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法家是春秋戰國時期諸子中最為鼎盛的兩大派別，也是分歧最大的兩個派別。儒家的思想總體比較偏於保守，不利於戰國列強的改革奮進。而法家思想主張順應潮流，變法圖強，但是忽視了民生和文化建設，缺乏道德感化力。兩大派別的優點和缺點都十分明顯。從戰國後期開始，儒法兩派就開始相互吸收對方的精華。這種趨勢一直延續到了西漢前期，最終形成了“儒法合流”的大一統思想。
一，戰國時代：從相互對立到相互吸收
儒家思想產生於禮儀之邦的魯國，在治國方面主張維護周代的禮樂典章制度，反對進行了社會變革。法家產生於公室蕩盡的三晉之地，他們主張廢除貴族政治特權，加強中央集權，實行了法治。兩派思想截然不同，勢如水火。法家想要推動改革，就必須在思想上否定復古、傳統的陳舊觀念。法家學派的代表人商鞅在秦國實行變法期間就禁止儒家思想的傳播，將儒家的禮樂、仁義、誠信、孝悌等稱之為“六蝨”，實行“燔詩書而明法令”的政策。
雖然兩派相爭不止，但是兩派的相互借鑑早就開始了。例如在魏文侯師事儒門子弟卜子夏、田子方、段幹木等人，又重用李悝、翟璜為相，樂羊、吳起等為將，開闢了“內儒外法”的先河。魏國法家重要的代表人物李悝是子夏的弟子，成為相國後推行變法，使得魏國走向強盛。李悝變法給商鞅變法和吳起變法提供了借鑑的藍本。從李悝變法可以看出，在魏國，儒家和法家思想有了初步的相互學習或者吸收，甚至融合。但魏文侯去世後，魏國的人才政策發生改變，中斷了初期的儒法合流。
魏文侯禮賢下士
魏國衰落後，戰國時代的文化中心轉移到了齊國。齊國有泱泱大國之範，在經濟上實行了農商並重的政策，在文化上也實行了兼收幷蓄的措施。齊威王為“招致賢人而尊寵之”，在齊國臨淄建立了稷下學宮。稷下學宮建立後很快成為了百家爭鳴的舞臺，諸子各派的許多重要人物都在此進行辯論、詰難、著作。在這個過程中，百家思想也相互吸收。最終稷下學宮的學術家門編著出了《管子》，這本書以黃老思想為主，兼收法家、儒家的思想，成為了百家融合的傑出代表。戰國末期的《呂氏春秋》也同樣以黃老思想為主，兼收百家思想的鉅著。
稷下學宮
戰國後期，百家思想的融合加快了。以儒學大師荀子為例，他曾擔任稷下學宮的祭酒，對法家思想了解也較多，也曾西遊秦國，對商鞅變法後的秦國稱讚有加。因此，荀子大規模吸收法家思想，推動儒學的創新。他吸收法家以法治國的思想，結合儒家禮治思想，提出了“禮法並用”；吸收法家的“霸道”，結合儒家的仁政王道，提出“王霸兼用”；吸收法家的性惡論，結合儒家性善論，提出了性偽論……荀子對儒學的創新開創了新儒學的先河，漢朝儒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二，秦朝到漢初：官方和民間儒法融合探索
秦朝建立後，為統一治國理念，實行了“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政策，將法家思想封為基本治國準則。為了鞏固法家思想的地位，秦始皇不惜採取“焚書坑儒”的極端措施。然而法家思想“嚴而少恩”，難以緩解社會矛盾。因此秦始皇也不得不採取一些儒家思想來加強民間道德建設。如秦始皇在齊魯招攬大量的博士，以供顧問，這些博士中大部分是儒生；秦始皇巡遊天下，刻石無數，除了宣揚自己的功勳以外，也十分重視端正地方的禮儀教化。秦朝竹簡《為吏之道》中也充滿了寬容忠信、善度民力、慈愛萬姓等儒家的道德訓導。
“以此為人君則鬼，為人臣則忠；為人父則慈，為人子則孝；能審行此，無官不治，無志不徹，為人上則明，為人下則聖。君鬼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志徹官治，上明下聖，治之紀也。”——睡虎地秦墓竹簡《為吏之道》
秦始皇
西漢初期，為了恢復經濟，漢初幾代皇帝都將黃老思想奉為治國思想，推行修養生息的政策。但是儒家思想也已經開始悄然登上了政治舞臺。劉邦稱帝后，叔孫通召集魯國儒生三十餘人，制定了新的禮儀制度。這套禮儀制度以周代禮儀為基礎，借鑑了秦朝朝禮，成為歷代禮儀制度的典範。叔孫通制定禮儀得到了後代的高度評價，司馬遷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司馬遷肯定了叔孫通對禮儀改造的肯定，並尊為漢儒之宗。
叔孫通制禮
在民間，儒學家們開始積極主動地吸收其他學派的思想，推動儒學的進步。陸賈是西漢第一位提倡儒學治國的思想家，他以儒家為本、融匯黃老道家及法家思想，提出“行仁義、法先聖，禮法結合、無為而治”的綜合思想。賈誼寫下了《過秦論》《論積貯疏》、《陳政事疏》等政治議論文，主張以秦為鑑，施行仁義，“改正朔、易服色、製法度、興禮樂”。同時他又吸收了法家的重農抑商、權勢法制，並針對當時的諸侯問題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方針，成為漢代削弱諸侯的指導思想。
“仁義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勢已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眾髖髀也，釋斤斧之制，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刃不折則缺耳。”——賈誼
賈誼
三，儒法合流的完成——內儒外法
儒法合流的最終完成是在漢武帝時期。漢武帝繼位時，竇太后掌權，地方諸侯依然具有一定的勢力，邊患也日益嚴重。漢武帝力圖改變黃老學派無為而治的局面。由於漢武帝從小受到儒家教育，竇嬰田蚡等大臣都傾向儒學，因此推行儒學已經是大勢所趨。
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此舉遭到了竇太后的反對，儒生轅固生被殺，罷黜百家暫時告一段落。公元前136年，漢武帝設定“五經”博士，儒學開始成為官方思想。第二年，竇太后去世，“罷黜百家”得以實現。
漢武帝
此時，儒家吸收百家思想改造儒學已經基本完成，新儒學誕生，其代表為董仲舒。董仲舒吸收了法家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等觀念，提出了“春秋大一統”、“君權神授”；又結合陰陽學派的思想，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等理論，並將儒家的綱常總結為“三綱五常”。董仲舒完成了自荀子以來的儒法思想大綜合。公元前134年，他在《天人三策》《舉賢良對策》中向漢武帝闡釋了自己的思想主張，得到了漢武帝的推崇。
董仲舒
隨後漢武帝根據董仲舒的主張實行了“獨尊儒術”，建立太學“養天下之士”，行封禪之禮，進行太初改制，建立年號以鼓吹儒家天命觀。在選官方面實行察舉制，以儒家的孝廉作為選官依據。在地方建立學校體系，教育的教材為“五經”。這一些列的改革標誌著儒學成為了中國的正統思想。隨著這一系列制度的推行，儒家思想滲透到了帝國政治、法律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漢代太學和獨尊儒術
這裡的成為正統的儒學並非是先秦孔孟之學，而是儒法合流後的新儒學。新儒學成為了正統，其他學派並沒有完全遭到摒棄。漢武帝身邊人才濟濟，有信仰道家的司馬談，劉德，有法家酷吏張湯、公孫弘等。漢武帝尤其注重法家思想，在很多人看來儒學只是帝國的輔助和裝飾，法家才是其內在。“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人們將這種治國理念稱為“內儒外法”，這一理念成為了漢朝的治國基本理念。漢宣帝曾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漢代之後，法家作為一個單獨的學派便走向了消失，其主要原因在於儒法合流的形成，使得法家思想和儒家趨同；另外獨尊儒術的推行實行天下文人基本都成為了“儒生”。儒法合流是學術的一次大綜合，也是大一統時代在文化領域的表現。儒法合流給儒學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使得儒學得以復興。相容幷蓄，眾採百家之長成為了儒學在歷史長河中保持生機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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