著《明代宜州土司政區地理研究》一致採用“兩正一副長官司”之說，也掩蓋了永定副長官的歷史，而且均對明代慶遠府永安長官司之歷史隻字不提（或一言帶過），也沒有提及永順副土司統治區發生變化，特別是後者，土司地理研究遺漏如此重要的資訊（近讀龔蔭著《中國土司制度》也作如是認為的“永順副長官司，明弘治間以永安長官司改名”）。顯然模糊了明代慶遠府土司全貌，令人頗感遺憾。另外，《明史》記載永順、永定長官司正副長官“皆宜山洛西、洛東諸里人也”，這裡提到是人而非籍，可見四人都是宜山壯族土著（入籍三代以上），屬於“蠻夷”民族，設定長官司前文獻也提及“蠻夷弗靖”，因此按《大明會典》，蠻夷長官司正副長官分別是正七品和從七品，而不是普通長官司正副長官的六品和從六品，《明史 職官志》明確記載土縣知縣為正七品，所以論實力和統治區，永順、永定長官司之正長官沒理由高過鄰近的忻城土知縣品級，因此，上述三篇宜州/宜山土司研究文章認為永順、永定土司為正六品衙門也值得商榷。
以下照錄明代《萬曆廣西通志》關於永定長官司，永順長官司以及其正副長官原文：
●永順司在府城西南六十里，舊為宜山縣古陽、述昆等鄉永泰外裡、吉利中裡、夷江、端蘭、緣河、思農等裡之地。永定司在府城東南八十里，舊為宜山縣歸善、洛三等鄉洛南、洛富、洛東、洛西下里及莫往峒、洛分、洛一、都博等裡之地。正統六年，因蠻夷弗靖，司土者莫能控御，老人黃祖記與思恩土官岑瑛交結謀割地歸之思恩，遂以謀知縣朱斌備。時瑛方雄兩江，大將多右之，斌備亦欲籍以自固，遂為具奏，將地改撥岑瑛管轄。土人呶呶不服，韋萬秀以復地為名，因以倡亂。成化二十二年，覃召管等復亂，屢徵不靖。弘治間，委官撫之，各賊願取前地別立長官司以治。都御史鄧廷瓚為聞之朝，置永順、永定二司，各設長官一，副長官一，以地畀之，自是宜山東南棄一百八十四村地，宜山西南棄一百二十四村地。
●鄧文茂，宜山洛目里人，以僮民保，授懷遠鎮土巡檢。弘治間授永順正長官。文茂死，子纓襲。嘉靖三年，纓為劇賊韋召假所殺，奪其印。纓生嫡子鄧毓，又乞養同姓之子名秀，毓未襲死，遂為秀所襲，嘉靖末年，秀子鄧承印襲，承印死，子德楊襲。彭訪，慶遠衛指揮使彭英侄孫，附宜山縣下里籍。初英撫安述昆諸夷，恩信素孚，故訪亦為猺獞所信服。弘治間授副長官。訪死，子季濟未襲死，孫錡襲。錡死，子大武襲。萬曆十年，大武為叛目所殺，侄彭瓏襲。韋槐，宜山洛東里人，弘治間授永定正長官。槐死，子寶襲。寶死，子繼祖襲。繼祖死，子啟邦襲。繼祖、啟邦父子猛悍，便捷過人。嘉靖三十年，乘慶遠府知府閔旦新任，遣細人盜珠盒、筆架。越二日，後盜卓幃珠池，閔不之究。又越數夜，集三百餘徒劫帑金數千，閔終不敢問。啟邦父子盜恣。三十七年，知府秦檉新任，謀擒之。先檄各土司親謁，待以禮。啟邦見永順土司鄧秀、彭大武俱蒙殊眷，遂挺身出，檉令侍燕，寵以兕觥，啟邦喜出望外，自後出入府中了無嫌疑。一日，檄啟邦至懷遠分都亮地，啟邦如期至，檉先伏虎士於兩廂，啟邦入，虎士湧出擒殺之。後以啟邦子蔭發襲。韋朝和，宜山縣洛西里人，弘治間授副長官。朝和死，子陳襲，未授官死，子韋見襲。今故，終。
●永順戶三百三十戶，口二千十三，田地八十一頃九十七畝三分，米三百五十九石四鬥八升，起運本府廣盈倉。永定戶四百四十戶，口二千四十一，田地一百六十六頃四十九畝八分，米七百三十五石一斗三升，起運本府廣盈倉。
以下照錄清代《嘉慶廣西通志》原文：
◎以鄧文茂為永順正長官司。文茂傳子經，經傳子秀，秀傳子承印，承印傳子德揚，德揚無子，傳弟德威。
◎永順副土司【建置沿革見正土司】，明成化二十二年以彭訪為副長官司（案，實為永順長官司副長官，其統治區俗稱永順副長官司，位置在府西南宜山縣舊地）。
◎永順正土司至府城二百里，司境東西距六十八里，南北距一百五十里。永順副土司至府城四十里，司境東西距二十五里，南北距三十二里。永定土司至府城六十里，司境東西距二百里，南北距一百六十里。永定土司舊止壘石環署為垣，週二十丈，高五尺，無池。永順正土司舊止官署環以土垣，無池。永順副土司舊止官署，無城池。
◎衙門：永定土司署在三寨，草房，向南，永順正土司署舊在古桑，後移古臘，今在交倚。永順副土司署在思農（此地已是天河縣舊地，在府東北了），草房，南向。
◎永定土司原額民田一百八十頃零八十二畝零，除改土歸流外，實在四十五頃五十五畝四分七釐零，全熟升科不等。應徵秋糧折色米一百八十五石一斗八升一合零，應徵地糧銀五十五兩五錢五分四釐零，記憶體留銀二十四兩，起運銀三十一兩五錢五分四釐零，遇閏加徵銀四兩二錢八分三釐零。永順正土司原額民田六十三頃九十三畝一分六釐零，全熟升科不等。應徵秋糧折色米二百七十八石四鬥八升四合零，應徵地糧銀八十三兩五錢四分五釐零，記憶體留銀五十一兩五錢四分五釐零，起運銀三十二兩零，遇閏加徵銀六兩。永順副土司原額民田一十八頃九十二畝五分二釐零，全熟升科不等。應徵秋糧折色米八十石零九鬥九升九合零，應徵地糧銀二十四兩三錢，盡數起運，遇閏加徵銀一兩二錢。
以下照錄清代《道光天河縣誌》原文：
◎永順副土司世職附：永順副長官司彭氏，明成化二十二年以鄧文茂為永順正長官司，又以彭訪為永順副長官司。訪孫錡襲職，錡子大武從徵有功加千總。大武子瓏，瓏子希聖，希聖子澄，澄子忠韜，忠韜子升，以奪買民田革。子世基襲，世基子照宇，照宇子師鵬，師鵬子修齡。《（慶遠）府志》彭舉其先，山東益都人，父英，明初隨大將軍徐達征剿。開國有功，授慶遠衛指揮使。舉永樂初襲父職。時邊徼猺蠻數出掠為民害。舉嚴號令，有恩威，蠻人震懾，百姓安堵。子訪以剿平宜山七十二峒等處猺賊功授永順副長官，予世襲，今如故。
◎永順副土司，在府北四十里，東西距二十五里，南北距三十二里。
◎永順副長官司署在板臺村，舊在思農，遷今所。
慶遠府地域廣闊，地勢複雜，強勢的少數民族首領以個人利益為上，爭權奪利，塗炭人民，不服中央朝廷管治，叛亂頻仍，絕非什麼農民起義。他們憑藉險峻山區逃避朝廷打擊，使得官兵疲於奔命，了無可得，還消耗大量軍資，且官兵很難適應廣西氣候（春夏之交，瘴癘大作），因此“以夷制夷，威惠並行”的土司制度得以形成，也因此造成大片官地變成土司地區，司內實施的是農奴制，丁民難見王法，深受土官壓迫，欺男霸女，斬首割耳，屢見不鮮。明代比肩徐霞客的地理學家王士性撰《廣志繹》記載：“（土民）稍不如意即殺而沒其家，又刑罰不以理法，但隨意而行，故土民之苦視流民百倍”。實則是一種政治制度的倒退，歷史學博士，西南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馬強在其《土司歷史地理研究芻議——以西南地區土司地理為主的考察》也認為“改土歸流有利於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後性”，這也是土司研究學界的普遍認知，而並非施鐵靖教授撰《明代宜州土司政區地理研究》所說的“是英明的政治決策”、“是順應歷史發展規律的明智之舉”。因此改土歸流明清朝廷早想實施，奈何土酋恃險難剿，清雍正開始動手，直至清末才得以實施完成。從以上資料看出，明代慶遠府不但宜山縣官地流失，天河縣也是難免，出現土司割據官地，以至於《明史》感嘆“一旦舉而棄之於蠻，為失策雲”。透過比較，明代當代的記載可以修訂清修《明史》、《嘉慶廣西通志》、《道光慶遠府志》、《道光天河縣誌》關於明代歷史的錯誤之處，故得出以下結論：
★永定、永順土司設定時間應為弘治六年（1493年）五月，而非弘治五年，《明孝宗實錄》從正德元年（1506年）二月開始纂修，正德四年（1509年）四月修成，十幾年前的事件發生時間不會弄錯，比清修《明史》記載時間更可信。所以清《嘉慶廣西通志》記載永順副土司於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以彭訪為副長官司的時間也是不正確的。
★永定、永順土司是軍、政合一（非純軍事，其所屬兵部並沒有完全貫徹執行，而是由宜山縣而不是軍事部門慶遠衛承審。萬曆年間沈德符感慨地說：“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蠻夷長官司俱為文官，屬吏部文選司除授”，當然它們還具有聽徵作戰的義務，所以軍政合一比較符合史實）的正七品蠻夷長官司，而不是六品衙門。
★明代慶遠府存在3個土司，永安土司被滅後只剩2個（2正，即永定、永順），而非宜州史界說的3個（2正1副）。如果硬把正副分開算，明代慶遠府應有土司8個（3正5副，永安有3副土司），即使永安土司被滅後，也應有4個（永定正副、永順正副）。
★弘治九年（1496年）設置於天河縣地的永安長官司存在時間不長，弘治十五年（1502年），長官韋萬妙叛亂被知府姜綰誅殺，壽命只有6年。萬曆以後史料已不再記載，但不能抹去其歷史，其留下的轄區正好是清代的永順副土司轄區。
★永安長官司，其一正三副長官內耗極大，如同太平天國一樣，很快消亡，最後被永順副土司接管（時間未知，但根據地理位置在府東北天河縣十八里地可推定）。
★明代永順副土司本來與永順正土司轄區連片（明代《慶遠府圖經》記載：“永定司、永順正副司皆在府西大都”），即同在慶遠府西南，接管永安土司後位置轉移到慶遠府東北，避免與永順正土司激烈爭奪，因此壽命可拖延到清末，但也正是永順副土司彭姓長官非本地雄長，據說後來在爭鬥中被原永安司韋氏滅族，提前於永順、永定正土司改流。
★永定副土司僅傳2位，時間卻是三代人，其滅後地盤被永定正土司吞併，與永安長官司一樣，被清修史料抹去了，但它的確是存在過的。
★明代史料記載存在的兩個土司（正含副）是準確的，它們正副土司的轄區、戶口、田地、糧稅都是都是合在一起統計的，與清代兩正一副三土司統計口徑不一樣，因此符合明代史料沒有單列永順副土司的史實及制度。
★明代史料可以論證清代史料正誤性，排除一些野史、物料的謬誤，進一步證明歷史雖然是可以發展，進化的，卻不一定代表原始面貌。如彭舉、彭英父子關係，清修《慶遠府志》記載彭英是彭舉之父（P1161頁），而彭舉於永樂初已任慶遠衛指揮使，《明宣宗實錄》卻載彭英在宣德八年由慶遠衛指揮使升廣西都司都指揮僉事，明萬曆《廣西通志》也載彭英於天順元年再升任廣西都司都指揮使，顯然彭英是世襲永樂年間彭舉的慶遠衛指揮使，後累升廣西都指揮使的，只有子承父業的邏輯，這點從確定的彭英、彭舉官曆，可以論證，彭舉（明初隨徐達徵廣西並立功）是彭英的父親，所以清修《慶遠府志》記載是錯誤的，民國彭氏子孫所立《明故先祖敕封驃騎將軍都督指揮彭諱英公之墓》的班輩是正確的。
★明代永定土司與永順土司（均含正副）相比，前者不論轄區、田地、戶口數量均大於後者，實力更強（吞併了永定副長官司），敢與官府爭鬥，當然付出的代價也更大（見★條）。明清永定土司與永順土司田地數量變化不算大（清代割出部分地區）。
★明廷對土司是輕徭賦稅甚至免稅，主要採取的是貢賦政策，政治象徵性的（臣服）。慶遠府兩大土司200多頃田地，奈米不過1000石而已，關鍵還是3/5年一貢，而且朝廷也會按貨值回賞的。所以土司的叛亂大多數是土司之間、親戚之間的利益爭奪，違法亂紀有關，成為四處殺人搶劫的土匪，跟農民起義風馬牛不相及，民國劉錫蕃著《嶺表紀蠻》：“土司與土司，亦時自相攻擊，在過去之歷史中，凡屬徵蠻之役，十之九為土司互鬥而起”。反而是土司或土司聯合官府壓榨土民，才有可能引發“官逼民反”，但由於缺乏教化，殘害百姓的行徑也是令人不齒，所以很難成功。真正屬於“農民起義”的，明代廣西史料很少這種情況。張益桂、徐碩如著《明代廣西農民起義史稿》說：“因此在整個明朝的二百七十多年中，土官統治下的地區，雖然也有一些分散的反抗鬥爭和農民外逃的現象，但並沒有發生規模較大的農民起義”，這點在數十年前作者不懂辯證分析農民起義的含義常常胡亂冠名，需要讀者客觀判斷。
★土司擁有強大兵力，土官意志就是王法，而且違法亂紀（見★條）不怕官府懲罰。明鄺露撰《赤雅》記載：“土司法極嚴肅，鞭撻殺戮，其人死無二心”。明徐霞客也記載：“諸夷種之苦於土司糜爛，真是痛心疾首，第為勢所壓，生死唯命耳”。明萬曆年，岳飛後代慶遠知府嶽和聲《後驂鸞錄》記載了與犯罪六年而逃避處罰的永定土司長官韋蔭發的鬥爭經過。土司長官進城是帶著部隊的，韋蔭發的父親韋啟邦因殺人被前任知府秦檉設計擒殺（精彩故事在《粵西叢載 秦檉傳》），所以他的防備心很重，窩在土司裡始終不露面，審判他風險很大，最後嶽和聲巧妙的處理了“永定長官司刖其瑤人兩耳為江司理以謀反具申行剿旅拒案”，結果杖責韋蔭發數十板，罰米，短期拘押。這個刑罰已然算是薄懲的，是明廷對待土司“寬嚴相濟，剿撫兼施”策略的體現。
★土司頭目非常富有，用“富可敵國”形容都不為過。《後驂鸞錄》載：“萌發以長子率土兵五十餘人謁賀，其子首飾金抺額，身披繡甲，從兵皆手長矛，衣墨竹甲”——永定土司長官韋蔭發派長子韋世興進城拜見知府嶽和聲，帶著50多人衛隊，一身富貴土豪裝扮，派頭十足。《後驂鸞錄》載：“（韋蔭發）襲替三十餘年，廣轄一百八十四村，復益以清潭南鄉二里，置莊十所，莊各一妾，妾各一子，雄長於郡南十五里”。妻妾成群，完全是個土皇帝。
★明代《萬曆廣西通志》記載永順正長官鄧文茂子為鄧纓，孫為鄧毓，而鄧毓收鄧秀為養子，最後鄧秀襲為土司。清代《嘉慶廣西通志》記載鄧文茂子為鄧經，孫為鄧秀，襲為土司。姑不論血緣，鄧秀輩份差一輩，鄧文茂接任子孫名字也不同。期刊2010年第4期《廣西地方誌》撰文說：“知府林廷杓謊報鄧經（因其犯罪）病故，改名鄧秀冒充本人之子自襲。（鄧）纓與兄鄧經爭襲，曲說鄧秀乃鄧經養子，自己才是鄧經之子。兩院要慶遠府查辦。林廷杓派推官肖春玉處理，將鄧纓安插在北牙，讓他管龍門土舍”，抹去了鄧文茂孫鄧毓一代，孰是孰非？存疑待考。
★慶遠府土司地區因為不設學校，土民缺乏文化，利於土司漁民。明《嘉靖廣西通志》載：“那地、南丹、忻城、永定、永順正副土司，例不建學，文武生童附入府學”，這與明廷“詔土司皆立儒學”（《明史》）、“用夏變夷，宜有學校”（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的教化演變政策相左，雖可能辦有社學（民間學校），也掩蓋不了土司愚民思想。
★由於古代地名發生變化，土司間的地盤爭奪，要想完全把明代永定、永順土司的統治區幅員邊界找出來，是非常困難的。加上地圖測繪起於16世紀，即使明代（14—15世紀）土司史料記載有資料，留存有地圖，也僅是大概示意而已，民國《宜山縣誌》提供的土司地圖很難說是精確的。
★明代永定、永順正副土司最先均由宜山縣承審，永順副土司搬到天河縣改天河承審，這與南丹、東蘭、那地三州由慶遠衛承審制度相對應（《明宣宗實錄》）。所謂承審，就是承接審理民刑訴訟案件，類似於土司只有民刑初審權，流官府縣衛才是終審者，可想土司雖有行政管制權，但判殺司民等重大案件，都是違法的，事實上，土司枉法卻常常發生，這是“寬嚴相濟，剿撫兼施”的政策帶來的後果，所以明清朝廷唯一想到的，就是改土歸流。可是，改土政策，一直到清末才能實施完畢，可見土司的頑固與難治。只能說，土司制度是與封建社會相適應的一種特殊的社會制度。
結局：雍正七年（1729年），改土歸流，析忻城土縣功德、窖灰2裡、永定土司清潭、南鄉2裡置理苗分縣（民國元年裁），永定開始改流削弱。乾隆六年（1741年）析永順土司白土等二十四村入宜山縣置白土巡檢司（光緒三十年裁），也是弱化其實力，為以後順利改流打下基礎。道光五年（1825年）廢永順副長官司（其實與被滅族有關）。宣統二年（1910年），從法律上廢除永定長官司、永順長官司，迴歸宜山縣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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