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二十三年十月，己未，防海兵以要挾雙糧鼓譟，薊鎮督、撫、道臣擒其倡亂者正法，餘黨盡驅南還，奏聞兵部覆請，報可。”——《神宗實錄》

對於“薊州兵變”，史書中並沒有特別記載，只說“鼓譟，挾增月餉”，然後薊州總兵王保誘殺，並且說是“兵變”，兵變的就是戚家軍，“戚繼光所募也”，事情發生後，給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時鳴不平，認為是誣陷，但由於有御史馬文卿、尚書石星等人的庇佑，王保還成了平定兵變的功臣。

另外明代諸葛元升所撰的民族史書《兩朝平壤錄》中記載：“平壤南兵撤回時，以王尚不給鼓譟於石門寨。總兵王保與南兵有小忿，遂以激變聳惑軍門，千三百名保盡誘殺之，人心迄憤惋，故招募鮮有應者。”

萬曆年間的李化龍巡撫遼東，上奏《撫遼疏稿》，是講到：“査得吳惟忠所領浙兵，原系防倭兵數，前者東征稍有損傷，合無人募足三千七百名，其安家銀兩即取足於寬奠募兵營內，或即於臺兵內抽補，令駐紮上海、石門等處操練，遇有倭警，調發鳳凰城一帶防禦，無事仍回薊鎮。”

“薊州兵變”對於明代的影響是深遠的，以嚴明的軍紀、百戰百勝的戰績聞名的戚家軍慘遭友軍屠殺，寒了多少人的心，“人心迄憤惋，故招募鮮有應者”，這場尋常又不尋常的兵變，讓史官並不願多記載。

說它尋常，是因為明朝萬曆年間發生了不少兵變，如萬曆十一年的東安兵變、萬曆十五年的鄖陽兵變、萬曆十六年的陝西兵變、萬曆四十六年的貴州兵變、萬曆四十七年的宣鎮兵變等。

不得不說，一連串事件的發生都是在張居正死後，世間再無張居正，懂得已是千帆過，從嘉靖年間到萬曆年，張居正不能說毫無汙點，也是隻千年狐狸，但萬曆初期，張居正改革，老父親離世都沒有回家守制，為的還是大明江山。

整頓吏治、鞏固國防、增加財政收入，張居正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在軍事上，張居正任用戚繼光、李成梁等人，因戚繼光有了戚家軍，李成梁鎮守遼東30年，邊帥武功之盛，200年來前所未有，凌雲翼、殷正茂等人則是平定了西南叛亂。

不過與李成梁不同，戚繼光早在嘉靖年間就登上了歷史舞臺，並且認識到明軍的戰鬥力不強，出現有臨陣脫逃的情況，因此戚繼光想要自己組建一支軍隊，而胡宗憲把義烏喬亭人馮子明介紹給了戚繼光，戚繼光手下的第一批軍就是馮子明在義烏招募的青年農民。

而戚繼光罷去所部舊兵，前去義烏招兵時得到了兵部尚書胡宗憲的同意，而胡宗憲於嘉靖四十四年冤死在了獄中。吳惟忠則是以武舉人任把總，在嘉靖四十年跟隨戚繼光首戰台州。

明穆宗即位後，重用了徐階、高拱、張居正，讓譚綸鎮守薊遼，譚綸發現邊防軍的素質太差，就向朝廷推薦了戚繼光，讓戚繼光到薊州練兵修長城。

從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到萬曆十年（1582年），23年間戚繼光及其戚家軍歷經胡宗憲、張居正等人，立下赫赫戰功，其軍隊素質之高，有目共睹。萬曆十年，張居正病逝，戚繼光、李成梁等人的命運隨之改變，戚繼光先是被調往廣東，後於萬曆十三年罷免回鄉，3年後，戚繼光在家中病逝。

而要說“薊州兵變”不尋常，自然是因為戚家軍經受過嚴格的訓練，有保家衛國的思想，不掠奪等品質，萬曆二十年，吳惟忠領兵奉命援朝抗倭，當時圍攻平壤，說的是第一個攻上平壤城頭的賞銀五千兩，朝鮮史冊以及明史皆有此記載，戚家軍在朝鮮亦有很高的評價。

但首先登城的戚家軍既沒有領到賞銀，還被欠餉，吳惟忠被罷黜，戚家軍被遣返原籍。戚家軍討薪未成，還都被王保給誘殺了，冠以“兵變”的罪名，何其哀哉！

“薊州兵變”後，再無戚家軍，之後的浙兵都不是戚家軍，而戚家軍的落幕，也意味著大明從此日落西山。