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國時期陶執卷女俑
在考古人員眼裡，一座古代墓葬，宛若一座歷史寶庫、一把神奇的鑰匙，它的發現既可展現奇珍異寶，又能印證歷史填補空白。1985年，西昌北山發現了兩萬平方米的火葬墓，經過考古專家的搶救發掘，驚人發現，這並不是普通的火葬墓，而是大理國時期的火葬墓。
隨著一系列的文物浮出水面，南詔與西昌之間無數個風起雲湧的歷史故事一幕幕重現，西昌是如何被南詔攻陷成為一座空城、大量移民給西昌帶來了獨特的火葬習俗、好戰的景莊王在西昌離世……這些鮮為人知的千古絕唱在文物身上被喚醒，火葬墓背後，呈現出的不僅是南詔對西昌的影響，還反映出唐宋時期，西昌城裡以白族為主的南方少數民族的文化特色。
火葬墓中出土的板俑
南詔野心勃勃揮軍北上，西昌淪為一座空城
很多人都不知道，西昌曾經是南詔的領土，唐宋時期，南詔和大理國金戈鐵馬，馳騁雲貴高原，新舊唐書和宋史都有光輝歷史的記載。說起南詔與西昌之間的故事，就得先說說南詔和大唐之間的恩怨情仇。
公元859年，大唐朝廷一派動盪，沉迷於求道修仙的唐宣宗李忱，因服下方士的長生不老藥，中毒駕崩。宦官外戚逮住機會，擁舉驕奢淫逸的太子李漼草草繼位，也就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唐懿宗。
同年，遠在雲南的南詔王豐佑亦薨，段氏、楊氏等大姓勢力扶持十六歲的蒙世隆接管了南詔，史稱景莊王。
談到蒙世隆的一生，只能用一個“戰”字來概括。年僅十幾歲便屢次請願隨軍征戰，繼位之前的他早已統帥大軍，戰爭對他來說無疑是獲得權力的最好方式。
南詔原本就是蒙氏的天下，自建立起，共經歷了十三代王，在這十三代中最富爭議的，當屬世隆，他的繼位，讓南詔連同周邊地區都陷入了經年不絕的戰亂。
宣宗新喪，唐朝派使者向南詔告喪，卻未曾向世隆之父悼祭，在給南詔的詔書中也未曾提到冊封世隆一事，世隆心生不滿，傲慢打發了唐使。見使如見國君，唐使在南詔受到委屈，回長安後自然免不了向唐懿宗告狀，指責世隆狂妄無禮，不把皇上放在眼中。朝堂上，唐懿宗勃然大怒，決定不予冊封世隆。
此時的唐朝已經進入了衰敗的晚期，而南詔的經濟、文化卻持續繁榮，軍事力量達到雄厚的地步。許多大臣開始勸世隆稱帝，自己給自己冊封，不做唐朝的藩屬之臣。如此一來，年輕氣盛的世隆更是堅定了反唐的決心。
公元859年，世隆在雲南登基稱皇帝，改國號為“大禮”，改年號曰“建極”，拒絕再向唐王朝進貢，南詔與唐朝的關係正式宣告破裂。
南詔從建立起，政局一度穩固。世隆繼位後，日益膨脹起來的武力，立刻找到了出路——唐朝的邊境成了掠奪、侵擾的物件；同時，他調動南詔各方力量，形成了強大勢力與唐朝抗衡。
公元859年至874年之間，南詔為了維持統治、擴大疆域，多次出兵西昌，發起大規模的擄掠性戰爭。並以西昌為據點，把戰爭推向成都，先後在成都、西昌等地擄掠子女、百工數十萬，以及數不盡的珍寶財物。
據文獻記載，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使“成都以南，越巂（今西昌）以北，八百里間，民畜為空”。可見戰爭之殘酷，西昌在當時淪為了一座空城。唐朝面對虎視耽耽的南詔進犯，根本窮於應付。
公元860年，南詔打敗唐朝守軍，最終佔領了西昌。
公元876年，世隆仍以西昌為前線，親自上陣指揮作戰，但此時的南詔已不同往日，南詔軍節節敗退，世隆積勞疽發，一病不起。公元877年2月的一天，年僅33歲的景莊王在西昌去世。
有專家指出，景莊王的墓葬至今未被發現，如果發現，那將又是一番轟動的大場景。
大理國時期陶牽馬武士俑
火葬盛行，南詔移民帶來的喪葬習俗
南詔佔領西昌後，帶來了大量的南詔移民填補這座空城，同時廢除唐朝在西昌的建制嶲州，改立建昌府。火葬的習俗，也就此在西昌開始盛行。
南詔是個十分奉信佛教的地方，其統治區域到達哪裡便把佛教推行到哪裡，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南詔的喪葬習俗也與中原地區有著不同，他們相信人來於塵也歸於塵。明朝野史《淮城夜語》中對南詔和大理的喪葬習俗略有記載，段氏繼承南詔疆土改國號大理，鑑於前朝王陵劫難，自此不再興建王陵地宮。上至國王下至達官，死後一律仿效佛教之僧人涅磐，遺體火化，收骨殖保存於崇聖寺三塔地宮。
而普通百姓的火葬，更簡單。
1985年9月—10月，四川武警三支隊在西昌北山修建水池，挖到一些火葬罐，隨即，他們通知了涼山州博物館。緊接著，考古人員對西昌北山的火葬墓進行了一次搶救性發掘，在160平方米的發掘範圍內發現火葬墓150餘座，這次發掘收穫頗豐，為深入瞭解西昌的火葬墓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
南詔時期的火葬方式，雖然簡單，但也有它的獨特之處，墓的分佈十分密集，墓葬的間距一般不超過1米，間距最小者僅20—30釐米。每座墓葬的位置沒有很明顯的規律。火葬墓的墓坑均為圓形豎穴土坑，坑的直徑深淺視所埋入的火葬罐的大小而定。火葬罐置於坑中，有兩套罐（即罐中另放一罐）、三套罐，但大多數為單罐。部分火葬罐的外周或兩套罐的罐與罐間隙中，等距離的放置五個陶板俑。火葬罐放人坑內後，就近用土或火葬後的木炭屑掩埋，個別火葬罐還放在石槨內。
北山火葬墓中出土的五個一組陶製板俑已被定為國家一級珍貴文物
火葬墓多為層層埋葬，上下時期不同。幾乎每座火葬墓上都有打製過的石塊，石塊是一種尖石，大小不一，狀如塔形，石上多刻有姓氏楷書，已經發現的姓氏有：“楊、張、趙、何”等；另一種刻有蓮花狀刻的佛教圖案石塊，上面也有楷字記載。
這批火葬墓共出土了1000餘件文物，有瓷器、陶器、銅器和鐵器。其中五個一組的陶製板俑已被定為國家一級珍貴文物。出土的一套陶俑造型細膩生動，為同時期陶俑中的精品。
火葬墓可初步分為早晚兩期，早期火葬墓不封不樹，地表無任何標誌，晚期火葬墓的上面立有圓餅形石墓誌或卵塔形石墓幢，還發現一件作金剛杵形的墓幢和一通在自然卵石上鐫刻志文的墓碑。
圓餅形石墓誌，均蓋在火葬墓的坑口，墓誌正面大多鐫刻曼茶羅圖案，圖案均呈八角形，也有少量呈十角和十二角形的。圖案上，鐫刻有梵文和白文、漢文，梵文是佛菩薩的種子符號，白文是由漢字改造的一種文字，內容為幕主姓名和官職，漢文內容則為“追為亡人某某神道”。
火葬墓出土的器物分葬具與隨葬品兩類。
葬具為各式火葬罐，分陶質和銅質兩類，以前者為大宗。陶質火葬罐又有夾砂紅陶、泥質陶罐和上釉陶罐三種。其中最多的是外壁飾以蓮瓣紋和肩部飾十二生肖的陶罐。
大理國時期陶生肖俑
很多人在第一眼看到罐內白骨上的經文，都不知其意，更感覺不可思議，千百年前的硃砂字型，竟然至今還儲存完好。
其實，這也是佛教思想的另一種表現，人在去世後，進行火葬，待屍體焚燒到骨骼呈灰白色時，選頭骨及大塊骨骼，用硃砂或金粉在上面書寫梵文經咒，以超度亡靈，然後將骨骼按順序放入陶瓷罐內安葬。有的還在罐底鑿一個孔，以便讓“靈魂”出入。火葬後即使將骨灰再埋葬，也沒有墳頭。
火化後的骨殖分層放置於罐中，一般肢骨在下，頭骨在上，大塊的骨殖上都有用硃砂書寫的梵文咒語，其上再貼以金箔。隨葬品如銅片、銅蓮花、銅鏡、銅手釧、錢幣等，一般放在罐底。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即每一個火葬罐中都放有影青瓷器或白瓷器，無瓷器者則放有影青瓷片或白瓷片。
西昌的火葬墓全部分佈在西昌市近郊，目前發現的墓地有北山、小山、桑坡、姜坡、楊家墳山、新村6處。其中北山火葬墓群規模最大，面積達2萬平方米，是除雲南之外，唯一一處規模最大的火葬墓。
綠釉陶蓮瓣紋火葬罐，歷史的見證者
綠釉陶蓮瓣紋火葬罐
在北山火葬墓中，綠釉紅陶罐並不少見，其中的綠釉陶蓮瓣紋火葬罐最為典型，是國家一級文物。陶罐在當時的人們日常生活中，是極為普通也最常見的用具之一，但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它卻是南詔在西昌建立政權這段歷史的見證者。
而綠釉陶這項工藝，至今在我們身邊也有跡可循。
釉陶是表面施釉的陶器。釉陶的著色劑，綠色是銅，黃色是鐵，助熔劑是鉛，燒成溫度在800度左右。綜觀釉陶在世界範圍內的產生歷史，在陶器上施加低溫釉並非最早出現在中國。中國釉陶的起源仍存在一定爭議，但可以確定的是，我國釉陶技藝的產生和發展與絲綢之路的開通有某種程度的關聯。
而川滇釉陶的工藝，在釉陶歷史上也是頗負盛名。
川滇釉陶經歷漢代的繁榮後，進入黑暗期。從兩晉至唐末，釉陶在川滇極少出土。也許是因為雲南地方勢力割據，導致絲綢之路中斷，又可能當時流行薄葬，致使這一時期物品難以流傳下來。
唐末五代，釉陶在川滇再度興盛。南詔國統一雲南，使絲綢之路暢通無阻。由於南詔全民信教，流行火葬，大量的火葬罐被生產出來，由火葬罐的帶動，生活日常用品也開始使用釉陶。
在西昌以南的會理縣，至今還保留著古老的綠釉製作工藝，是四川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也被稱為“中國唯一的綠陶”。
會理綠陶製作出來的缸、缽、壺、罐、碗、碟、花盆和花瓶等家用陶瓷，大多以綠色為主。乍一看，粗糲土拙，細細品味，其器型獨特，古樸簡潔，巧奪天工。
會理綠陶採用天然孔雀石配釉，經1200多度的高溫氧化焰，燒製呈寶石綠色而得名。會理的綠陶密度高、聲音清脆、無鉛無毒、抗酸鹼，結實耐用，養生環保，當地人稱用綠陶壺泡茶3天不壞。
有專家指出，會理的綠釉配方及製作工藝流程與邛陶綠釉是同一個釉種，用同一種方法制成。眾所皆知邛陶是毀滅於戰亂斷燒於唐代，會理是南詔國的屯兵要地，會理的陶瓷是否有源於邛陶，並無史料佐證。
原涼山州博物館館長、研究員劉弘曾經這樣分析西昌的火葬墓的隨葬品：“西昌是已經發現的這種墓葬的最北端，墓葬最多，文物最豐富，但西昌陶器以土陶為多，不及雲南楚雄州的青花瓷罐精美。”
幾乎每一件文物背後都有著一個蕩氣迴腸的故事，既回味悠長，又讓人流連忘返。西昌火葬墓背後，是南詔興盛與滅亡的故事，是佛教密宗對當時社會影響的縮影，佛教於南詔初期開始從中原、印度、吐蕃等多地逐步傳入，傳入後得到了王室的支援，最後促成了南詔大理國多個宗派共同繁榮的佛教盛世，造就了南詔大理國豐富、珍貴的佛教文化遺產。那麼，在全民信教的南詔政權下，西昌還有哪些佛教思想的產物流傳下來呢？在下一期的故事裡，我們再來追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